我断断续续读过钟朋荣同志写的文章。他的文章深入浅出，活泼生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无论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的见解，都会被其新颖的论点所吸引。最近读了他新出的书：《谁为中国人造饭碗》（第三版，中国经济出版社），更加深了我原有的印象。
这本书研究的是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造饭碗”就是解决就业。这是中国面临的跨世纪难题，甚至可以说是最难最难的问题。这个问题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国民经济中许许多多重大问题的解决。不解决它，其他许多问题难以解决。反过来，其他问题不解决，它也难以解决，而这也是其难以解决的原因之一。
正因为这个问题很难、很大、研究它并非易事，必须把视野扩大，不就事论事，必须触及有关的各个方面。
我国的就业问题究竟有多难、有多大呢？那要看怎样统计失业人口。如果像现在统计部门用的统计口径，只算城镇登记的失业人数，那问题就不算大，解决起来也不很难。去年才不过3.1%，比一些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都低，而且比有些国家还低得不少。按西方的就业理论，3.1%已经是比充分就业的比率都低了。
钟朋荣说，失业统计应包括农村失业。有道理。因为农村中隐性失业人口为数庞大，他们大量地跑到城里来找工作，每年都有几千万人在各地流动。这种就业压力是不能闭着眼睛不看的。当然，农村失业人口统计起来很困难，因为他们不像城里的失业人口，找不到工作就没有填肚子的饭碗。农村的失业人口是隐性的，土地承包使农民都有了那么一点地，有土地就有一个饭碗，不考虑其他原因，有了地总有一口饭吃。这种隐性失业人口的存在，表现为劳动者闲着没事干，劳动时间大量损失。劳动生产率很低，饿不死，也吃不好。把这部分失业人口统计进来，那么失业率就不是3.1%。
农村失业人口如何计算，钟朋荣在书中进行了讨论。既然要在失业率中加进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那么城市里的隐性失业人口也要加进去了。这是钟朋荣的主张，有其道理。近几年，我国城镇失业问题加剧，就与国有企业等部门部分地释放隐性失业人口——下岗有很大关系。
钟朋荣还主张在失业率中加进城市未登记的失业人口，这个意见不太好考虑。西方在统计失业率时也是就登记的失业人数计算的。一些人不去登记失业固然原因很多，但很可能是没有就业的要求。既然不愿就业，硬要把这些人计入失业率中就不大说得过去了。
失业率可以有不同的算法，并不彼此排斥。不同的失业率对观察特定的失业情况各有用处。当然，为了对就业问题有多大、有多难能有一个正确的概念，统计得越全越好。我们不妨有多个口径统计的失业率。
要了解我国的就业问题有多大、有多难，还要了解我国的失业是怎样一种类型的失业。摩擦性的失业，任何时候都会有，那不是什么大问题。今天我辞职不干了，想找一个更好的工作，在没有找到以前，我失业了，那并不是由于就业岗位不足造成的。经济增长有周期，繁荣阶段就业较充分，衰退和危机阶段失业增加，既然经济的增长有周期，这种周期性的失业就不可避免，在衰退和危机阶段过去后，经济进入复苏和繁荣阶段，就业自然增加。为了解决这种类型的失业，需要实行反周期政策，减轻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防止经济大的衰退和危机的发生。结构性失业大多是在经济结构变动中发生的。香港的失业率上升就与大量制造业迁往内地有关。
我国的失业问题究竟是哪种类型的失业？应该说，在转入市场经济中，各种类型的失业都有。钟朋荣认为，我国的失业属总量过剩型失业，那是指需要就业的人数太多，现有的经济规模绝对容纳不了。这个判断是对的。既然是总量过剩的失业，解决起来就很难了，而且是非短时间所能解决的。因为除了控制新增的就业人口供给外，只能靠增加需求来解决，那就要快速发展经济，扩大经济的规模，增加经济的总量，需求总量增加了，才能逐渐吸纳需要就业的人口。由于中国的失业总量太大，这是绝非短期所能解决的。钟朋荣提出的关于中国人造饭碗的许多主张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例如，用“铁手腕”控制人口，加快经济增长；如果有可挖掘的资源潜力，增长速度可以达到10%或12%。为此，他主张适度通货膨胀，每年物价上涨不超过10%即可；尽可能多地投资，少消费，投资规模越大越好，发展直接融资，不限制股市的上市规模和数量，等等。相应地，他还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和操作建议，并进行了论证。这些都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闲置资源，造更多的饭碗，以适应庞大的失业人口总量。
要造更多的饭碗，不要只靠政府，甚至主要不能靠政府，而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大家都来造饭碗，要用市场经济的办法。钟朋荣提出的办法是：让闲置的劳动者去造明天：造地、造路、造人（提高人品质量）、造环境（发展第三产业）；鼓励人们为自己造饭碗：劳动者应白手起家，勤俭创业，政府应提供方便，创造更宽松的环境，降低税负；鼓励有产者为有劳者造饭碗：鼓励人们致富，鼓励积累财产，发展民营企业，办民营企业试验区；扩大出口，鼓励人们到国外打工；请“老外”来造饭碗：引进外资；男人留岗，女人回家：政府只养妇女，不养男人，妇女阶段性就业、非全日制就业。
对每一种办法，钟朋荣都作了论证，并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和操作建议。
钟朋荣在本书中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思路、建议，都是应该认真思考的，即使是在我不同意的某些论述中，仍有值得思考的方面。
就业问题，如前所述，必须扩大视野，不就事论事才能找到解决的途径。而且，在我国加快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对就业问题的思考也必须有根本的转变，摆脱计划经济造成的各种狭窄的框框，从市场经济中找出路。钟朋荣的这本书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对钟朋荣在这本书里提出的一些论证、思路、办法、建议，有些我同意。例如，鼓励人们自己造饭碗、鼓励有产者为有劳者造饭碗、请“老外”来造饭碗等，都是很好的思路和建议。我是同意的。
有些我不大同意。例如，尽可能多投资、少消费；积蓄更多的资金为失业者造饭碗。我不完全同意。对我国来说，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是必要的。但投资绝不是越大越好，如果投资过度，压抑了消费，最终会使经济增长遇到市场消费需求不足的约束。他反对消费信贷，我不赞成。他说，发展直接融资不会产生投资膨胀，投资的增长不会导致物价上涨，值得商榷。他提出男人留岗，女人回家，我也不敢苟同。
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例如，应注意发展直接融资，扩大证券市场的规模，塑造能对投资承担风险的投资主体，就是很好的意见；又如增加有效益的投资，让某些妇女阶段性就业和非全日制就业等等，都是有意义的。
总之，我是抱着相当大的兴趣来阅读这本书的，我相信有很多人同样会有兴趣读这本书。
原载《经济参考报》，1999 年7 月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