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代远——
1936年,因接应红四方面军我去了新疆和邓发接头,到约定地方未见到邓发,就回苏联了。
1936年,中央指示我们,西路军损失惨重,应想法组织起来,整顿一下找个出路。当时决定****同志代表党中央,还有我、冯铉、段子俊、李春田,赴新迎接西路军。我们未走之前,见过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一两次,向他们反映红军长征情况。他们问要什么,我们提出西路军进疆缺弹药等。他们表示要大力帮助,有90辆坦克,90门大炮,让我们看。我们很高兴,想接到西路军后搞开一个局面。
我们到边境后,恰遇“双十二”事变,我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让我们停下来等候指示。****同志流鼻血很厉害,就用飞机送到阿拉木图治疗。我们住在边防军一个营长家,他有妻子、母亲、两个男孩、一个女孩。正值冬天,常下雪。没书读,只有俄文报,让冯铉给我们读读;也没事干,很寂寞,就打扑克。后来接到指示,和****同志一同出发去迪化。盛世才派了一个顾问,给了一辆汽车,给我们每人一件牛皮大衣,穿在外面,羊皮大衣穿在里面。我们到了迪化,盛表示欢迎。
这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宋侃夫等同志已到星星峡一带,我们才知道西路军只有几百人了。苏联给了那么多东西不好要,要了也拿不了。和盛谈到西路军入疆,对外叫新兵营,在新疆训练干部,学飞机、炮兵、无线电等。盛同意,派了一个顾问(苏籍)同我们一起,还派了汽车,一个团(团或营记不清了)去迎接。盛的顾问提出要我们放下枪,以免出事。****同志说我们是去训练干部,是盛同意的,我们不干涉其他事务,不能放下枪,放下枪不成了投降?最后我们胜利了。那时盛对我们是又怕又爱,怕是怕我们干了他,坐不稳;爱是想和我们拉关系,表示亲苏亲共。
1937年5月,西路军由星星峡到达迪化。新兵营住在东门外一带,我们也住在新兵营,和盛接头全由****同志负责。陈是中央代表,我不公开,只是当个助手。我们按营、连、排把新兵营组织了起来,组织他们学文化、政治、飞机、炮兵、无线电。我们着重从政治思想上进行正面教育。当时不少人要去莫斯科学习,我们说服先在此训练一下再去。同志们思想很复杂,****同志很耐心,做了不少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中央派了周小舟同志来新,公开担任八路军代表驻在新疆。我们争取援助,盛给了3万件皮大衣,一批机枪。周初来时,盛曾问我们:派来了个姓周的,是不是******?我们未见,当然不知。一次开会,盛介绍给我们,才知是周小舟。不久,中央调周回去,让我公开担任了八路军驻新代表。
这一期间,我们一直未和地方上发生什么关系。盛也怕我们。我们请他到新兵营来看看,保护他的安全,建立了一些感情。
王明、康生由苏回国途经新疆,盛设宴款待,我也参加了。盛给王明一万美金,王不要。盛说是帮八路军抗战的,王才收下。党中央派了邓发同志任中央驻新疆的公开代表,****同志回到了延安。中央又派了徐梦秋、毛****等来新疆。有的人本拟去苏联看病,因盛一再向中央要干部帮助他建设新疆,所以毛****等暂时未去苏联就留在新疆工作了。
当时,苏联总觉得新疆那里民族落后,人口少,不主张发展党组织,多派干部,怕搞急了,像他们国内似的出问题。
我很想回延安。我同李先念、程世才等一批干部,带了些机枪、大衣等回到延安。
段子俊——
1936年10月或11月,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王明、康生突然通知有紧急任务,要我马上去****同志那里报到。我原在国民党白区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暴动失败后,党组织派我到苏联学习无线电工程专业,这时已经毕业。根据我学的专业,我想这是组织上要我回国为党建立秘密电台。我按指定地点报到后,一行五人便奉命从莫斯科出发,先去阿尔马达。五人中有****、滕代远、冯铉、我和李春田。冯铉是俄语翻译,我也会俄语,其他三人不大懂俄语。我们到阿尔马达后,每个人都换上皮大衣毡靴,转乘载重汽车,经过一天路程到了边境上的一个小城。与我们接头的都是苏联红军驻边疆的格别乌系统的军人。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的任务是援接西路军。
在苏联边境小城,我们住在苏军骑兵中校家里。****同志住的是一个小房间,我们几个住在一个大房间。我与冯、李三人晚上搭铺在地板上。因西安事变爆发,在这住了很长时间。我们到达迪化时,已经是1937年4月底了。在迪化停留三四天后,盛世才派来几十辆汽车,我们跟着汽车队去星星峡迎接西路军指战员。这时李先念等同志已先我们到达星星峡,到达星星峡的西路军将士约400人。
西路军到达迪化后,开始驻在西大桥纺纱厂。同年六七月间又搬到盛世才的军营驻地,对外叫新兵营。记得搬到新兵营后,陈云和滕代远同志住在里面的一个小间,我和冯、李三人住在外面一个大间。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黄超、郭天民等都住在正屋里。迪化有家医院是苏联人开的,院长和主要医护人员都是苏联人。我因懂得俄语,****同志派我多去医院做联络,负责接送新兵营的伤病员到医院治疗。另外,我还承担一些杂务和教学工作,如帮助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学算术等。
经****、李先念等同志商定,把新兵营编成一、二、三、四大队和一个干部队。王子刚、宋侃夫、刘寅组织了几个报务员,胡正先每天用收音机收听新华社消息,并记录下来供****等同志参考。在新兵营组织学习党的路线和时事期间,黄火青交出两本张国焘反中央的文件,给了****同志。在那段时间里,陈云和滕代远同志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和路线教育工作。一方面组织指战员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一方面组织指战员学习中央文件,学习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始是上小课,过一个月后上大课,由****同志亲自主讲。
在新疆期间与盛世才谈判,主要是陈云和滕代远同志一道去的。有时****同志一个人去,有时是与李卓然等同志一起去的。
1937年8月下旬,共产国际来电要我到莫斯科。我到达莫斯科时,王明、康生已经离开莫斯科回国了。此时的国际代表团团长是王稼祥。他告诉我,共产国际想积极援助我们,将原先运到边境上给西路军的一批武器,准备经外蒙运到延安去,让延安派人接收,并要我参与这一工作。他又说现在已经晚了,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再这样办就会影响国内的统一战线,所以党中央主动提出此时不便接受这批武器。于是,10月底我便与许光达、高自立一起从莫斯科回国,途经新疆住在南梁招待所。这时****同志已经回延安了,由邓发同志接替工作。
记得我第一次随****同志从莫斯科回国时,中央与共产国际还没有直接电报往来。我1937年11月初第二次从莫斯科回国时,捎回一批电讯器材,能建一台较大的发报机和电台联络讯号。后又带给我密码,以便到延安后,能与共产国际取得直接联系。1938年1月,我们50多人,全副武装,乘坐苏联援助国民党抗战物资的汽车直到兰州八办,而后乘汽车经西安回到延安。延安与共产国际的直接电讯联系是1938年三、四月间才建立起来的。当时我是军委三局二科科长兼无线电工厂厂长,邱均品是电台台长。为了祝贺直接电讯联系的成功,中央还给我和邱均品写了封表扬的贺信。1939年8月至1943年,中央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来往电报,是通过专门设立的一个系统,当时由我负责专管这个电台和电报翻译。每次来电后先是交康生,后来由任弼时同志转中央。
林超——
我是工人出身,14岁就离开中国到海参崴远东造船厂做工。1930年我在船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船厂是5级工,每月140卢布,本身消费30卢布,剩下的钱都买了公债。我家庭是贫农,有母亲,但我没有捎钱给她。当时想法就是,只有帮助了苏联,各国革命才能搞起来。领导看我和别人不一般,1933年送我去东方大学学习。
东方大学办公室主任是吴玉章。第三国际负责东方部的是米夫。学习内容很多,中文、俄文、东方史、西方史、革命史、政治经济、数理化、军事等。我因为没有上过学,很吃力,经常头痛,所以不愿学习了,要求回国。我往第三国际跑了三趟。1935年第三国际告诉我,批准你回国了,分配到新疆,具体工作和李立三接洽。1935年春,我搞了华侨的假护照,坐火车到巴哈顿,李立三就住在那里。李立三交代我的任务是以秘密工作形式了解西路军的消息,然后给我具体地讲了政治形势及技术方面的要求。
1935年5月,我到迪化。我买了房子后,在靠南门三角地的新安街开了个小杂货铺,和我发生单线联系的一个是汽车队里名叫亚科夫的汉族司机,一个是在机场里做地勤工作的。他们和我是东方大学的同学,都是****党员。所需要的情报都是由刘长胜用密码写给我,寄来或者亚科夫跑哈密时带回来。刘长胜是边疆一带****党组织的负责人,化名王祥宝,住在伯力,常去海参崴,他当时在甘肃一带。我晚上将情报加工密写好,直接经过信箱寄给李立三,或者有汽车时带去。信皮写的是巴哈顿一个女人的名字,李立三就住在她那里。情报内容是西路军的活动情况,走到哪里了等等。
1937年,西路军400人左右到了新疆,有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
1938年的一天,一个贸易公司的俄国人到杂货铺买好酒,穿得挺阔,进门用俄语说酒卖多少钱?然后问我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我也用俄语回答了。原来他是经莫斯科介绍来的,他告诉我,几点钟到某某地方,有人跟你接头。第二天我按时去了,来人穿商人衣服戴礼帽,我不认识。他问我懂得经商吗?我说:懂得不多。他说:你会做茶业吗?我说:可以。他说:好,你明天到某某地方去。第二天我到指定的地方去等,来了一个胖子,原来是李春田。我和他在莫斯科学汽车时在一个组里,所以认识。他给我5万块钱,让我换衣服,约好再到这里来,准备收摊子。我回去赶快做了收摊子的事,到时候又去了。他把我领到新兵营去,到营部一看,负责人是第一次和我接头的“商人”,原来是****同志。他说:这几年你辛苦了,现在工作结束,你来这儿吧!从此我就开始过组织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