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耀——
我作为西路军的一名医务人员，随军进驻迪化，被分配在卫生所工作。卫生所的人来自西路军各个部队，水平高低不同。大家对战地救护比较熟悉，但其他医务知识缺乏，有些病看不了。在战争年代，既缺医少药，又没学习条件，我们很是为难。卫生所主要是打针、治治沙眼和头疼脑热小病。稍大点病，有时请苏联医生，有时送迪化医院。动手术之类的事情，我们都做不了。
1937年下半年开始组织医务所，以原有卫生队14名同志为主，其中一名是从苏联回来的。组织工作由原西路军卫生部部长苏井观同志负责。1937年底，苏井观同志随同李先念同志回延安后，由杨锡光同志继任。杨锡光是红五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苏井观和杨锡光是当时医学专家，早在长征时期他们就已闻名。我是西路军总部野战医院的，对于外伤的救护，稍有些常识，但在西路军中，整天打仗，伤员太多，只能为一些同志进行紧急包扎。
医务所组建起来后，由于住在总队部，同无线电排一起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开始时支部书记是荆振昌，后来是杨锡光。
陈云同志回延安之前动员我们学医，挑选了洪耀（洪贤奎）、肖邦林、朱月辉（朱明辉）、谢流泉（谢华）、周云超五位同志到盛世才的军医学校学习。同时调肖永汉（肖平）、陈浩萍（陈银山）、谢良洪、胡炳孝、易良荣、王明朝六位到新疆兽医学校学习。
我们军医班共40人，主要学习技术。课程有外伤学、战地救护、外科、临床护理、手术等。有时是苏联教官上课，有时是盛世才的教官上课。这些人在当时是有相当水平的，教得好，比较认真。我们五个人在班里学得好，成绩都在前几名。由于延安急需人才，我们没毕业就回延安了。
朱明辉——
1937年底的一天，党代表邓发和杨锡光同志前往新疆盛督办处及军医学校，商定由新兵营医务所抽调11名同志，到新疆军医和兽医学校学习。五名同志到新疆军医学校学习，六名同志到新疆（军办）兽医学校（兽医站）学习。大家到学校报了名，并参加了考试，合格之后才被录取。
1938年1月12日，到军医学校学习的同志正式入学，参加了新疆军医学校举行的开学典礼。学制两年（1938年1月至1940年1月），但我们只学了一年半就毕业了。
迪化军医学校规模不大，学习军医的同志就在这个学校门诊部的眼科、生理、解剖、病理、药物、内科、皮肤、传染等科实习。军医学校的负责人对新兵营的五位同志比较客气，加之这五位同志在学习上刻苦努力，影响也较好。
卫生所与各大队一样，都是直接受工作委员会领导。毕业后，除学兽医的四位同志继续留在迪化工作外，其他七名同志都在1940年2月6日回到延安。
谢良洪——
我当时在二大队学汽车，于1938年5月毕业，不久被调到卫生所学医。延安来的王韵雪、王宪唐、李涛等给我们讲文化课。当时的卫生所所长是红四方面军的卫生部部长苏井观同志。
1939年11月，组织决定让我到盛世才的兽医学校学习，同去的还有肖永汉、王明朝、胡炳孝三人。1940年1月，西路军总支队部分同志返回延安，我急了，直接找到陈潭秋要求回延安。潭秋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在这里也是抗日，都走了这里的工作谁做？要听党的话，服从分配，学兽医的同志由你负责。”
1941年11月，我从兽医学校毕业了。前三名都是我们的同志，并得到了钢笔、毛毯的奖励。我被分配到盛世才政府，其他人分配到兽医院工作。兽医学校校长曾参加过东北抗日义勇军，对苏联顾问说：这些人就是不一样，表现好，纪律性强，自觉性高，工作交给他们我就放心了。那时，我曾随苏联顾问跑遍了北疆。一次我从外地回来，与吉合同志一起去看望正在害病的苏联顾问。吉合同志说：“谢良洪同志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顾问夫人大吃一惊。顾问请我们吃饭，深有感触地说：“中国若是都像你们这样的人，日本鬼子根本打不进来。”
1942年3月，潭秋同志通知我：不要再上班了，盛世骐被杀，四一二阅兵式也被取消。我们在外地的人陆续被调回迪化集中，后被盛世才逮捕，投进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