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德、郑执中——
新兵营前后举办了两期无线电训练班。
第一期训练班1937年8月开始，1938年4月结束。这期训练班的基础是红四方面军原来办的通讯学校，到达迪化后，又把这部分学员重新组织起来，叫通讯训练班，同时吸收了一部分在电台当技术工的同志和几个青年同志，学员不到30人。训练班由刘寅负责，徐明德、王玉衡、王子刚、荆振昌同志任教。经过训练班的培训，学员们的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完全能独立工作。不久，中央将大部分人调回延安，新疆只留了几位骨干。
第二期训练班是1938年六、七月开始的，1939年7月结束。学员来自各个大队，共30人左右，编为三个班一个排，排长俞以仁。训练班与总队卫生所组成一个党支部。一位从苏联来的德国工程师当教员，主要讲解无线电常识、收发报机原理及维修、电报的收发及翻译。上课时练习收发报，只抄收国民党新闻社和延安新华社新闻，抄收快又准确者还得到一些奖励。
学习期间生活待遇比较好。营以上干部津贴每月十块钱，连以下干部三块钱。除了盛世才发津贴外，领事馆（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每天还给两毛钱补贴。服装按照盛世才部队标准供应，大概约合百多元，有皮靴、呢大衣、毛衣、棉衣以及被褥等，连及连以下干部发光板皮筒和毡筒。
学员结业后，大部分回延安了，只有几个人留在新疆工作。徐明德和王玉衡同志被派往兰州，随同苏联专家勘察迪化到兰州的桥梁，担任电台的报务工作，只管收发电报和翻译密码。荆振昌被派往苏联在迪化的一个秘密电台工作。
胡正先——
新兵营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通讯训练班，把红四方面军原来办的通讯学校或通讯训练队的学员重新组织起来。学员都是有基础的，共20人左右。三局局长宋侃夫给我们上文化课，刘寅负责训练班，教员是王玉衡、郑执中。红四方面军南下天荃、芦山时，我第二次进通讯学校，刘寅就是我们的教员。新兵营第一期训练班上课不多，主要是复习，练习收发报，抄延安新华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
我记得第一期训练班的学员有何仁忠、杨大奎、杨家德、高家传、聂鑫、陈大孝、王道益、宋仁望、阙子山、杨永贵、陈继贤、郑如宽等。我们第一期学员1938年初回延安以后，新兵营又办了第二期训练班。
徐明乐是第一期通讯训练班学员，原和我们一起学收发报，徐要求改学汽车，学成后给邓发开车，再后来给陈潭秋开车。汪德祥是第一期通讯训练班学员，挑选航空队学员时，汪和我都被挑选为飞行员。我因感冒，没有去成飞行班。1942年夏天，汪德祥在新疆高家户机场飞特技时，进入螺旋，没有改出来，机毁人亡，牺牲在即将学成之时。
我离开家乡安徽省六安县石板冲参加红军，转战川陕，长征跋涉，西征河西，一路走来，居无定所，从没有机会给家里写信。新疆新兵营比较安定，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我识字不多，写信吃力，刘寅说“我帮你写”。后来听说父亲回了一封信，但我没有见到信，那时我已回了延安，是别人告诉我的。父亲是篾匠，母亲双目失明。我四岁时母亲去世，跟奶奶和父亲过，十岁时奶奶去世后，我给人家放了一年牛，此后跟着父亲串户干活。父亲生在河南，逃荒到了安徽，祖上三代篾匠。我小时在家吃红薯、包米、大米饭，有时缺粮，也吃麦麸子。父亲认为干篾匠没有出息，常对我说：“你愿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参加红军时只有十一二岁，可父亲从来没有反对过。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红军没有离开鄂豫皖我在独山县保卫局看守连时，看过我一次。父亲连门都没有进，说说话就走了。那时，保卫局要求严，外人不能接触。我再给父亲写信，见到父亲，已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部队长期南征北战，很少有安定的学习环境。大家珍惜新兵营通讯训练班来之不易的学习时间，每一个人都燃烧着热情，争分夺秒，争先恐后。经过培训，大家的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完全能独立工作。我们1938年初结业，由刘寅带队，4月份回到延安。我们是新兵营第一批回延安的，乘苏联援华物资车队的汽车，有两辆车坐着我们的人。
我们的车到兰州，原以为一路顺风，不曾想横生枝节。车队到达兰州黄河铁桥，苏联援华物资车队去交接地卸货。黄河铁桥桥头有国民党哨卡，我们两辆车上的全体人员下车接受检查。
哨兵查问：“车上装的什么？”
我们回答：“一些药品。”
哨兵问：“都是干什么的？”
我们回答：“苏联归国华侨。”
一个哨兵指着我们一位同志突然说：“你在河西抓过我，你是红军，怎么是归国华侨呢？”
刘寅一看不妙，让大家快上车，又给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打了个电话。八办给苏联驻兰州领事馆打了电话。领事馆来了两辆小卧车，一辆在前引导我们，一辆跟在我们车后，一直护送我们到八路军办事处。我们的两辆车顺着路边停在八办门口，苏联领事馆的小卧车一前一后横着停在他们的卡车跟前。国民党特务再没有明着纠缠，但办事处周围增加了不少警察和便衣。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纠缠，我们任何人都不出门。办事处有一栋木结构两层楼，延安来的20多名青年学生住在楼上，我们住下面平房。我们在办事处住了两天，租了一辆汽车坐到西安，又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车将我们送到延安。延安来的青年学生，乘我们来时的汽车去新疆。这些学生是延安派往新兵营的教员，其中有六位女青年。
新兵营第一批回延安有搞报务的，有搞医务的，就这两种人。隰启德是搞医务的，和我们一起回到延安。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挺进川陕时，胡曾在医院当护理员，那时隰就是医院院长。
回到延安，我被分到三局五十三分队任报务员，后调到军委二局。日本飞机轰炸延安以后，我们由王家坪搬往安塞，碰上从延安城往王家坪搬的滕代远同志。王家坪是个山沟，比较安全。
滕代远问：“你很面熟，是不是三军团的？”
我说：“我是新疆新兵营的，我们见面是在新疆新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