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波黑战争
一、波黑的民族及其信仰
波黑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简称，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部分组成。波斯尼亚得名于其境内的一条河流——“波斯纳”，黑塞哥维纳意为“大公的封地”。
波黑的主要居民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其中，塞尔维亚人信仰东正教，克罗地亚人信仰天主教，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虽然各自的宗教信仰不同，但历经世世代代，除却历史上少有的矛盾摩擦，他们共同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和睦相处，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宗教冲突。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统治期间，为反抗外来统治，他们更是同仇敌忾，同甘共苦。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形成了高度交错聚集的居住格局。除穆斯林群体的聚居程度较高外，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相互之间，以及与穆斯林之间“大杂居、小聚居”的状况十分普遍。所以有学者写道：“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作为邻居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相互通婚很普遍，宗教认同也很弱。穆斯林被称为不去清真寺的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族是不去天主教堂的波斯尼亚人，而塞尔维亚族则是不去东正教堂的波斯尼亚人”；“在和平年代，当漫步萨拉热窝街头时，根本无法区分谁是塞尔维亚人，谁是克罗地亚人，谁又是穆斯林。”
然而，随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解体，一场依托于民族和宗教的严重冲突打破了上述和谐的局面。“千百年历史造就的这种民族、宗教群体的交错聚居，却正在通过因民族主义的膨胀而导致的政治多元化斗争酝酿着分清‘你’和‘我’的界线的战争。”“最残忍的战争发生在波斯尼亚土地上，是在波斯尼亚人之间展开的，而以前在他们的生活中，这三种宗教只起次要作用。他们的分手是最艰难的，因此是通过最残酷，而且似乎没有尽头的战争来进行的。”这场战争即波黑战争。
二、波黑战争的大致过程
波黑战争是指1992年4月至1995年12月，波黑的三个主要民族围绕波黑前途和领土划分等问题而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爆发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局部战争。战争中，三族共动用近2000门大炮、600辆坦克、600辆装甲车以及战斗机等。波黑430多万人口中有27.8万人死亡，200多万人沦为难民；全国85%以上的经济设施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450多亿美元。波黑战争自始至终伴随着外部势力的军事介入和武装干预，特别是美国以北约为工具所进行的军事干预对战争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1年6月起，南斯拉夫开始解体。波黑（南斯拉夫6个共和国之一）穆斯林、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三个主要民族就波黑前途发生严重分歧：穆族主张脱离南斯拉夫独立，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克族也主张独立，但希望建立松散的联邦制国家；塞族则坚决反对独立。1992年3月3日，波黑议会在塞族议员反对的情况下正式宣布波黑独立。4月6日、7日，欧共体和美国相继予以承认。塞族随即宣布成立“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脱离波黑独立。波黑三个主要民族间的矛盾骤然激化，导致战争爆发。波黑战争的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下述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92年4月至1994年1月，历时近两年，为波黑三族围绕领土问题展开的大规模争夺战。最初，交战双方的一方是穆族与克族联盟，另一方是塞族。不久，穆族与克族关系破裂，彼此间也发生激战。各方先是抢占本族居民占多数的地区，继而塞族与穆族在东部的塞尔维亚与波黑边界一线、西北地区及首府萨拉热窝争夺地盘，同时塞族与克族则在北部靠近克罗地亚边界地区争夺地盘。各派武装不断开辟新战场，战火迅速在波黑3/4的土地上蔓延。从参战人数上看，穆族11万人、塞族8万人、克族5万人，共达20多万人。战争初期，由于塞族得到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支持，其参战部队中又有4万多人是南斯拉夫人民军于1992年5月撤离时留下的波黑籍塞族官兵，同时拥有坦克、大炮、飞机等重武器装备，所以在军事上占有明显优势，而穆族和克族缺乏重武器，处于明显劣势。经过激烈的角逐，到1993年年底，占波黑人口31.4%的塞族控制了全国约70%的领土，占总人口17.3%的克族控制了约20%的领土，而占总人口43.7%的穆族只控制了约10%的领土。面对波黑境内三方混战局面，为制止战争，联合国安理会自1992年5月起，先后通过了对波黑塞族和南联盟实施全面制裁，向波黑派驻维和部队，在波黑建立“禁飞区”，为穆族设立“安全区”等一系列决议。北约对波黑实施全面封锁，并对“安全区”提供空中保护。虽然联合国和欧共体做过多次调解，但均无结果，战事仍在持续。
第二阶段从1994年2月开始，截止到1995年7月，为战争的相持阶段。在此期间，西方加强了对波黑的干预。北约的干预从对塞族进行军事威胁升级到实施有限空中打击，并于1994年2月上旬向塞族发出限期从萨拉热窝周围撤走所有重武器的最后通牒，下旬则以“违禁”为由击落了4架塞族飞机。1994年3月，在美国敦促下，穆族和克族签署建立联邦和联邦军队的协议，使波黑战场再度形成穆族、克族联合对付塞族的新态势。4月，穆族发动春季攻势，从“安全区”主动出击，试图收复失地，打通各控制区的联系。塞族予以反击，并围困“安全区”之一的戈拉日代。对此，北约迅速做出反应，对戈拉日代的塞族阵地进行首次空袭，遏制了塞族的攻势。同年8月，南联盟为摆脱国际社会制裁，在塞族拒绝接受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五国联络小组提出的波黑和平方案后与之断绝一切联系，使塞族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军事优势受到削弱，但仍掌握战场主动权。10月，穆族发动秋季攻势，攻占“安全区”比哈奇周围的大片塞族土地。塞族实行全民军事总动员，并得到克罗地亚境内“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军队的支援，于11月中旬夺回全部失地并包围比哈奇。11月下旬，北约对克拉伊纳塞族控制的乌德比纳机场和波黑塞族的奥托卡导弹基地进行了大规模空袭，但并未改变战场态势。1994年年底，穆族、塞族双方达成停火协议。1995年3月，战事又起。该年7月，塞族相继攻占斯雷布雷尼察和热帕两个“安全区”，并继续围困比哈奇。
第三阶段为期4个月，从1995年8月开始，同年12月结束。在此期间，塞族丧失军事优势，被迫妥协。1995年8月上旬，克罗地亚出动10万军队攻占克拉伊纳地区后，美国提出和平解决波黑冲突的新建议。随后，8月30日到9月14日，北约以萨拉热窝遭炮击为由，出动3400余架次飞机对波黑塞族阵地实施空中突击，并发射13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致使波黑塞族的指挥、控制、通信系统完全陷入瘫痪。而穆族、克族军队在克罗地亚军队配合下，乘机在波黑西部向塞族发动进攻。到9月下旬，穆族、克族联邦和塞族实际控制的领土已接近五国联络小组为双方确定的比例。在丧失军事优势的形势下，塞族被迫同意参加由美国主持的波黑和谈。1995年11月21日，南联盟塞尔维亚、波黑、克罗地亚三国总统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达成《波黑和平框架协议》，并于12月14日在法国巴黎正式签署。根据这项协议，波黑继续作为统一的主权国家存在，由穆克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实体组成，波黑领土的51%由穆克联邦控制，其余的由塞族控制。
三、波黑战争的主要原因
波黑冲突爆发后，世界舆论哗然，在“巴尔干火药桶”再度点燃的一片喧嚷中，学者们就这场冲突背后的原因展开了讨论和分析。
塞缪尔·亨廷顿把波黑冲突界定为文明之间的战争，并以“文明冲突论”来加以诠释。他认为，波黑战场上有三个层次的参与者：第一层次为波黑冲突三方，他们来自不同的文明，信仰不同的宗教。在第二层次上，塞尔维亚共和国帮助冲突三方中的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共和国则支持冲突三方中的克罗地亚族。第三层次是围绕波黑冲突三方的各个文明的大集结：德国、奥地利、梵蒂冈，其他欧洲基督教国家和集团，以及后来的美国，站在克罗地亚人一边；俄罗斯、希腊，其他东正教国家和集团，支持塞尔维亚人；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利比亚，伊斯兰国际和伊斯兰国家则普遍支持波斯尼亚穆斯林。也就是说，在这场冲突中，按照不同的宗教和文明，伊斯兰国家和组织集结起来，支持波斯尼亚穆斯林，反对克族和塞族；东正教国家和组织普遍支持塞族而反对克族和穆斯林；西方国家政府和精英们则支持克族，谴责塞族，对穆斯林普遍表示出冷漠和担忧。
对此，亨廷顿进一步分析道：“一旦广泛的南斯拉夫认同被破坏，这些随意的宗教认同便具有了新的意义，在斗争开始后又得到了加强。多元的社会群体主义消失之后，各集团便越来越认同于更广泛的文化共同体，并根据宗教来自我定义。”因此，“波斯尼亚塞族变成了极端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认同于‘大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和更广泛的东正教共同体。波斯尼亚克族是强烈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自视为克罗地亚公民，强调天主教信仰，并和克罗地亚的克族一道强调他们认同于基督教的西方。穆斯林向伊斯兰文明意识的转变甚至更为明显……”，“各方都认为自己不仅是在与另一个区域的种族集团作战，而且是在与另一个文明作战。这个威胁由于一个主要文明的各种资源扩大和增强了，于是失败就不仅是它本身的失败，而且是它所属文明的失败。因此它所属的文明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在冲突中团结起来支持它。”于是，“克罗地亚人把自己视为保卫西方不受东正教和伊斯兰教进攻的勇敢的前卫。塞尔维亚人不仅把波斯尼亚克族和穆斯林视为敌人，而且把‘梵蒂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和几百年来一直对基督教构成威胁的‘声名狼藉的土耳其人’视为敌人……反过来，波斯尼亚穆斯林自称为种族灭绝行为的受害者，而西方人由于宗教信仰的缘故忽略了这一事实，因此他们应当得到穆斯林世界的支持。这样，南斯拉夫战争的所有参战方和大部分旁观者，都将这场战争视为宗教的或者种族宗教的战争。”
亨廷顿的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成。历史学家、巴尔干问题专家米沙·格伦尼同样以为，这场冲突“愈益具有了宗教斗争的特点，这些宗教是欧洲的三大信仰——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是一些边界与波斯尼亚相交的帝国的信仰遗产”。我国专家马细谱也认为，波黑内战的发生，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如历史积怨、现实矛盾、内部原因、外部影响等因素中，波黑独立问题是直接原因，而种族、宗教矛盾则是根本原因。
然而，我国民族问题学者郝时远却持相反看法。他指出：“事实上，民族主义和宗教的聚合力在波黑三方的残酷战争中，并非所谓‘文明的冲突’。从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历史来看，每一场战争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其中也总是包含着大国列强的巴尔干政策……而事实上，这些在所谓‘文明’因素掩盖下的冲突，仍然是政治冲突，是大国列强的巴尔干政策的冲突……”为证实上述观点，郝时远主要列举了这样几点理由。首先，英国著名东欧问题专家本·福凯斯指出，波黑冲突的爆发，与西方世界的东欧战略是分不开的，因为西方国家“承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为独立国家并允许其加入联合国的决定仅仅是加快了三方战争——波斯尼亚穆斯林多数派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的到来”。其次，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夫人，贝尔格莱德大学社会学教授米拉·马尔科维奇也指出，控制波黑局势的并非波黑自身，而是外部之手。再其次，亨廷顿关于波黑冲突形势的分析留有难以自圆其说的“软肋”，即在所谓的围绕波黑冲突三方的文明（主要是宗教）归属而展开的文明“大集结”中，出现了一个例外——波黑穆斯林还得到了属于基督教文明的美国的支持，而他对此的解释非常牵强。针对亨廷顿如下的解释：“这是亲缘国家支持亲缘国家普遍模式的一个破例现象”、“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并非是一种反常行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文明现实政治”，郝时远尖锐地指出，“既然不是‘反常’，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例外’。实际上，这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文明现实政治’正是美国支持波黑穆斯林的真正目的”。他还指出，虽然亨廷顿仍然牵强附会地在前面冠以“文明”二字，但“亨廷顿有一点是正确的，就是他无意中指出了与其构造的‘文明模式’相抵牾的‘现实政治’。”其实，在波黑冲突中起主导作用的正是“现实政治”。
通过全面考察波黑冲突，并认真比较学者们的不同见解，我们认为，宗教因素在波黑冲突中的确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亨廷顿关于“文明和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的眼光不能仅仅停留于“文明的冲突”，还应充分认识到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特别是民族利益与这场冲突的现实联系。
第二节 科索沃冲突
波黑战争过去不久，南斯拉夫境内群山环抱的一块弹丸之地所发生的激烈冲突，又引起了全球关注。美国借机对南联盟大打出手，我驻南使馆也不幸蒙难。这块弹丸之地就是科索沃。科索沃位于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西南部，东邻马其顿共和国，南接阿尔巴尼亚，面积约1.1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其中90%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其余是塞尔维亚族、黑山族和马其顿族等。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信仰伊斯兰教，塞尔维亚族则信仰东正教。
一、科索沃冲突的简要回顾
南联盟时代，科索沃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南斯拉夫解体后，科索沃的阿族要求建立“科索沃共和国”，而塞族则把科索沃视为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摇篮，不愿意放弃那里的每一寸土地。双方针锋相对，互不让步，局势日趋恶化。1998年2月，米洛舍维奇派兵进入阿族控制区，科索沃冲突升级。
同年底，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打着“维护人权”、防止科索沃发生“种族大屠杀”的旗号，开始介入科索沃危机。1999年2月，迫于北约的压力，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阿族代表在巴黎附近举行和平谈判，基础是美国特使希尔草拟的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有：尊重南联盟的领土完整，科索沃享有高度自治，南联盟军队撤出科索沃，“科索沃解放军”解除武装，按当地居民人口比例组成新的警察部队维持治安，北约向科索沃派遣多国部队保障协议实施。这个方案对塞、阿双方来说都难以接受，阿族坚持独立，并且不愿解除武装，南联盟则不同意科索沃获得自治共和国的地位，也反对北约部队进驻科索沃。然而，主持谈判的北约表示，这个方案的80%内容不许改变，必须接受，否则的话，拒绝一方将受到惩罚。这样谈判便陷入了僵局。3月15日恢复谈判后，阿族代表于18日签署了协议，但塞尔维亚方面仍然拒绝签字。3月19日，北约发出最后通牒。1999年3月25日凌晨3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了代号为“决断力量”的空袭行动，科索沃战争爆发。南联盟遭到了持续78天、夜以继日的空中打击。
同年6月2日，在北约空袭的巨大压力下，经过俄罗斯、芬兰等国的斡旋调停，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接受了由俄罗斯特使切尔诺梅尔金、芬兰总统阿赫蒂萨里、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共同制定的和平协议。该协议在坚持原朗布依埃方案基本内容的同时，又强调通过联合国机制来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并对此做出了具体规定。根据这个协议，进驻科索沃的多国部队将按照联合国宪章精神建立，科索沃未来自治地位的确切性质将由联合国安理会决定，难民返回家园的安排也将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监督下实施。6月3日，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通过了决议，表示接受上述和平协议。6月9日，北约代表和塞尔维亚代表在马其顿签署了关于南联盟军队撤出科索沃的具体安排协议，南联盟军队随即开始撤离科索沃。6月10日，北约正式宣布暂停对南联盟的空袭。同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4票赞成、1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决议。科索沃冲突至此落下帷幕。
二、科索沃冲突的复杂原因
科索沃冲突是由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既有历史积怨、现实原因、种族和宗教矛盾，又与国家政策失误和外部势力干涉密切相关。
（一）历史积怨
科索沃最早的居民是伊利里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公元75年，罗马人征服了科索沃。9世纪，拜占庭帝国成为新的征服者。同时，居住在萨瓦河下游以南至亚得里亚海沿岸一带的塞尔维亚人建立了塞尔维亚国家。1170年，塞尔维亚大公斯特凡率军打败拜占庭军队，开始统治科索沃。14世纪，塞尔维亚王国势力范围扩展至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科索沃随之成为塞尔维亚王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宗教圣地。
14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开始蚕食塞尔维亚。1389年，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结盟，与奥斯曼军队决战。战败后，科索沃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领地。此后数百年间，大批塞族人迁离科索沃，大量阿族人迁入并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1912～1913 年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后，塞尔维亚收复科索沃。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塞尔维亚站在协约国一方，成为战胜国。战后，塞尔维亚同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组成南斯拉夫王国，科索沃被并入南斯拉夫。此时，当地阿尔巴尼亚族占科索沃总人口的65%，塞尔维亚族占26%。为恢复科索沃地区种族和人口之间的平衡，南斯拉夫王国的统治者采取了歧视和迫害阿族的政策，将大批科索沃阿族人驱逐到土耳其，让其他地区的塞族人移居科索沃，留在科索沃的阿族则被剥夺了基本公民权利。这引起了阿族的强烈不满和激烈反抗，阿族与塞族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为民族矛盾，科索沃阿族把意大利军队当作解放者来欢迎。南斯拉夫被德、意瓜分后，科索沃的大部分地区被并入墨索里尼拼凑的“大阿尔巴尼亚”，大批塞族人离开科索沃，逃到塞尔维亚中部地区。1943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成立临时政府，宣布实行联邦制，承认各少数民族的权利，但在科索沃问题上，南共政府与科索沃阿族领导人意见不一。阿族领导人希望与阿尔巴尼亚合并，建立“大阿尔巴尼亚”；南共政府则坚决维护南斯拉夫的领土完整，反对把科索沃分裂出去。1944年年初，科索沃梅托希亚人民解放委员会决定，将科索沃并入阿尔巴尼亚，但被南共中央否决。1944年年底，南人民军解放了科索沃。1945年7月，科索沃梅托希亚人民解放委员会决定，将科索沃并入南联邦。1946年，南斯拉夫宪法将科索沃规定为科索沃梅托希亚自治区，隶属塞尔维亚共和国。但是，一部分科索沃阿族人仍怀有离心倾向。
（二）现实因素
贫困是滋生矛盾和冲突的温床。在南联邦执政的几十年中，科索沃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逐步扩大了。在阿族人看来，科索沃之所以发展缓慢主要是因为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太少。长期以来，南联邦政府只是一味地希望通过“一平二调”的办法来扶贫，而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从根本上改变科索沃的经济落后状况。因此，经济贫困现状加剧了科索沃阿族人的离心倾向。
与此相关，科索沃人口构成与民族权益之间的巨大落差，也是导致矛盾和冲突的主要现实因素之一。科索沃阿族人说：“我们在人口上与塞族相比是九比一，但是在享受基本权利方面是一比九，如何生活在一起？”他们因此认为，独立是唯一的出路。
（三）政策失误
科索沃冲突的爆发与南联盟的一系列政策失误有直接关系。
首先，南共中央和联盟政府低估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忽视了各种潜在的民族矛盾。譬如，1953年，南联盟政府撤销了民族院；1964年，南共八大会议宣布，国内民族问题已得到很好的解决，民族关系已不存在任何矛盾了。
其次，为防止“大塞尔维亚主义”复活，南共中央和联盟政府采取了“扶阿抑塞”的政策。铁托时代的南联盟领导人多抱有“塞弱则南强”的意识。20世纪60、70年代，南斯拉夫曾两次修改宪法，其指导思想之一就是，充分扩大自治省的权力，同时限制和削弱塞族的势力。例如，设置了占整个塞尔维亚面积1/3强、拥有相对独立性和充分权力的两个自治省，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1966年，南共八届四中全会上，将南共二号人物——塞族人兰科维撤职，换成斯洛文尼亚人卡德尔，以在领导层削弱塞族势力。“扶阿抑塞”的政策及行为不仅引起了塞族人的强烈不满，也加剧了塞族与阿族的矛盾。
再其次，南联盟关于科索沃政策的前后改变，直接导致了局势的恶化和冲突的爆发。铁托生前，科索沃比较稳定。1946年，南斯拉夫宪法确认，科索沃为塞尔维亚共和国境内的自治区。1963 年修宪，科索沃升格为自治省。1974年，新宪法又扩大了科索沃的自治权，如可以设立议会，可以开办以阿尔巴尼亚语教学的大中小学等。然而，1980 年铁托逝世后，科索沃的民族关系迅速恶化。南联盟不但没有采取稳妥措施，反而采取了一系列简单粗暴的处理办法。1981年春，南联盟调集大批军警进驻科索沃，实行军事管制。此后，科索沃局势一直动荡不安，暴力事件层出不穷。1989年年初，南联盟取消了科索沃的自治权，对阿族人采取高压政策，实行戒严，禁止集会游行，还逮捕了科索沃前领导人弗拉西等。1990年年初，科索沃爆发民族骚乱，科索沃议会和政府被解散，大批塞族官员和军警被派去接管政权；然而，抽刀断水水更急，阿族不仅拒绝承认塞尔维亚政权，抵制议会选举，并于1991年5月举行“全民公决”，决定成立“科索沃共和国”，组建“科索沃解放军”，准备以暴力手段夺取科索沃独立。
（四）外部干涉
干涉科索沃冲突的外部势力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南联盟的邻国阿尔巴尼亚，其干涉形式主要表现为：首先，粗暴地干涉南联盟内政，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施压，竭力使科索沃问题国际化；其次，采用“双重标准”，扶持阿族，打压塞族，致使科索沃民族与宗教矛盾火上加油，冲突局势越发复杂化。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华约解散，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其为首的北约乘机东扩，试图将整个巴尔干半岛纳入北约的战略体系，将原华约国家纳入北约组织，完成对俄罗斯的战略包围，实现其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出于不同的考虑，多数中、东欧国家愿意加盟北约，而南联盟则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成为东欧唯一没有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国家。在北约眼中，“不听话”的南联盟就像其腹部的一根肉刺，急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北约自始至终积极介入科索沃冲突。正如我国专家洪兵指出：“科索沃冲突，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精心策划的。这场冲突，与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和国际安全今后的走向，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阿尔巴尼亚的插手主要体现为“一边倒”。其前总统阿利雅曾致函联合国安理会，指责南斯拉夫当局迫害阿族人，强调阿尔巴尼亚对本民族一半人口的命运不能保持沉默。波黑内战爆发时，阿尔巴尼亚在国际上发起外交宣传攻势，要求国际社会帮助科索沃的“阿族兄弟”实现独立。科索沃冲突中，阿尔巴尼亚不仅在外交上正式承认“科索沃共和国”，还向“科索沃解放军”输送了大量武器装备。
（五）宗教因素
在决定塞尔维亚族绝不放弃科索沃的一草一木的诸多因素中，宗教因素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科索沃在历史上不但是强大的塞尔维亚王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更是世世代代塞族人心目中的宗教圣地、精神家园。对他们来说，“如果失去了科索沃，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因此，当塞族人把宗教因素作为绝不放弃科索沃的首要原因时，其宗教信仰和民族认同的整合功能便充分发挥出来了。
总之，“科索沃冲突可以说是这个国家几个世纪以来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宗教矛盾、领土矛盾相互纠缠而培育出的‘怪胎’，正如许多巴尔干问题资深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古老的仇恨是该地区冲突的根源。加之大国的利益在这里聚合、碰撞，就使科索沃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第三节 车臣战争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一个东欧山地小国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焦点。面积超其千倍的俄罗斯先后两次重兵挺进，两代俄罗斯总统为其殚精竭虑……这就是车臣。
一、车臣地区的民族宗教
车臣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自治共和国，位于高加索山脉北侧，与格鲁吉亚隔山为邻，首都为格罗兹尼，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00万。从历史来看，车臣人是一个苦难的民族。13世纪，车臣经受了蒙古—鞑靼人侵袭；14世纪末，又遭受中亚帖木儿帝国军队践踏；17、18世纪之交，开始沦为波斯萨法维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沙皇俄国的争夺对象，随后度过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战争岁月。1989年苏联解体后，车臣走上了独立道路，但民族矛盾日渐激化，政治经济危机重重。
车臣地区的宗教主要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自公元8世纪传入车臣。但由于自然地理等方面的原因，伊斯兰教在车臣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各地发展极不平衡。19世纪上半叶，在抵御沙皇俄国侵略的斗争中，北高加索各民族以伊斯兰教为旗帜联合起来，大部分车臣人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车臣人逐渐萌生了民族意识，并形成了本民族语言。“车臣实现伊斯兰化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它彻底改变了车臣的社会文化面貌，甚至也标志着车臣人走上新的民族文化发展阶段，并与整个伊斯兰世界连为一体。但是，在很长的时期里，甚至直到当代，车臣人对伊斯兰教的接受都较为表面化；在日常生活中，传统习俗、神灵崇拜时代的痕迹仍旧顽强地保留了下来。每到车臣民族的历史转折关头，而且往往由于外部因素，车臣社会都会进一步走向伊斯兰化，伊斯兰信仰会被强调并被用作凝聚民族和社会动员的思想工具。”
二、车臣危机的形成过程
20世纪80年代后期，车臣民族主义开始高涨。苏联解体前后，车臣民族分离势力提出主权要求，并逐渐发展成为与俄罗斯进行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
1990年5月，苏军中唯一的车臣族将军杜达耶夫提前退役，回车臣从政。次年6月，他在“车臣民族全民族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当选执行委员会主席。从此，该执行委员会成为一个与共和国苏维埃政府平行并立的机构，车臣出现“双重政权”局面。
杜达耶夫是激进派的代表，主张完全脱离俄罗斯独立。而以共和国主席多库·扎夫加耶夫为代表的温和派，则主张在俄罗斯联邦范围内争取更大的自主权。双方围绕国家主权问题政见不一，产生矛盾和冲突。杜达耶夫的支持者不断举行集会，并建立武装。面对车臣政局危机，俄罗斯和苏联领导人的政策缺乏连贯性，时而施压、时而协商，收效甚微，终于导致“标志车臣独立的‘8·19’事件”的发生。
1991年8月19日下午，一个未经登记党派的部分成员试图在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大楼前举行集会，被强行驱散，该党领袖被拘押。“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随之成立，共和国党政领导人对此表示支持。而“执行委员会”则强烈反对采取非常措施，在当天深夜召开会议并通过决议，称“8·19”事件为“国家政变”，号召人民不要服从新成立的机构。形势骤然严峻起来，但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却以国内社会政治形势稳定为由，在8月21日宣告不实施紧急状态。次日，“车臣民族全民族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联合其他团体，在首都举行群众集会。杜达耶夫发表电视演说，要求解散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废除现行法律，制定新宪法和车臣国籍法，举行直接民主选举。
随后几天，集会群众摧毁了共和国大楼前的列宁纪念碑，控制了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机场，封锁了国家内务部，占领了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大楼。俄罗斯和苏联政府失去了对车臣的控制。接下来，车臣民族独立主义者节节推进，逐步脱离俄罗斯。1991年10月27日，杜达耶夫当选共和国总统。11月2日，他宣布自当年11月1日起，车臣为主权国家。
车臣宣布独立后，鉴于种种原因，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表面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暗中则一直培植杜达耶夫政权的反对派，以实现“以夷制夷”的目标。然而，三年后的一场战斗，让策划了三年、通过车臣内部解决问题的计划功败垂成。于是，1994年12月11日，叶利钦一纸密令，俄罗斯军队从西部、西北、东部三个方向开进车臣，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4年12月到1995年5月，俄军以沉重代价几乎占领了车臣的所有重要城市。第二阶段为1995年5月到1996年8月，车臣武装在正面作战失利的情况下，采取游击战术，并开始使用劫持人质等恐怖手段。第三阶段为1996年8月间，车臣武装出其不意地攻占了首都格罗兹尼，俄罗斯政府被迫签署和约，并无条件撤军。此战结束后，车臣事实上独立，但没能获得国际社会认可，也没能脱离俄罗斯联邦的经济空间，与俄罗斯方面的政治谈判依旧继续。
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后，原来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倒向更坏的方向发展。车臣境内军阀林立，新政府无力控制局势，爆炸和绑架事件频繁发生。整个俄罗斯社会缺乏安全感，政府和舆论一致谴责恐怖分子，并倾向于将车臣视为叛乱地区。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希望再次采取军事行动，以达到第一次战争中没能实现的政治军事目的，而军方人士也渴望借机恢复军队声誉。在这种情况下，1999年10月1日，俄罗斯军队再度开进车臣境内，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战火至今仍未完全熄灭。
三、车臣战争的主要原因
车臣冲突并非孤立个案，其诱发因素错综复杂，主要可分为历史因素、现实因素、外部因素和宗教因素。
从历史来看，俄罗斯国家与车臣的接触往往是充满血与火的冲突。经过长达40多年的高加索战争，1895年沙俄将车臣并入其版图。1922年11月，车臣成为自治州。1934年1月，车臣与其西部邻国印古什合并，并于1936年12月改称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1944年，苏联政府以车臣人与德国侵略者合作为由，将近50多万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强行迁出家园，流放到西伯利亚等地，后又平反，允许回迁，并恢复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建制，归俄罗斯联邦管辖。这种反复折腾的历史过程，造成大量遗留问题，为车臣冲突埋下了历史隐患。
就现实而言，车臣冲突肇始于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激进改革，苏联解体的诸多因素可以说也是车臣冲突的主要缘由。而车臣独立运动领袖与俄罗斯政府之间的政治利益之争，则使车臣冲突愈演愈烈，难以调和。此外，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等原因，车臣民族的社会经济状况远远落后于现代文明的发展步伐，使车臣人很难融入俄罗斯社会，而后者对于他们的成见和偏见又难免产生诸多不良后果。
从外部因素来看，车臣冲突与诸多大国在高加索地区的利益争夺难脱干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加索地区形成了地缘政治真空，美国、土耳其和伊朗等国家纷纷插手，与俄罗斯展开利益之争，而车臣不过是整个争夺链条中的一环而已。因而，在车臣冲突的每个阶段，几乎都有外部势力的干预。
就宗教因素而言，在车臣冲突中起作用的主要是伊斯兰因素，因为伊斯兰教是车臣人的主要信仰和车臣民族认同的主要根据。有学者认为：“在车臣危机的发展过程中，伊斯兰教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其意义不容低估。伊斯兰因素成为（车臣）与俄罗斯联邦中央对抗的思想资源，车臣社会被充分动员起来；而且，正是在宗教旗帜下，来自境外的激进思想开始对车臣社会发生影响，车臣社会走向激进化，并在所谓的‘圣战’的口号下，与俄罗斯政府进行长期武装对抗。”车臣境内的伊斯兰教在传播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形成极端主义倾向，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极端主义势力之所以能在车臣迅速膨胀，并对俄罗斯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其原因主要有社会经济因素、意识形态危机、境外极端势力渗透，以及俄（苏）政策失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