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颖奇
题记：谨以此文纪念当年的人与事。
儿歌：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让我去当兵，我把匣子挎。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中关村的创业初期，我们这支队伍，为回国创业的留学生提供服务，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就是靠着这样的精神来吸引海归、服务海归。
大雨滂沱之夜
2000年7月1日，主管中关村的市领导在硅谷宣布了联络处的正式成立，并对留学生承诺要为回中关村创业的海归提供全方位的服务。8月，正值北京的盛夏，联络处通知将有两个留学生乘国航CA985回国，考察中关村的创业环境。考虑到两人都带着行李，我决定与初军威分别去接。
那些天异常忙碌，一天下来，筋疲力尽。下午五点我到食堂抓了一个馒头，开着一辆桑塔纳上路，六点半准时到达首都机场。但就在飞机降落前十分钟，突然一阵雷鸣电闪，暴雨狂风，国航班机竟然紧急掉头飞往天津机场降落。情况不明，我们这些接机的人只好在大厅里苦苦等候，不敢离开。四五个小时以后，才得知飞机可以从天津起飞，到北京降落时已经是夜间十一点半了。
一个晚上只吃了一个小馒头，又饿又累的我接上从硅谷回来的闫博士，拖着大小三件行李上了桑塔纳。天上仍然是大雨如注，雷电交加，开车上路只能看见前车的灯光，辨不出路径，凭着经验和方向，缓缓地艰难前行。窗外是雨水，窗内是雾气，车内异常闷热，打开空调凉风吹在湿透了的单薄衬衫上，加上连日疲劳，没吃晚饭，顿觉虚汗湿透了全身，肠胃开始痉挛，显然是低血糖反应。我趴在方向盘上，忍着疼痛，努力地辨认路径，艰难向西。途中不断地看到有些卡车侧停在路边，没想到大雨之夜在三环开车竟是那么的危险。
凌晨一点多，总算熬进了清华的大院，但是我们都不知招待所在哪里，大雨中也无人问讯。几经周折找到招待所，又冒雨叫开了大门，在雨中帮助他把沉重的行李一件件拖进门厅。这时的我已经是筋疲力尽，浑身瘫软，恨不得随便找个地方躺下不起。管理员要求预交住宿押金，闫博士刚下飞机还没有人民币，我掏出包内所有的钱，告诉他你先用这些付上，明天到管委会再谈。
凌晨两点半，北京城都在雨夜中深深地进入了梦乡。我一个人开着车慢慢地在滂沱的大雨中摸回家，艰难地爬上四楼，进门就瘫坐在椅子上。妻子半夜惊醒，看到从头到脚像水里捞出一般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好为我脱换了衣服，捂上被子，我真是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昏昏入睡。
北京的电话
寒气逼人的冬日，我与初军威在办公室谈话。突然门被推开了，走进一位拄着拐杖的长者，穿着老式的黑呢子大衣，戴着黑毡帽。这情景，在我们这个忙碌的中关村总部是绝无仅有的。我离开座位走上前去，以为是什么人走错了地方，问他来此何事？老人操着南方口音，戴着满口的假牙，颤颤巍巍地说了一大堆我似懂非懂的话。好不容易才问清楚，他的儿子在美国打电话来，请老父亲到中关村问一问留学生回国创业有什么政策，如何办理。
听罢我很感动，问清了老人姓魏，78岁，是外交部离休干部。我对老人家说，您这么大年纪，我跟您讲，您也记不住，我这里有全套的资料，带回去您寄给他就行了。老人出门，上了电梯，我突然感到不妥，忙对军威说，他这么大年纪，又快到春节了，到邮局向国外寄材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不如我们替他寄走，赶快去追。我俩跑到楼下，沿着门前马路，一南一北搜寻，竟然没有追上。回到办公室，电话打到外交部老干部局，请他们代为查找78岁姓魏的退休干部，老干部局说外交部的退休干部有2000多人，你说不清单位，查找起来实在困难，我好说歹说，人家才答应帮忙。第二天回了电话，还真的找到了。于是我与军威赶紧去魏家走访，老先生78岁，老太太75岁，儿子在美国，真正要回国创业的是他们在美国获得医学博士的儿媳妇。我们了解了他的家庭情况，并留下了我们的联系办法，告诉二老和魏家小保姆，家中有困难可以给我打电话。
回到办公室，我就拨通了美国的电话，向他的儿子讲述了他父亲来管委会和我们去家访的情形，并且告诉他如果有意到中关村来创办企业，我们现有的政策和能提供的条件，他家里有困难我们也可以代为照顾。放下电话，我们就到邮局按照他们提供的地址将中关村的全套资料，特快专递发往美国。
事后得知，魏老先生的儿子收到这个北京长途之后，马上就给他在医院里上班的妻子李博士打电话，但是李博士出诊去了，一时无法联系。于是他就坐在门外足足等了两个小时，看到妻子开车停在门口，马上就情不自禁地向她喊：“北京来电话了！中关村来电话了！”
李博士早年曾在协和医院工作，在美国留学和工作18年，已经是著名的整形外科医生。由于这个北京电话，夫妻俩商定无论如何也要回中关村看看。时隔不久，我们在首都机场接到了匆匆回国的李博士，第二天又将她引见给主管中关村的市领导。见面时李博士拿出了一本书送给了副市长。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没想到达位李博士竟然是我党第一代领导人的后代，她的父亲曾经是我党在红军长征路上著名遵义会议的正式代表，几年前去逝，参加追悼会的包括邓小平、杨尚昆、江泽民、李鹏等所有党政要员。
事隔不久，经过考察和安排，李博士在中关村创办了一家高科技企业，将她在美国所学到的整形外科技术搬到国内，专做大型外伤尤其是乳腺癌切除后的整形。当年，她的父辈在中国普救天下，如今，她在中关村治病救人。
“超生”的孩子
留学新加坡的易章雄夫妇于2001年春季来到中关村，创办了自己的高科技企业。创业初期夫妇俩异常忙碌，公司在中关村迅速发展，他们在新加坡怀上的孩子也在肚子里长大。
到临产前不足一个月，易太太才要回新加坡生孩子。去订机票，航空公司说到了这个月份，乘机很不安全，劝她不要冒险。夫妇俩转念一想，在哪生都是自己的孩子，中关村的公司正忙，索性就在北京生。
生孩子可比办公司容易，但孩子生下来，麻烦可就大了。原来易章雄夫妇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又生个儿子，高兴之余去办手续，问题就来了。要带婴儿跨国飞行去新加坡，需要身份证件，首先是办护照或是旅行证，办护照则需要户口，孩子上户口则需要出生证和计划生育指标。易章雄夫妇俩在新加坡多年，太太已经入了外籍，先生还持有中国护照，两个人都没有北京户口，最重要的是没有计划生育指标。于是，夫妇俩奔波于医院、计生委、派出所、出入境管理局，每一个部门都有他们的充分理由，但是结果则是此事办不成，婴儿走不了。
报告送到管委会，我们协调不下来，就与主管副市长商量。我说这个孩子并不在中国长大，准备去新加坡随母亲人外籍，不会增加中国的人口压力。主管中关村的副市长又给主管计生委的副市长转去报告，我眼见他们在电话上又商议了许久。北京市计生委见到两位副市长的批示，专门开会研究，最后通融的办法是，由于这个孩子是中国公民易章雄的第二胎，请区计生委酌情办理。区计生委说按照基本国策的有关规定，凡属生二胎都要罚款，罚款的范围是五千元至五万元人民币，我们从来都是罚五万元。考虑到这个超生的特殊性，可以罚最低限，再特批一个指标去上户口，再办出国手续，消息传来，经过两个月奔波筋疲力尽的夫妇俩总算有了出路，对初军威说谢天谢地五千就五千吧，五万元我们可实在受不了。听到这个结果，我对军威说，五千元也不行，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回国创业的留学生多生了一个新加坡的孩子就在国内罚他五千元。五千元事小，但这个孩子抱回新加坡会被亲友和邻居传成一段佳话，成为永远的话柄。初军威讲这已经是最后的解决方案了，实在不能免除罚款。我说，你到财务以我的名义借五千元钱，替他交上，以后在我的工资里逐月扣除，然后帮助他们办好出国手续。对计生委就说是易章雄夫妇交的罚款，对他们夫妇俩就说是免了。
初军威却没有这样做，他对计生委说夏主任坚持不同意交罚款，自己拿了五千元，你们看能不能再少点。计生委的同志也考虑到这的确是个卡在制度缝隙里的超生个案，最后还是决定钱不收了，事情也能办。
春节之前，易章雄夫妇终于可以抱着儿子高高兴兴地回新加坡了。临行前夫妇俩到管委会，给我和军威一人送了一盆鲜花，说了一大堆感谢话。并说过完春节，把孩子留给老人，他们会继续回来创业。我笑着对他们讲，欢迎你们尽快回来，你们是先开花后结果，公司要办好，生孩子的事就此打住吧。
与人为善
去市政府开会回来，车行至环路上忽接创业园总经理短信：“夏主任，您什么时候在办公室，我们有紧急情况向您汇报，请您帮助。”我在车上当即回电话，说你到办公楼下等我，我三分钟就到。于是告诉司机，出口转弯停在楼下，见到喘息未定的陈总说：“我是呼之即来，比短信都快，你什么事？”陈总说，“我们十来家海归初创企业，在创业园的一个个小房间登记注册，半年之后迅速长大，房间不够用就搬到了隔壁的大楼里，隔窗相望。但年检时，有官员说，这是异地办公，扣押了营业执照，每户要罚十万元钱。我们多次前往陈诉情况并苦苦哀求，但一个小干部就把我们训的跟孙子一样，不容分说。”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不知怎么脑子中竟浮现了这样一个场面，顿时火冒三丈。我问陈总，难道就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么？陈总说，对方又传话来，私下交三万元现金，就可以摆平。但我们是大学创业园，没有发票钱从哪出。听到这里，我脱口而出，这不是活腻歪了么，不要饭碗了么，他敢敲诈勒索治他还不容易。
喝了一杯茶，转念一想，不能毁人，情况还不清楚，也许还有什么原委或是有什么潜规则。也许他的孩子上学要交赞助，也许还有卧病在床的父母等钱治病呢。于是，我对陈总说，你按我说的去办。第一，你明天带点儿礼物，至于多大的“点儿”你自己考虑，但不要空手，再写一份检讨向他讲清这是中关村管委会和大学共建的创业园，领导要求急，工作压力大，我们就让留学生迅速入住了。隔壁的楼房我们会很快装修完毕，并办理变更手续，请主管部门从宽处理。第二，如果还是不行，你就给我写个报告，我会派我的干部出面求情。第三，再不行的话，我会直接找市局的领导商量。我们的目的是和平解决，不伤和气，但我们的底线是既不行贿，也不交罚款。
第二天，陈总和李院长按既定方针办，直接见了他的所长，闭口不谈三万元的事，只说管委会领导已经亲自来创业园了解情况，并送上检讨。所长听后非常重视，又看了市政府与大学的共建协议，市领导出席的照片，满口答应研究研究。第三天，事情圆满解决，执照经过年检均已发还。
工作这么多年，经历各样事情，深知要与人为善不能毁人。如果私下送上三万元钱，再让纪检干部找他谈话，这个人就毁了，这个所也要受连累。此事这样处理，也会让那个刁难企业的干部惊出一身冷汗，知道“手莫伸”的道理。但愿每个人都在社会上平静地生活，不断地学习干千净净的做人，不断地聪明起来、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