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的喜剧》尚未付印，盲诗人已经飘然返回了北京。
这一回，他并不作久居计，途经沈阳时便对记者说次年暑假要归国定居的。寒假期间，他先后到上海、杭州游览，其实都是出于一种惜别的心情。意外的是，开学后不到两个月，他却突然提前走了。
有谁能猜透盲诗人内心的秘密？寂寞难耐。北京所以是一片沙漠，难道仅仅因为没有花朵，没有音乐，黄莺和林子都远在千万里外的缘故吗？在这里，热心于世界语的同道太少了。从前，学生们熙熙攘攘前来听讲，原来不过是受了好奇心的驱使而已。他们听过几回之后，便都陆续退去，后来竟至于从最大的讲堂搬到最小的房间里去，听众也只剩下两个，连《安特莱夫与其戏剧》的讲演刚刚开讲就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
此外，恐怕有一个很重要的诱因，就是剧评事件的发生。
12月底，爱罗先珂看了北大学生演出的《黑暗之力》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出的《无风起浪》。看后，写成《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于次年1月6日发表。
文章说，在文明各国中，女人不和男人一同演剧的可羞可惨的现象是只有中国才有；而北大学生演出时，以男扮女，竭力学优伶的模样，实质上是遵守旧的道德与旧的习俗。他指责道：“倘使连大学和专门学校的男女学生们，对于这一点简单的早为全世界所排斥的偏见，也竟奈何不得，则对于全世界正在激烈争斗着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上，那里会给予一点微末的影响呢？”他说，这样下去，中国将会沦入更加可怕的黑暗。
观后感是由鲁迅翻译的。对于这篇记文，他已经预感到发表的后果，知道在中国非但不能容纳，还要发生反感的，尤其是在躬与其事的演出者。但是，他没有阻止的勇气，他了解这位异邦诗人对中国青年的热爱是何等深切，所以才有这样急迫的言论，况且人又老实，不懂得恭维。他也曾把罗素两年前来华讲学，回国后就著书称赞中国，以致门槛差点被中国留学生踏破的故事向爱罗先珂谈过，但没有用。俄国人好像总是特别一点的。
果然，剧评发表的当天，立即引起北大学生的抗议。参加演剧的学生魏建功答以《不敢盲从》一文，用影射、挖苦的语言对爱罗先珂进行人身攻击，并且特意在标题中的“盲”字及文内的几处“观”字和“看”字上面加上引号。
看了这篇文章，鲁迅气得差点要找魏建功角斗。在爱罗先珂的观剧记刊出以后，就有朋友告诉他说，不少人疑心文章是他做的，至少也有他的意见夹杂在内：因为常用“观”“看”等字样，是作者本人所做不到的。他扫描的目光，不时地回到《不敢盲从》的最后一行：“我再感谢鲁迅先生介绍了爱罗先珂先生的教训的美意！”这不正是有意的暗示吗？
——卑鄙！
等到慢慢地冷静下来以后，鲁迅觉得，首先蒙受损害的不是自己，而是爱罗先珂。一个深爱着中国的外国人，在中国所应得到的回答就是这些吗？亏他还有勇气说拿“人格”做保障！什么人格！简直是“猴子样”！就是猴子！比猴子不如！
鲁迅不能让友人蒙受屈辱，他说话了：“若说对于魏君的言论态度的本身，则幸而我眼睛还没有瞎，敢说这实在比‘学优伶’更‘可怜，可羞，可惨’；优伶如小丑，也还不至于专对他人的体质上的残废加以快意的轻薄嘲弄，如魏建功君。尤其‘可怜，可羞，可惨’的是自己还以为尽心于艺术。从这样轻薄的心里挤出来的艺术，如何能及得优伶，倒不如没有的干净，因为优伶在尚不显露他那旧的腐烂的根性之前，技术虽拙，人格是并没有损失的。”
读报的当天就写下了自己的愤慨，题作《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
前两天，写《关于〈小说世界〉》，里边说：“凡当中国自身烂着的时候，倘有什么新的进来，旧的便照例有一种异样的挣扎。”这样男人扮女人的艺术，不就是一种异样的挣扎么？里边还说到中国青年中的“无从挽救”的“废物”，其实就包括了魏建功一类的。旧小说，新小说，旧戏剧，新戏剧，闹来闹去，且新进的人们都喜欢以新潮派自居。没有人格的新，哪里来新的文艺？在声明的末尾，当他特别着重地指出这么一点的时候，简直要掷笔而起了：临末，我单为了魏君的这篇文章，现在又特地负责的声明：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此前，《晨报附刊》还发表过九篇批评《不敢盲从》的杂感。可是，所有这一切的辩护，都无法挽留爱罗先珂。4月，他走了。
爱罗先珂终于走了。
作为朋友，还能做些什么呢？鲁迅默默地翻译了他的童话《红的花》；为了出版《桃色的云》，亲自描绘了石刻云纹作封面，并在上海订制了一千枚三色套印的爱罗先珂像，供新潮社出书使用。他很珍重《桃色的云》，许久以后，在劫难中设法挽救有数的几部书籍里就有它。那是盲诗人特别喜爱的作品，译本里，保留着他们两人共同消度的时光。
感情是美好的，不然，人们不会珍惜它，为它付出沉重的代价。在世间，见利忘义、卖友求荣的固然不少，但是看重感情的人也不是没有。像鲁迅，就很念旧。然而他不是那种浅薄的感情至上主义者，为了真理，他宁愿抛弃多年的老朋友，即使内心深处也不无悲悼。正因为这样，他常常要被那些末流作家或小报记者描绘成偏狭阴险、反复无常的小人。可是，这些于他又有什么关系？他个人就不时地解剖自己和背叛自己，他从不觉得自己特别的崇高。
北大发生风潮，他便颇不满于蔡元培，而寄同情于风潮中的牺牲品冯省三。老朋友又如何？难道人类的尊严仅仅是权力者才配享有的吗？
那已是去年的事情了。学校数十名学生因为反对征收讲义费，风潮突然芒硝火焰般爆发起来。蔡元培等提出辞职，大部分学生便公推了代表极力挽留，表示反对风潮。未久，蔡元培等宣告复职，风潮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学校当局做出让步，取消了讲义费，但是却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
鲁迅历来认为，学潮总是事出有因，不会是空穴来风。譬如这一回北大风潮，旋起旋灭，难道竟只干系到一个人？果真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
他认识冯省三，知道那是世界语的拥护者和宣传者，一个有为的青年。如果说他罪在带头反对征收讲义费，现在的讲义费不是取消了吗？既然事实证明了当初的要求是正当的，那么，凭什么理由勾销了一个青年的学籍？难道仅仅是为了保护当局或是个人的威权，才做出如此的惩罚？教育者们口口声声讲教育，找一个莫名其妙的借口就可以轻易地剥夺别人受教育的机会，难道不觉得这讽刺太大了一点吗？可愤慨的，还有所谓群众，真不知道何时才能变个样子！讲义费取消了，学生得胜了，有谁曾经想起过其中的牺牲者？谁为牺牲者祝祷过？……
再远一点，三贝子花园那里，有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其中有三块墓碑，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
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他的肉，“散祚”了。试问，还能留下些什么呢？……
他写了《即小见大》，抒写了内心的忧愤。
冯省三被学校开除以后，同鲁迅的关系渐渐地密切起来。因为他经济困难，鲁迅也会不时地给他一点援助。后来，鲁迅赠他五元旅费，帮助他离开了北京……
送走爱罗先珂与冯省三，先后不满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