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人间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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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40关于“铁屋子”的议论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1916年6月,袁世凯在忧愤和疾病的困扰中死去。在一个高度的政治文化专制的社会里,一个人的存废,可以足够牵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脉。独夫死后,强控制的局面立刻松弛下来。权力真空出现了。于是,在北洋军阀内部和南北军阀之间,陆续出现各种各样的角逐。而这时候,自由民主的潮流,在长久的沉寂之后又开始了可怕的骚动与喧哗。

中国社会,已经不复为武人专擅的世界。随着封建专制政体的崩解,知识分子迅速分化为独立的力量。科举制度的取消,最后切断了他们同官僚阶层的固定格式的联系,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稳定的附庸地位。他们重新寻找自己。外来的思想成群结队飞过中国的天空。不同方位的瞻望与追索,带来了一个共同的发现:面临的全面危机,并非仅仅由异族的铁骑所引起,传统本身才是民族变革的主要障碍。要进行政治革命,必须同时开展同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的斗争。这群自由职业者,不再学他们的兄长那样,把热血全都交付火铳与枪膛。异质的观念意识直接成为掌握中的武器。就从这个相对宽松的历史罅缝里出发,一支由《新青年》杂志所纠集的先锋队,开始向现代突进了。

爱与复仇/最初的战叫人间鲁迅(上)一代精英集中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坚持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原则,实际上保护了这些异端分子,为他们进一步扩大影响提供了有利条件。1917年1月,《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被任为北大文科学长,编辑部随之从上海迁到北京。从此一场父与子、新与旧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继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陈独秀接着发表《文学革命论》,首次高张“文学革命”的旗帜。

如果说古老的封建营垒——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那么,北京大学就是它的中心。

作为现代的人,再也不可能像古代的遁世者那样,可以全然不管秦汉魏晋的更替。对周树人来说,兄弟在北大,同学在《新青年》,根本无法割断自己跟时代思潮的联系。只要听得见涛声,他是不会拒绝融化的。更何况,他从来就不具备隐士的性格。

周作人是在1917年4月来到北京的。

两年前,作人便有来京做事的要求,为了离开绍兴,甚至说什么科员之类也都可以做做。但是,树人没有答复。理由同劝阻宋紫佩一样,以为潮流汹涌而无立足之地的缘故。当时,朱希祖算是尽了同学之谊,介绍作人到大学里教英文,没想到他在没有征求作人个人意见的情况下,径自回信谢绝了。直到最近,由于环境的好转,有人重新提议让作人到北京大学担任教职,他才改变了态度,等到取得蔡元培的书面答复之后,立即寄出六十元旅费,催促作人成行。

这些年来,他对时局的看法十分悲观,即使感觉到了某种变动,也仍旧以惯常的怀疑和忧虑的目光打量眼前的日子。

二弟到来以后,树人便把南向的居室让了出来,自己移到北头的一间里去。从窗门到室内诸物,作人都做了一番新的摆布,而他却一直生不出这份近乎闲逸的情致,每天办公回来,几乎完全陷入了古籍和金石拓本的围城之中。

记得他从日本归国时,曾着意带走一束樱花,而今到哪里寻找那片绚丽的回忆?想不到的是,他竟无聊到用木盒子养起壁虎来了。至于脾气,也越来越坏。他隐默时可以一言不发,激愤时就喝酒,仿佛立意要毁灭自己似的。夜间,不知道谁家的猫来屋上骚扰,他往往大怒而起,拿起竹竿追打不舍。总之,在作人眼中,大哥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一天,树人拿来几册《新青年》,交给作人道:“听季茀说,这里面很有些谬论,可以一驳的,你翻翻看。”

一个倡言“文学革命”的杂志,登的尽是古文,未免有点滑稽,但作人并不觉得它有怎样的乖谬。那么何以会招惹明敏如许君的非议呢?该是用了过去《民报》社时代的眼光去看它的吧?然而,二弟的看法便对吗?……

用手造的墙,把自己同时代隔离开来总是不好的,周树人想。

阴森的槐荫下,来客非常稀少。往昔的同学,只有许寿裳、张协和伍崇学尚有过从。每逢节日,他们便带了板鸭和各种食品,让树人吃上一点“人间烟火”。8月,一位稀客出现了。

他就是钱玄同。这位东京时代的老同学,现任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的教授,兼做《新青年》杂志的编辑。有了头一回造访,他便每隔三五天来谈一次,一谈就是半夜,谈到兴头处,主人就留他吃饭,有时则同往广和居小饮。

显然,他怀有一种特别的精神使命。

是一个初夜。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在树人的面前坐下。因为怕狗,走路快了一点,所以许久还有喘气的样子。

他一面翻看着桌面的古碑的抄本,一面发问道:“你抄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树人懂得他的用意了。《新青年》同人虽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并没有赢得社会上的广泛的响应,甚至连激烈的反对者也没有。这种境遇,与自己当年筹办《新生》的时候十分相似。树人想,他们该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进入死灭,却也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少数的几个人,让他们承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

“既然有了几个人起来,你也就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希望。其实希望中国有所改革,有所进步,不也是自己的本意么?然而,无论是青年时候的慷慨激烈,或是中年以后的苍凉寂寞,而今都一一不复愿意追怀了。只是希望在于将来,又怎敢以自己的失望,证实他人之所谓实有的虚无呢?况且,自己所见的人物和事件就有限得很……

即使全然没有了希望,难道这黑暗就不该受到诅咒吗?……

当终于目送了同学的背影消融在夜色之中,周树人不免感到歉疚;聊可自慰的是,好在最后已经答允做文章了。

智慧的痛苦不是轻易可以消除的。

对周树人来说,深刻是一种负担。人们大抵健忘,而他偏偏执著于过去;人们沉醉于好梦之中,而他偏偏直面丑恶的现实;人们所见是形而下的图景,而他偏偏还要继续探究形而上的世界,那超越个人本质的同一的精神实体。从民国成立到现在,人们欢呼过多少回庆祝过多少回?在他看来,不外是五色旗与龙旗的变换而已,民族的根柢并没有什么变化。俄国革命是成功了,但是对中国来说又何其遥远,况且还不知道到底改变了些什么呢。因此,对他来说,什么文学,什么革命,都不可能唤起如报人、青年般的热情。

至于决定给《新青年》撰稿,也无非是受了同情心的蛊惑而已。目睹改革者肩负了各种压力而挣扎着前行,自己竟默无表示,无论如何是可憎恶的。何不从旁呐喊几声,给他们壮壮胆子,使他们于寂寞驱驰间添一份慰藉呢?他觉得,自己离战士固然很远,但实实在在是不能当看客的……

时间一天天踅过去了,可文章还没有影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