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台在我书房的南窗外。那一片三平方米的地方是夫人的领地。她在这里种了几盆花草，为室内增添了几分绿色。最贵重的便是那株用大盆栽的被称作铁木的巴西木了。它是1996年女儿与儿子去云南时带回的一段木头。七年来，它已经长到了三米多高，枝叶繁茂，郁郁葱葱，成了一株小树了，一年四季常青。它已经连续四年开花，花香浓郁，遍室溢香。它开花的季节并不固定，有时在季冬，有时在仲夏。今年是它第五年开花，却在孟春。它开花的时间是每天下午五时以后。这时，站在阳台上观察，可以看到它那一尺多长的花穗上，无数朵的小粉花一朵一朵地次第绽放。什么季节开花，花有自己的生长规律，由它去吧，我们也只是一位赏花的观众而已。它开花的本意并不是为人欣赏的。傍夜，我站在阳台上，在灯光下看铁木开花。仰望花穗上的株株花珠流出的花汁，一滴一滴像晶莹的珍珠，贴在嫩绿的茎叶上。举手粘下一粒尝一尝，味道很甜。我觉得铁木长得太高，不好管理，主张开花过后截去一半；夫人不同意，主张只将花穗部分剪去即可。争论没有结果，我便回到桌子旁，来写这篇《后记》。
这时，《淮南子·齐俗训》中的一个故事冒了出来：
宾有见人于宓子者。宾出，宓子曰：子之宾独有三过：望我而笑，是眑也；谈语而不称师，是返也（《太平御览》引“语”作“论”，“返”作“叛”）；交浅而言深，是乱也。宾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谈语而不称师，是通也；交浅而言深，是忠也。故宾之容一体也，或以为君子，或以为小人，所自视之异也（《太平御览》引“自”作“从”）。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亲；身疏，即谋当而见疑。
本《训》开篇便说：“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性失然后贵仁，道失然后贵义，是以仁义立而道德迁矣。”铁木长高了，我想截短，夫人又以为高点好。人们观察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评判标准。这标准原是自己心中的主观意念，不一定合于事物的规律。各人有各人的意念，于是便有七嘴八舌的词语出来的。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评论不只是两种，而是两种以上。这是任何事物都会遇到的情形，如果出现完全一致的论断，那才是真正的不正常。学术讨论的不同论争，说到底也便是不同意念的智慧的撞击。战国诸子如此，今天也如此。对秦学术的发展与变化及其结果与影响，我在这里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以后其他学者自然也有自己的研究，结论会与我的思考有同有不同，这才叫学术。我的愿望是在不同的声音中不同的智慧启迪下，提高个人的认识能力和学术水平。这便我这敢于将这本作品呈现出来的情愫。
这本作品是1996年在一位友好的建议下运作的。当时向秦俑博物馆申报了科研项目。从那时起，一边读书，一边思考，一边写作，也断续在《秦汉史论丛》、《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秦文化论丛》、《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讨论会文集》、《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等期刊与书籍中发表以征询意见。直到今日完成已历七年，与那株铁木同龄。现在把它奉献给同行先达及友朋，接受诸君严格的审视，欢迎批评和建议。我历来认为，任何学术作品的完成都只是作者在古今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课题的一个时期的成果。它在时空的变化中，还会由自己或非自己撰写更新更好的作品出来。
我在前面虽然引用了《齐俗训》的开篇文字，但从实际撰写本书来说还是不敢“率性”而为之，还是认真地考虑过的。我读了前人的学术史的论述。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
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出来，令读者有很明确的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象，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
在撰写过程中我主观上思想这样做的，也作了一些努力。但是，限于个人的学养、认识及秦学术的一些特征，有些方面是不可能做到的，比如学派。另外，我感到学术史的研究不仅要认识该时期学术状况，更要认识和分析它对后来学术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作了些论述。限于秦学术的特殊性，我将全书分为下两编。秦学术是先秦（秦本身有很长一段时间便在先秦时代）学术史的继承。先秦学术最辉煌的时期是春秋战国诸子时期。先秦时期的秦国也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受到诸子的影响。秦王朝又是对诸子的文化整合，所以在上编中我集中地按《汉书·艺文志》的顺序探索了诸子及诸子在秦国的活动及影响。下编中论述的秦的学术，重点在秦王朝，也追及秦国。除上、下编外，本书还有两部分，即《绪论》和《附录》。《绪论》论述秦学术史研究的内容、目的、方法、资料及指导思想。《附录》分三部分，一是收集了古代中外学术史的资料（不是很完备的），目的是通过古代中外学术的对比来考察古代中外学术的异同，找出秦学术在古代世界学术史上的坐标。这当然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应作本书一章，因为只是做些提示性的工作，所以作了附录。二是从考古的角度出发，考察秦学术史，对前面的论述作些补充和提示。三是参考文献目录，只是主要文献的列举，而且将参考过的论文亦未列入，这点请同行及朋友们谅解。
秦学术史是中国学术史中一个承上启下的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极其重要的阶段。按照先秦诸子时代学术发展势头来看，秦学术应该给古代中国学术带来更有生机、更有活力的面貌和丰富的内容，产生一批更有智慧、更有创造性思维的学者和思想家，结果出人意料地和成为历史事实地是它走向了一个狭窄的胡同。不仅秦国发展中没有，而且秦统一以后也没有出现上面所说的更有生机、更有活力的学术动向和产生更有智慧、更有创新的学者及著作。甚至秦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也没有出现先秦诸子时代那种活跃的、论证深刻的、哲人智者辈出的、论题广泛的、自由讨论的学术发展时期。以后汉代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儒佛融合、宋明的理学、乾嘉的朴学及清末民初以后的中西学术交流，均可注目，尤其清末以后的中外学术交流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都是中国学术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些发展阶段中，秦学术的形影却在有形无形之间不断地顽固地甚至强烈地以君主政治的学术特点影响着学术的发展，表现着自我，也是事实。这更告诉我们，秦学术史研究对了解中国两千年的学术史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学术的参照系。长期以来，对秦学术的系统研究，由于受资料和其他因素的影响，研究探讨得很不充分。我的研究也还只是探索的哐蒿矢，只是想探索秦学术史走向的足迹。因此，我还没有勇气将这本书直呼为《秦学术史》，而命之为《秦学术史探赜》。《易·系辞》上有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正义》曰：“赜，谓幽深难见。”对秦学术史来说，何尝不是幽深难见呢？所以，我只是在探赜，故为斯名，其意在虚位以俟贤者。书中《官吏的政治素质与行为规范》、《秦之史学》为张敏原著，《秦之文学》为张宁原著，征得她们同意，作了些修改收入本书各章。由于本书写作时间较长，又作为专文发表过一些，所以有些引文及论述句子有少许重复，也是不得已了。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领导重视科研是有传统的。1996年他们将此书列入科研计划，现在又支持与鼓励此书出版。在出版过程中，秦俑馆研究室主任田静研究员为本书从定稿和形式设计，决定出版单位，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书中的照片由秦俑博物馆考古队副队长张天柱先生及保管部张敏、夏寅先生提供。陕西人民出版社领导及责编张玉霞同志在编审过程中提出很中肯的意见，做了一些相当到位的修改。根据他们的意见我又做了修改，历时近半月。我铭记着为本书出版付出了劳动、心血和汗水的所有领导、朋友、同事及亲人，也衷心感谢他们。还是我过去说过的一句话旧话：一部著作的产生，不是一个人的劳动成果，而是多人“合力”的结果。
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夜
二〇〇四年元月二十五日夜二校后记
附录一：
公元前2世纪前中外学术录要
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都有许多共性。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这种共性表现得更突出。在生活上的吃喝拉撒睡，对待生命的好生恶死，在人生道路上的争强好胜积极进取，人性上的勤劳懒惰、好逸恶劳、贪欲情爱、扶老携幼、善良凶残、好奇求知、喜新厌旧、趋利避害、乐美厌丑等，信仰上的敬神驱鬼、祖先崇拜、英雄情结等。人类的共性，愈古共性愈多。以后，由于社会的进步，生活环境的改变，学术文化传统的不同，共性逐步减少，分歧愈来愈多，但是，在许多根本问题上共性仍未改变，所以，可以求同存异。
人类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是共同的：大自然的风雨雷电，日入月出，自然灾害，生老病死；社会上的互相之间的亲情友谊，勾心斗角，收入多寡，强弱关系等。自然的现象和人类互相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古老的哲人、圣人、智者考虑和思索的问题，于是，便产生了原始的、古代的学术思想。如果对这些稍作考察，便会发现，古代中外思想家考虑的结果，得出的结论，十分相近，甚至连时间也很接近，有时似乎是同步的。
基于这一点，我想将古代中外学术思想挂一漏万地按大的时代作以摘录，将秦的学术放在世界学术史的大潮中去，观察其在世界学术史中的地位。这个工作要做好在我来说是有困难的。首先，我对世界学术史的知识是非常薄弱的，它便限制了我去做好这一工作；其次，这是一个大课题，是可以写出一部煌煌巨著的，几千字的文章是难于驾驭的。所以，我说是挂一漏万只是可以看出一点大势而已。能如此，也就如愿了。它的下限止于秦亡。
（一）公元前10世纪以前
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准，说法不同。人类学者认为将文明与石器时代文化区别形象来的文明的一些特征，包括：城市产生，有制度的国家的建立，文字的创造和使用，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划分，大型建筑，专门的科学和艺术等等。
中国的历史一般说从黄帝算起。其时间迄今约5000年。按中国古文献记载，黄帝曾建有都城，仓颉造文字（考古发现的河南贾湖刻划符号，距今已9000年到7500年，被认为是汉字的萌芽），设诸侯，以德治万民，并且在科技及艺术上都有所作。从此而论，似乎进入文明了。但是，目前尚无实证。现行的历史年表，将中国夏朝定在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商朝定于公元前16至前11世纪，周朝定在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夏代的存在似已无问题。从夏迄今已3600多年。夏商周时期的学术已经是较成熟的了。文字有甲骨、金文；历法还有置闰，一年为365天多。在思想学术中孕育着春秋战国诸子，尤其是儒学。政治统治实行分封诸侯的封建制。
这段时期世界他处，也大体与中国同步。
印度
公元前38世纪，印度河下游摩罕达约地方建立王国，使用文字。
吠陀时代（前1500年至前600年）有史诗《犁俱吠陀》（公元前15世纪），为颂神赞歌，收诗1028首。《娑摩吠陀》为祭神诗。《耶柔吠陀》（公元前15世纪），为祈祷诗。
两河流域
公元前37世纪，美索不达米亚苏马连人建立帝国，已使用文字和铜器。
公元前1894年，古巴比伦王朝建立，至第六世王时，产生《汉谟拉比法典》，共282条。而其前的王朝已有《乌尔拉姆法典》，被称作世界第一部法典，及《伊新国王李必特·伊丝达的法典》和《埃什努拉国王俾拉拉马的法典》。
巴比伦人对天文观察极为准确，一月为29日44分三又三分之一秒，与现代天文只差0.4秒。
古巴比伦的史诗有《吉尔迦美什史诗》、《出埃及记》、《歌咏阿古沙伊雅的史诗》、《士师记》、《咏世界创造》（希伯来《创世记》受其影响）。
非洲
1850年，德国青年探险家在非洲北部撒哈拉沙漠发现了一组岩画。岩画约10000件，总面积约10780平方米，有人物、动物、房屋，内容有舞蹈、狩猎、祭祀及特殊的文字。早期壁画人、动物都很大，一只犀牛长达8米，人物高达3.3米，长颈鹿高达7米。这些岩画被分为四个时期：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7000年；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2世纪。
大西洲
大西洲是否存在是世界学者关注的问题。公元前5世纪柏拉图曾对之作过描述，说在大西洋中有一个阿特关提斯的大陆，那里的人建立了一个帝国，由12个属国组成，面积207.2万平方公里，有庙宇、港口、船坞，经济发达，人的道德品质高尚。但在柏拉图前9000年，该岛沉入海底。这是说在公元10000年前便在地球上有了极为先进的文化，这便是大西洲。究竟如何，还须探索。
美洲
1876年在亚马逊河密林中，曾发现了三座金字塔，在其附近发现古印第安人的洞穴、建筑、图画。这些金字塔高200米。建于10000年以前，也是一个谜。但是，在公元以后，美洲的金字塔统计下来有1000多座。玛雅人的高度文明，也是令人莫测。不过，这是以后的事了。
埃及
金字塔是埃及出名的古迹，在前32世纪，便开始造金字塔。前2500至前2300年，埃及第四王朝时造的金字塔前方的狮身人面像，已经世界闻名。前2000多年，古埃及第五朝时的雕塑《书吏凯伊丝》写实性强，是一写实作品。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时的雕塑《纳弗尔蒂胸像》，是以法老阿赫那东之妻纳弗尔蒂的形象雕刻的。
古埃及的历史可分为前王朝（公元前3200-前2280年）、中王朝（公元前2280-前1778年）、新王朝（公元前1570-前1090年）。新王朝时，古埃及人在天文上便知道了43个星座，陵墓中有星象图。十四王朝时候绘制了黄道十二宫图，定一年12个月，每月30天，年终加5天，1400年可以周而复始。数字上可以计算各种图形的面积。而文字的发明已在公元前5000年，是象形文字。
古埃及人们的文字作品如诗歌、故事等，在中王朝时便有《魔术师的故事》、《一个能言善辩的农夫》、《赛努西故事》、《遭难的水手》。新王朝时期有《庄稼汉的歌谣》、《打谷人的歌谣》、《搬谷人的歌谣》，从题目看便知道是写农业劳动的。《亡灵书》27篇是诗。还有《占领龙巴城》、《厄运被注定的王子》、《昂普·瓦塔两兄弟》、《赛特那和魔术师》、《身体与头的争论》等写战争史和人物的故事诗。
希腊
希腊是爱琴海文明的产物或代表。它的文明时代约在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之间。这是许多城邦制的国家。古希腊的雕塑有《愉快的收获者》，是浅浮雕，雕刻在尖底石瓶上。《华菲奥的金杯》，浮雕。《捕牛图》亦是浮雕。著名的孕育了欧洲及世界学术的盛期的希腊文化，是以公元前7世纪以后的事。
公元前10世纪的秦人，按《史记·秦本纪》及凤翔出土的石磬铭文看，约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高阳民的苗裔女修出生。女修的第四孙大费与禹治水，此时约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舜封大费，赐姓嬴。在殷时，嬴姓多显。周时，秦人先祖造父为周穆王驭，并助其平徐偃王。这时居于赵城。此时约在公元前985-前931年。在此之前，秦人在中国东部，在此期间，秦之非子一族西迁，到了今日之甘肃天水一带。秦之一部分在赵城，一部分在西垂，故有秦赵同祖之说。这是公元前9至10世纪。
周孝王时，秦复被封居地西犬丘，是为秦嬴。到第五代秦襄公立国。这是秦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周封秦的诸侯。按编年记载，非子居犬丘为公元前897年。在此以前，秦之学术仍处在蒙昧时期。
（二）公元前9世纪至前2世纪左右
公元前9世纪以后到公元前2世纪前后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上有一段辉煌的时期的。在世界上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这个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出现了一批而不是几个世界级的伟大人物。这些人物有政治人物，也有学术名人，艺术名人，科技名人。从学术上来说，这是一次学术的大展示，其意义不但在于出现了那些人物，提出了那些深刻的思想，而更在于这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各种思想自由展放的环境和时空。这一时期对世界、对中国以后的学术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中国历史在这个时期是贵族政治的后期，有周穆王的浪漫旅游，有周厉王的监谤失败而致使公元前841年的共和执政，周宣王的46年中兴及周幽王的荒淫灭国，西周结束。东周分为春秋与战国，诸侯纷争。
春秋战国时期，由殷周孕育多年的文化积淀如火山喷岩浆，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热烈场面。学者们讨论的问题广涉，由自然的天、地变化，到人事的各个方面包括天文、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科技、道德、修养、养生、官德、人品等各个方面。出现了孔子、屈原、管仲、子产、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商鞅、韩非、孙武、孙膑、张仪、公孙龙、邹衍、稷下学派等。这些情况我在前面均已涉及，也作过评价，这里便不应该再重复他们的历史和学说了。其中屈原虽未提到，但这位浪漫诗人在中国平民中已是耳熟能详，在外国也已经有了相当的知名度了。
在世界上，这个时期是希腊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名人辈出的时期。
希腊（前12世纪——前2世纪）
下面先将希腊罗马的雕塑名作列示：
公元前7世纪，《濒死的雄狮》，亚述。
公元前499-前450年，《鲁多维奇宝座》，浮雕。
公元前479-前450年，《雅典娜与马尔亚斯》，《掷铁饼者》，米隆（Miron）作。
公元前460-前416年，《荷矛者》，波利克列特作。
公元前450-前410年，《埃列克底邕柱像》、《向雅典娜献新衣》、《命运三女神》、《雅典娜的诞生》、《雅典娜和海神波赛东争做雅典保护神》，都是雅典卫城神庙巴底农神庙的作品。其中《向雅典娜献新衣》长160米，高1米，雕有350余人及250多种动物。
公元前4世纪普拉克西特（Praxites）的《尼多斯的阿芙罗蒂德》、《牧羊神》等。史柯帕斯（Skopas）的《尼奥尔群像》、莱西普斯（Lysippos）的《赫尔克利特》。《亚历山大》。
公元前305年的《萨莫德拉克的胜利女郎》。
前3世纪代达沙斯（Doidalsas）的《蹲着的阿芙罗蒂德》。阿加西亚斯（Agasias）的《波尔格赛的战士》。
前2世纪波厄多斯（Boethos）的《小孩与鹅》。《垂死的高卢人》。
前1世纪由阿格桑德罗斯（Agesandros）、波罗多罗斯（Polydoros）、阿塔多罗斯（Athano-doros）作的《拉奥孔》。
罗马（前753年建国）
前6世纪的《母狼》。
前3世纪的《卡拉米拉》。
前1世纪的《阿古力巴》、《奥古斯都渥大维》。
考古发现的希腊罗马的艺术品可以列举几件如下：
1972年8月16日，在勒佐卡拉布里亚出土了《里亚切武士像》。一号铜像高2.1米，二号铜像高1.98米，为古希腊作品（公元前6世纪）。这是两位古代英雄的铜像，形象生动，传神。铜像不但用青铜铸成，而且还有饰物，眼球是象牙的，须、发和睫眉，嘴唇和乳头贴上紫铜，脚跟还有用于连接底座的铅块。
希腊奥林匹克城的宙斯神像高14米，用木料、象牙、黄金雕成。巴底农神庙的雅典娜女神像，也很精美，细部和整体，繁和简，形体和色彩，雕刻与建筑，和谐统一。
罗马的庞贝（Pompeii）古城，建于公元前6世纪，当时有居民15000-18000人，公元79年8月24日被维苏威火山灰山湮埋。18世纪开始发掘。1994年我去访问参观时，看到了原来石砌的高大建筑残体，房子内的壁画栩栩如生，水池中的青铜雕像等。同时，在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展室内，有四匹比真马还略大的铜马。这是驾车的四匹马，驸马马头向外，辕马头向内侧，马腿细长，各抬一蹄，马体高大骠壮，肌肉劲实。马铸成外实内空，马鬃后扬。马颈、头、身为分件铸成后铸接的。据考证，铜马造型与古罗马的马种酷似。古希腊时有八马驭车，四马驭车也有，但是少数。古罗马则多数是四马驭车。其铸造工艺使用的是古罗马雕塑艺术中独有的卢努拉手法，即镰形镂空法，使马眼更加炯炯有神。这四匹铜马为古罗马人所铸造。古罗马没落时，被移到康斯坦丁。公元1204年威尼斯执政官堂多洛参加十字军越过地中海，取回这四匹马，安放在圣马可教堂屋顶。公元2世纪，古罗马的铜币上便有这四匹马的形象。
以上，我先从希腊、罗马最引人注意的雕塑绘画艺术上，提供一些材料。许多艺术品早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了，便只列目录。铜马和铜武士像，介绍的相对较少，所以稍加说明。从这些作品来看，它的内容大体包括以下五种：一是对希腊、罗马古代神的颂扬，如宙斯以及美神阿芙罗蒂德的歌颂，美神相对较多，爱美是人的共性；二是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反映；三是对战争、尤其是对胜利的战争的讴歌；四是对伟人、英雄的崇拜，如奥古斯都、两铜英雄；五是对动物的纪念，如《母狼》。据说侬多米尔国的女儿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被一只母狼救活，吃母狼乳汁长大，建立了罗马城。这些艺术品既是当时的艺术成就，也是当时人们的社会意识的反映。
现在，我们可以从思想家那里，探索当时的学术思想。古希腊人于公元前8世纪（前776年），在奥林匹亚举行竞技，纪念天神宙斯。创下了延续至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公元前668年，亚述帝国阿赛班尼泊尔即位，重建尼尼微城，创立大图书馆。
公元前610年，日本神武天皇即位。
公元前612年，雅典执政官德勒可编制法典，极其严厉，被称作“血法”。
公元前594年，雅典执政官梭伦建立公民议会及司法陪审制度，是谓“梭伦改革”。
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设执政官和元老院。
公元前450年，罗马公布12铜牌法。
希腊的学派
米都学派。代表人物是泰勒斯，（Thalia，前624-前574年），西方哲学家始祖，认为万物皆源于水。他还是位科学家，预测了公元前585年的日蚀。
阿拉克西曼德（前610-前546年），著有《论自然》，制造了地球仪，绘制了希腊地图。
阿拉西米尼（前585-前525年），提出万物的本原是“始基”。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前535-前475年），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火，认为万物皆变，事物是对立的统一。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前580-前500年），数学家。创毕达哥拉斯定律，即商高定理。认为万物是不具形的数。
爱利亚学派。代表人物是巴门尼德（约前6-5世纪），提出存在论哲学，认为对立是事物的本质，著有《论自然》。
芝诺（Zeno，约前464-前451年），提出“飞矢不动”的命题，认为事物的变化是不可能的，不真实的。“唯一不动的存在”，是辩证法的创始人。
阿布德拉学派。留基波和学生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前460-前370年），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著《大世界系统》、《小世界系统》、《天象志》、《论星体》，其论著涉及哲学、物理、数学、天文、地理、逻辑、心理、伦理各方面。提出万物本原是原子。
智者学派。普罗泰哥拉（约前481-前441年）提出民主政治，著有《论真理》、《论神》、《论相反论证》。
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年），他的论著多在其学生的著作中，创对话问答体，被认为是哲学家人格的典范。
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年），苏格拉底的学生，创立自己的学校，是西方第一个哲学学院，开设哲学、数学及自然科学。他的著作有许多是记与苏拉格底的对话，计有《申辩》、《克里多》、《卡米第斯》、《龙泰弗罗》、《普罗泰哥拉篇》、《米诺》、《尤泰第姆斯》、《高尔吉亚》、《利西斯》，表达自己思想的有《克拉底鲁》、《会饮》、《费多》、《理想国》、《费德罗》、《巴门尼德》、《智者》、《政治家》、《斐利布斯》、《第迈欧》、《法律》、《克利提乌》。
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年），柏拉图的学生，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对事物产生的原因有四因说：质料因（物质）、形成因（形式）、动力因、目的因。他还是逻辑学的创始人。提出形式逻辑的基本因素：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首创三段论的推理规律与形式。他的著作中自然科学占了三分之一。
伊壁鸠鲁学派。伊壁鸠鲁（Epicurus，前341-前270年）。他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
斯多葛学派，亦称画廊学派。芝诺（Zeno，约前336-前264年），认为世界由火产生，并且是发展变化的，但是火的理性是由神决定的。世界由火产生，也由火毁灭，循环往复。宣扬世界主义。
大儒学派。这个学派由苏格拉底的弟子安提色尼（Antisthenes，前440-前366年）创立。他宣扬“不动心”。否定国家的建立。他的口号是：回到大自然。
怀疑主义学派。创始人为皮浪（Pyrrho，庇罗，前365-前275年），认为我们不能证明任何东西，没有任何能够确定的真理。他提出，聪明人应该像猪一样不动心。
希腊的文学
荷马（Homer，公元前8世纪），他以特洛伊战争为题材，写出了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成为史诗的范本。
《塞浦鲁斯之歌》，叙述大地母亲请求众神解除她过重的人口负担。
《埃塞俄比亚英雄》，英雄门农增援特洛伊的功绩的战争情况。
《小伊利亚特》。
《返乡》，系列叙事诗。
哀歌。前6世纪以后到前5世纪，叙事诗代替了哀歌。
古希腊的戏剧产生较早。前6至前5世纪是悲剧。著名的作家是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525-前456年），写过70多部剧本；有《乞援人》三部曲、《波斯人》三部曲、《七雄攻忒拜》三部曲、《普罗米修斯》等。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约公元前496-前406年）是希腊三大悲剧大师之一。另二人是爱斯奇里斯和欧里庇得斯。他一生写过113部剧本，主宰戏剧界30年。他的剧本中的演员人数增至30人。剧本有《埃珂斯》、《安里提哥涅》、《俄狄浦斯王》等。
公元前5世纪后希腊戏剧以喜剧为主，出现了三大喜剧诗人：克剌提谱斯、欧波利斯、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前450-前385年）。他们的作品有44部：《阿卡奈人》、《骑士》、《蛙》等。
希腊史学，主要有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24年），被称作“历史之父”，主要著作《希腊波斯战争史》。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400年），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政治史的奠基人。
希腊在这时期的主要建筑为帕特农神庙。
罗马史家有费边·毕克托（前254-？），著有《罗马史》，老加图（公元前234-前149年），著《罗马史源流》7卷，纪年体，运用了人种学、地理学、经济学史料。他认为，历史以垂训为目的，将古圣事迹作为道德教育的材料，培养青年一代的优良品德。
印度
公元前9世纪以后，印度内部16个国家统一难陀王朝。于公元前6世纪以后至公元前4世纪有一段百家争鸣时期。史家称这个时期有6大师62种见解96种外道。其针对的目标是对古印度的婆罗门教及其维护的种姓制度。
顺世派。阿耆多·翅含钦婆罗认为世界由地、水、火、风组成，人也由这四大物质组成，肉体毁灭，意识也灭。
生命派。末加犁·俱舍犁子，否定人生有来世，主张恬淡无为。
耆那教，尼乾陀·若提子，主张尊奉国王，认为国王之命是不能违背的。坚持三宝即：正智——认识真理，正信——信仰真理，正行——实践真理；实践遵五戒：不杀生、不妄语、不盗窃、梵行、无执著。
出身贫贱的富兰那·迦叶，却是持道德否定论的，认为善恶无标准，万物不生不灭。
诡辩派。删阇夜·毗罗尼子，认为一切事物和真理都不能肯定和断言的，即如因果报应，也是“此事实，此事异，此事非异非不异”。
迦罗鸠驮·迦癱廷，认为人由地、水、风、火、苦、乐、生命七要素组成。生死是这七要素的集合或离散，与生命无关。
公元前6世纪，乔达摩·悉达多创立佛教，是为释迦牟尼。释迦为地名，牟尼为印语圣人，即释迦的圣人。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重要事件：
公元前12世纪，美洲的奥尔梅克人生活在墨西哥湾南部，他们在一片沼泽地的丛林中建造了许多人头像。石质为玄武岩。头像大小不一，轻重不一，其中一个的头围达7.5米。同样在危地马拉并排竖立着十几个石雕人像，有头像，也有全身像，身躯肥胖，当地人称作“大胖子”。这些石像也是从奥尔梅克人的祭坛中发掘出的。
公元前6世纪，古巴比伦国王为其爱妻米底公主赛米拉斯建的空中花园，高度有30米，种上花木。为了解决花园浇水，用螺旋泵不断从幼发拉底河取水。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攻入埃及，筑亚历山大城，至今仍坐落在尼罗河畔。
公元前269年，罗马共和国铸造银币。
公元前273年，印度孔雀王朝阿输加王即位，中国称为阿育王。前263年，阿育王皈依佛教，颁诏制订人民生活规范，刻在岩石上、柱杆上，叫做《岩石诏》或《柱杆诏》。
公元前9世纪到前2世纪前后的秦国也正是处在一个发展、壮大、强盛并且最后统一六国建立起一个君主专制的秦王朝的时期。
这个时期，秦国除了在军事上不断向东进击以外，在政治上便是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破格重用卫鞅实行变法，以强国。孝公变法行之20年，秦国富兵强。秦国变法，尚在东方各国变法之后。但起步虽晚，变法彻底，少有反弹。这是秦国历史上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巨大变化。它为一百多年以后孝公六代孙嬴政一统华夏，奠定了政治、军事、经济基础。
这个时期，尤其是秦孝公以后，秦国统一六国之势逐步明晰，东方各国的有识之士及战国诸子的门徒纷纷入秦，为秦王在学术上注入了新的活力，思想更加活跃。它的结晶便是秦王政嗣位不久后吕不韦主编的百科全书式的一部集结诸子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著作《吕氏春秋》编辑完成。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的新王朝，从政治制度上根本有别了先秦的贵族政治，而行君主政治。整个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起了巨大的变化。十年后，又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焚书坑儒运动，先秦学术著作大多成为劫灰，先秦时期学术自由由兹冻结，先秦时期造就的一批学人大多罹难。于是，专制者弹冠相庆，学者息声噤言。从此，开创了以冷酷的政治手段禁止学术自由的恶例，为后代继续仿效不衰。学术完全（或曰基本上）由统治者去主宰。汉初黄老之治，虽曰是在于与民休息的必然之势，但也是统治者喜好所在。以后汉武帝独尊儒术，此后儒者之论成为历代的选择。虽然，历代之儒各有差异，但其基本精神是没有变化的。学术成了统治者手中的纸牌，打什么牌，由统治者来选择。甚至怎样打，何时打，其权力还是统治者决定的。
（三）几点认识和启示
我的思维还是回到本文的开头，即人类的思想认识和行为大多是相通的、共同的。特别是在公元前9世纪以后到公元前2世纪前后。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时期。从这个时期以后，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类便按这个时期的政治、文化、科技、经济的成果而发展自己以后的历史了。中国进入了君主专制时期，欧洲则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首先，我们看这个时期的一些相似的历史现象和学术表现。相似之一是大师级的人物如满天星斗，耀目夺光。这几百年中，在中国有老子、孔子、邓析、孟子、吴起、孙武、孙膑、申不害、孟轲、商鞅、庄周、屈原、荀子、邹衍、韩非、吕不韦、秦襄公、秦穆公、秦昭王、秦始皇帝。在希腊、罗马有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壁鸠鲁、荷马、修昔底德、希罗多德、奥古斯都、恺撒。在印度有翅含钦婆罗、俱舍犁子、释迦牟尼。
相似之二是这时期，孔子作《春秋》，希罗多德著希婆战争史。各为史学之祖。对历史学的认识价值同出一辄，即道德教育作用。
相似之三，中外学者所议论的问题，有自然与人生，政治与伦理，经济与军事，哲学与文化。在论述中有关地世界的物质组成，世界可否认识，有无是非，国家的应否存在，道德法则，等等。中外学者提出的论点，均十分相似，如中国古人认为世界由水、火、木、金、土组成，希腊学者所说的水，火，或风、火、水等。
相似之四，中外后代人对这时期的哲人们的崇拜。孔子被尊为中国的“圣人”、“素王”，孟子被尊为“亚圣”；泰勒斯被尊为西方哲学始祖，苏格拉底被尊为哲学家人格典范，希罗多德被尊为“历史学之父”。
相似之五，这时期的学者大多是通才。他们既是人文科学的学者，又是自然科学的专家和研究者。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既论述人文学，也论述自然科学，甚至有自然科学专著。
其次，这个时期，在中外都出现了百家争鸣、学派林立的时期。中国的诸子争鸣，是为新的王朝提供方案，各抒胸臆；外国的学者争鸣是在新王朝诞生以后的氛围下开展的。学者争鸣反映了文化的发展，学者们久久思索探讨的问题，终是要发展出来的。他们通过思想交锋，学术讨论，也在完善自我，为后世提供了更丰富的精神财富。
再次，这种学术争鸣，反映了学术无疆域，思想无界隔。中国的诸子在各国宣扬自己的见解，欧洲学者中许多人也是受到尼罗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希腊的伟大哲学家、科学家和史学家都曾在埃及学习和工作过。哲学家、科学家泰勒斯、毕达歌拉斯、德谟克利特、柏拉图都到达埃及。泰勒斯关于万物生于水又复归于水的观点，与古埃及关于宇宙为水神所创的观念有相似之处。毕达哥拉斯在数学上的成就，是埃及的几何学吸引了他。他在埃及旅行中向埃及祭司学过数学。希腊多德也指出希腊人的许多东西如宗教仪式、节日集会也是学埃及人的。不少学者认为英语中China的发音，在古印度梵文为Cina、C hinas，阿拉伯文为Cya、S in，拉丁文为Thin、T hinas，都是秦的音译。《旧约》中，希尼就是秦的音译。薛福成在《出使书记》中认为，这是秦始皇帝“威震殊俗”所致。这也说明了文化无国界，学术思想及文化在流动中互相传播。
文化或学术现象的相似，说明了人类思维活动的同一性，人类不分畛域地对一些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人生哲学、伦理观念有共同的思考和相近的认识。但是，由于地域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社会组织不同，习惯和性格不同，自然条件不同等许多相异的原因，各地人类在对以上问题的考虑中也有相异的地方。比如，中国古代学者的学术思想中关于自然科学的因素较希腊罗马学者的学说中的含量要少得多。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学者中只有墨子及其后学要多一些。墨经中有物理学、光学的论述。孔子虽提出过要从《诗》中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但是他着重论述的还是政治、人事、伦理、礼制等问题。《吕氏春秋》也是百科全书式的，但其重点还是儒、道思想。百家争鸣及学派的出现，印度及希腊是在新王朝以后，而中国则是在新王朝（统一的秦王朝）以前。埃及的形象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后来在公元前13世纪便发展到拼音文字，中国的汉字则一直是形声义相结合的独特的文字。印度诞生了佛教，阿育王皈依佛教。欧洲到后来产生了基督教。都由拜物教最后形成一神教，而中国始终未形成一神教。宗教受君主的意志支配。希腊、罗马在前6世纪形成公民议会及司法陪审制度、执政官和元老院制度。虽然这个时期的政治制度仍是贵族政治，执政官也好，元老院也好，公民议会也好，司法陪审也好，都体现着奴隶主和自由民的意志，并不代表更多的底层的奴隶的利益，但是他们已经注意到对最高的执政官的分权、监督，对司法的公正问题，可以说是早期的民主政治。这一点，在公元前3世纪末，秦始皇帝执政以后却将个人独裁专断发展到了极致，不受任何约束，连开始实行的廷议制度也名存实亡了。中国古代缺乏民主的意识，连最能同情下层人民的思想家所提出的也仅是民贵的思想。民主和民贵应该说是有本质区别的。民主是以民为核心的，民是主人；民贵是以贵族为核心的，民的贵与贱是由贵族统治者赐予的，所以民为贵的口号提了两千多年，仍是口号，统治者不准备落实，民也就习惯了等待赐予，所等的是好皇帝、清官，说到底是等好皇帝、清官给自己公平、公正和幸福的生活。
公元前9世纪到前2世纪中外学术史、人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那些相同的部分，至今仍然基本相同；那些相异的部分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分歧也愈来愈大，最后便决定了不同国家后来的政治走向，而政治走向则决定了学术走向。这点应该是其后来政治走向、学术走向的历史远因。秦始皇帝焚书坑儒是动用政治权力摧毁学术自由的一次粗暴行为。汉代初期提倡黄老，汉武帝独尊儒术，同样是运用政治力量限制学术发展的行为，不过是更加巧妙与柔和了一些而已。学术依附于政治，由此始焉。以后的学者要想自由思想有所创新，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学术自然地还在发展，这也是历史发展的逻辑使然。
附录二：
秦兵马俑与秦学术
中国历史长河中，秦王朝是个关键时期。秦王朝创立的一整套君主的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然而它又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历传三个国君，时间仅十四载余。它所能遗存到现在的文献材料，简直如晨星之寥。今天所能参考的最权威的著作仅在《史记》的有关篇章之中。所以过去它在通史、断代史、专题史中，所占的篇幅只有可怜的几页。
关于秦代历史的研究，应当说目前还是比较薄弱的。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不少还在扑朔迷离之中。秦俑出土以后，研究者对它顾以青睐，撰文考索。通史、秦汉史、专题史中都有关于秦俑的论述。但是，毋庸讳言，这些叙述，一是较简，二是较浅。秦俑的研究目前还集中在部分考古和文博工作者以及少数美术史研究者中间。历史学家和其他一些专门学者除了少数几位外，多数人还未来得及对它伸出研究的笔触。这样，既影响了对秦俑的深入研究，也影响了各学科自身的开拓。这就说明了，秦俑冲击波的辐射，目前在研究领域的各门类中还未产生巨大能量，只是在浅部的震动。虽然近几年这种状况有了改变，但是并不理想。
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历史遗址，它的内涵必然是十分丰富的。秦史的资料，从文献看，在秦时有《秦纪》，它记事始于公元前753年，比《春秋》还早31年。但它散失于魏晋以后，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参考了《秦纪》以及《战国策》、《国语》、《世本》、《楚汉春秋》等文献，并参以自己南游江淮、北涉汶泗、奉使巴蜀、南略邛笮昆明、西至空峒，适北边自直道归的亲身经历。但现在我们用来治秦史，已深感不足。这不仅是材料上的原因，也是方法上的不同。历史是已经过去的时间、空间，它是立体的三维结构。过去史学家所进行的平面的甚至直线的史事叙述，已经很不够了。要建设一套全新的秦史体系，要探索秦学术史的轨迹，就要运用新的史学方法对文献和考古材料综合研究。秦始皇帝陵的埋藏无疑是一代文化的集中体现。随着秦陵考古及秦俑的研究，这些遗址及文物已经向我们传递了许多历史及学术信息。
第一，中国科学技术中的灿烂篇章。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力。一个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高低，标志着这个时期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秦俑坑中出土的文物向现代人传递了古代的科技信息，使进入到计算机时代的现代人有时也为之目瞪口呆。标准化是机械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是随着机械制造而发展的对产品的更高要求，它既是机械制造业发达起来的标志，也对机械制造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而使产品系列化，各部件具有互换性。战国时期，荀子便提出了“型范正”的要求。秦代则把标准化以立法的形式加以肯定。《工律》中要求“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而秦俑坑中的文物，大体符合这个要求。这是个有启发性的例证，它说明了秦代不但在实践中重视了这个问题，而且从理论上已经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了。它对提高工效，节约原材料，促进生产的发展，都是有重要意义的。秦代兵器，秦陵铜车马的高度创造技术，同这点是不能没有关系的。金属加工的惊人技术，使人总觉得秦代是有简单机械的。青铜兵器的刃部磨纹细密，纹理规正，光洁锃亮，其光洁度为7左右，而有些剑、戈、矛的光洁度可达9-10。秦铜车马的金属加工，有些焊接专家也认为“它与现代工程结构相似，结构复杂，设计合理”，“掌握了极其高超的青铜铸造技艺”。沉睡在地下两千余年，“腐蚀深度不超过1000A（°1A°=10-8cm）”，至今“综合机械性能尚好”。在世界冶金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的青铜防锈技术，是秦俑兵器中经常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奇迹。经过科学工作者用金相检查、电子探针和质子X光荧光分析，这些兵器上有一层厚约1/100mm的氧化膜，其中含铬2%。这层含铬氧化膜，起着防锈作用，使这些兵器历两千年而仍然灿灿有光。这是偶然现象吗？不，这完全是一种有意识的人为活动。因为在秦俑坑的兵器中这种现象是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在距其时代不远的满城西汉墓中的镞的防锈，也是采用这种方法。而西方国家采用这种方法防锈的专利权在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有人说因为这一点世界冶金史要重新来写虽然过分，但它确实是为世界冶金史增添了新的材料，使世界冶金史在公元前2世纪的篇章中有了新的一节内容，因为它不锈而不朽。可惜的是，汉以后这种方法似乎失传了，专利权旁落他国。我们祖国因此而失落了多少专利权？秦陵文物在青铜铸造工艺中除了继承殷周以来的方法外，在铸接中采用的红套法，则是使后人惊异的发明。铜车马的车辐与毂的铸接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它“利用青铜热膨胀系数较大的特点”，在安接时，仅加热毂，待毂上的槽大于辐的榫头时，将辐的榫头放在槽内，冷却后，将辐紧收于槽内。铜车马被压两千余年，在修复中发现仅有两根辐条没有套紧，“说明当时掌握的红套技术已相当高明”。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秦时“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钜重眒。
金人十二，重各千石”，不是无稽之谈。它正是在具有较高冶炼技巧的条件下，反映出秦始皇帝好大的个人性格和时代风尚。陶俑陶马的制作和烧成，更充分地显示了秦代陶业的发达和陶艺的精湛。我国制陶技术源远流长，从辽西女神到大地湾原始雕塑算起已五六千年了。到秦代可以说是集大成了。如果说前代还以秀巧玲珑为工的话，秦代则以厚重硕大为能了。五角陶水道、大型陶井圈，直到等同原物的陶人陶马，无一不显示出这个时代的时代意识。但这是以纯熟的技巧和高超的工艺为前提的。即使在当前现有的艺术水平科技生产的条件下，制成一件陶俑，也需两个月的日日夜夜的奋战。我们现在面对这些视之色如青石，扣之声如磬玉的陶俑，自然会赞叹它的空前烧制技艺。陶俑身上原来所敷的十余种颜色，至今鲜艳如新。矿物颜料，配方科学，即以红色论，就有朱红、玫瑰红、粉红、橘红、紫红各色；蓝色有深蓝、孔雀蓝；赭石色则有赭石、熟褐。这些不同深浅的颜色，恰如其分地敷于陶俑、陶马的发肤衣饰，使其栩栩如生，形成俑坑中的冷调色彩。很显然，从金属加工、冶铸、焊接、防锈到陶器制作及颜料配方这一系列的状况看，充分说明了秦代科学技术的发达水平。它对后代的科学技术必然产生有效的推动和影响。就连西方公正的科学家也认为，“没有中国的古代文明，就没有西方现代的科技文化的发展”。我国从汉代以后儒家独尊，万家匿声，重伦理而轻科学，崇人事而贬自然。诵五经的华兖朝服，史书有传；探科学者颠沛流离，行状无书。史书中于科技则零星片断，即有科学著述，不是像华佗焚书，也是传之不永。所以，过去通史中关于历代科技史的章节往往十分缺略。现在，有许多有识之史家，从考古中探研祖国科技，这是一条宽广的大道。秦代科技自然应从这里追索。它必然是一群十分夺目的群星。
第二，中国文化艺术史的光辉里程。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恶声流布以来，人们不由得对秦代的文化艺术领域作出过低的估计，甚至认为是一片沙漠。历史是有偶然性的。“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那些人物的这样一种‘偶然情况’。”但是，“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它偶然性所补偿”。焚书坑儒实际上是打击不同政见者的一种妄图愚民的一个激烈的措施。但是，“黔首不愚尔益愚”。历史的长河在这里受阻拐了弯后又浩荡流去。仅仅十五年头的秦王朝，在文化艺术上自有其闪光的一章。文学散文有李斯的《谏逐客书》，汪洋恣肆，为一代佳作；诗歌有《祠水神歌》，词句明快，音节和谐，《长城之歌》悲愤哀戚，直发胸臆。这些都为汉代乐府开了先河。绘画见于咸阳宫殿。秦始皇帝陵的跽坐俑、文官俑、百戏俑、水禽坑中的乐舞俑，千姿百态，秦兵马俑雕塑更为一代之雄。关于秦俑雕塑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已有许多美术界的行家多所论述。这种艺术，正像马克思评价希腊艺术的价值一样，经过两千多年，它们“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秦代的雕塑工匠，把情感注入泥土。这是写实的艺术群雕，它再现了秦代军队的场面，从人物的性格中，反映出了秦代社会的矛盾和残酷的阶级压迫，反映了人民的怨愤和悲戚。正是因此，秦陵各式陶俑及秦兵马俑的价值就不仅在于它的美学价值，同时也在于它的认识价值。在这“时间的足迹，空间的文明”中，人们认识着秦代的历史，认识秦代的艺术学，同时使这种认识向更高层次发展。酝酿着反封建的历史反思。这便是这一批秦代艺术的不朽价值。在文字上，秦统一了文字，秦小篆成为官方的范本。出现了李斯、赵高、胡毋敬这样的书法家。这种文字统一的措施，有类于一次文字上的改革，使“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混乱现象有所改变。虽然秦篆“规行矩步、严谨刻板、甚至是精确的等距离的空间计算，把生命的跃动与活力一扫而空”，不如周金文的圆润饱满，气势磅礴，亦不如战国金文的“灵动多变，丰富多彩”，这是时代的矛盾。作为书法艺术，它自有其特殊的韵味，它对发展祖国文化是有促进作用的。苏轼也认为“秦虽无道，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废”。而“施之于徒隶”的隶书，产生于草篆，使用于民，具有广泛的市场和强大的生命力。由此而起直启汉隶，迄今传之不衰。即使从书法角度看，无论是睡虎地、里耶秦简的隶字还是秦咸阳、秦陵、秦俑坑出土的陶文，古朴苍劲，富于变化，也是书法艺术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是书法史上的重要篇章。
第三，古代军事史的完整画卷。称秦俑为兵马俑，自然同军事有关，秦代的政治和军事，古文献及今学者多所所述。这里补充秦俑对研究古代军事的一些新的内容。秦俑以其庞大的场面面世以后，谈秦俑军阵的文章已纷纷刊于报刊。所谓军阵，无非是指挥军事行动中军人的队列变化。《汉书·刑法志》中说：“善战者不陈”。颜师古说：“战陈之义，本因陈列为名，而音变成，字则作陈，更无别体。而末代学者辄改其字旁从车，非经史之本文也。”这是说阵的本字是陈。所谓陈，就是战斗中军队的陈列。《广韵》解释陈，“列也”。战国兵家著作如《司马法》、《吴子》、《孙子》、《六韬》等较少讲阵法。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中讲了《八阵》、《十阵》。《八阵》只是讲兵力配置，“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并未讲具体的阵。《八阵》中讲了十种阵法。看其内容，确是讲了在不同阵中军士的不同列队形式和该阵的作用。到了后来，尤其是文艺作品中，阵才被描绘得神秘、奇诡、玄虚、甚至荒诞。由于现代人谁也没有见过古代的阵，所以它就越显得神奇莫测，正像画鬼一样。秦俑的出现，撕下了这幅神秘的帷幕，剥去了鬼的面皮。古代的军阵实体显示在人们面前。我们现在就秦俑就可以探索秦代以至古代军事史上的许多丰富内容。首先是兵种。这里反映了由车兵向步、骑转变的一个重要时刻。战国时，战车后面随车者为七十二人。《司马法》：“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兵卒七十二人”。秦俑坑中，步兵不但从车兵中分出，成了一个独立的兵种，而且战车后的随车步卒也大大超过了战国。一号坑二过洞的战车，车前十二尊武士俑，车后八十三名武士俑。八过洞战车前十二尊武士俑，车后一百一十一名武士俑。九过洞车前十二尊武士俑，车后八十三名武士俑。以上车后的武士俑中，除去车上三尊，均在八十尊以上，最多的为一〇八尊。它充分反映了步兵地位的高升，战车已在走向衰落的趋势。三个坑中的兵种，则有车兵、步兵、骑兵，是古代兵种的集大成。各军兵种不同，武器装备也不一样。俑坑中出土的戈、矛、戟、铍、殳、剑、弯刀、弓弩、钺等兵器，是历来的古遗迹中出土的兵器种类最多的。它从武器的分类上讲，有长兵、短兵、远射兵、礼兵、仪仗等。可以说构成了古代兵器完整的系列组合。这才是最有研究价值的。它反映了秦代军事的完整内容：军阶、兵器、装备、队列教练及兵种相互组合。这无疑是古代军事史实体的横断面。它的意义不仅是对秦代军事制度、军事装备、军队组合提供了完整的实物材料，而且对研究古代军事史时上溯春秋下考两汉，都提供了二重要的参比资料。这种严密的军事组织，反映了严密的政治机能。关于这一点，从古到今，论述的还是不够的。
第四，秦代社会的多面镜。长期的君主专制政治社会中，“为政”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学者自然要为圣贤立言。文献中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记录，只是这些目的的附庸。我们现在的研究，则应该注意到历史上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状况。实际上，秦俑的冲击波所辐射的范围，已经使我们不能不注意这一点。因为它提出了需要我们解答的问题。秦陵和秦俑坑中出土的铁癴、铁铲、铁锤、铜刀、铁镰等，这便是当时人们赖以向大自然（生产对象）索取生活资料，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工具。“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社会生产方法便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建成的生产关系，确定了不同阶级、阶层的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生活状况。秦陵的高大、雄伟、富丽、华贵，陪衬着修陵人的墓地的卑微、贫乏、简陋和低贱。寝殿、癵官进献着华衣美食，而修陵人则戴着镣铐在流血流汗，离乡背景，抛妻弃子。按照秦律，他们多数人被“枸椟眓林将司之”。秦始皇帝陵西的修陵人墓地上的白骨、刑具和出土的瓦片上的刻字，便是证明，铁铲、铁铧、铁癴等生产工具，与这些同时出土的还有铁钳、铁桎和铜矛。这是意味深长的。它是血腥镇压与艰苦创造的强烈对照。而这些人的生活，按秦律规定，不过日合“粝米一斗，有采（菜）羹”而已，或许还要少于这些。如有小过，“责之”“笞之”。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要按照严格的责任制度，完成自己的工作量，而且要保持质量。“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就是对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劳动技能的考察。对抗的社会，产生着对抗的情绪，社会也在对抗中前进。“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秦陵和秦俑坑为我们提供了“对抗”下的社会各阶层具体的、形象的、实在的历史现实。它对比强烈、泾渭分明、一目了然。可惜的是，人们在研究中，在说明中，在引导中，在注目中，往往畸轻畸重，比例失调。然而出土的文物却顽强地、反复地向人们揭示着秦代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这些根本方面的内容，让我们考察，在考察中思辨，去认识秦代的劳动者是如何用这些简单的生产工具去完成旷世奇迹的。他们名不见经传，却留下了不朽的杰作。两千年后秦始皇帝的名字突然身价暴涨，实在是赖有他们的创造。除了这个根本的方面外，这些文物还给我们留下了秦代的生产工具、养马，留下了秦代社会的生活的多方面的资料：秦人的身高，秦人的体魄，以及发髻、服饰、好尚甚至饮食等等。它们像一面多棱镜，从多方面、多角度地直射或折射出秦代社会生活的倩影。这些都为研究秦代社会史和学术史提供了材料。而这些正是我们史学界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
第五，秦文明是继承的产物。历史是一条长河，下游的水是上游水汇聚的。上面所说的秦代发达的科学技术，超凡的文化艺术，这些当然不是秦始皇帝个人的创造，也不是一位“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精英在这里的积淀所形成的，是对历史的继承。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动荡的时代，使人们的思想极其活跃。时代逼着人们去适应它的节拍。这个时期，有血与火的战争。“争地一战，杀入盈野；争城一战，杀人盈城”。梁玉绳曾经统计，秦由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到始皇帝十三年（公元前234年）一百三十年二十多次对外战争，杀死敌人即达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人，而“史所缺略不书者尚不知凡几”。但是，这个时期也是人们思想比较活跃的时期，不但分为许多不同学派，各学派内部也分有不同的家，形成诸子百家，互相竞争。在竞争中，既有相互排斥，也有相互吸收，智力撞击，产生新的学派，形成新的思想。这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勃发时期和繁荣的一个黄金时期。这种竞争促动着人的创造力。虽然秦曾采用了焚书坑儒的暴力“以愚黔首”，但是，这种创造力是扼杀不了的。它必然要产生一种社会力量，来充分显示自己。我认为，秦代的社会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气候的折光，它是前代社会的、思想的遗产的继续，也可以说是这种活跃的学术思想的物质反映。我们从仅遗留的点滴的历史典籍中，似乎还可以窥探出这种反映、折光、继承的一鳞半爪。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它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在历史上对科学起过推动作用。先秦的数学典籍有周髀算经》、《孙子算经》、《九章算经》等。《周髀》中说：“勾股各自乘，并开方而除之”，写成分式便是C2=a2+b槡2。这便是著名的商高定理。它与毕达哥拉斯定理相先后。其中所说的“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距”。
《周髀》对割圆术、平面测量等工程及手工业的工艺都有实际的指导意义。《九章》中则含有分数的四则运算，解联立方程、正负数运算、几何图形面积、体积计算等等。这些数学知识，无论从对实践的指导还是对抽象思维的训练，都是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的。数学的运算，指导着机械、冶炼业的生产。即以投壶为例，《礼记》记载，投壶壶颈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径二寸半，可见当时运算之精。这样，我们对铜车马、秦俑坑兵器制造中的运算问题才能有所理解。金属冶铸，殷周的有色金属冶炼已经达到相当水平。1939年河南安阳出土的殷代司母戊方鼎，重875公斤，堪为青铜重器。1979年在陕西出土的周代铜鼎，重226公斤。它们不但体大量重，而且铸造精密。成书于战国的《周礼·考工记》，则总结了前代手工业生产经验，共分六门三十种，其中攻金之工中，抟植（制陶）之工有二种。在攻金之工中，根据青铜器物的不同，还提出了铜锡配方的不同要求。经过对秦俑坑兵器中成分的测定，发现它们同《考工记》的要求大体吻合。可见它是借鉴了上代的有色金属冶炼工艺技术的。春秋战国时，有了铁器及钢剑。秦昭王曾说“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荀子》中有：“宛矩铁钜也。惨如蜂虿”。有前代的冶铸技术，那么秦俑坑中出土的青铜冶铸被称为“青铜之冠”的铜车马的冶铸，也便是瓜熟蒂落了。当然，它的精妙，还是令人惊叹的。即使是高超的防锈技术，更早的时候便已有人注意了。科技人员对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作了检测，发现它也是经过了防锈处理的。它的表面是硫化物，与秦俑剑体的铬盐处理不同瑒。处理方法不同，但殊途同归，异曲而同工。春秋越王剑的防锈处理不能对秦代的防锈处理没有借鉴作用，制陶也是一样，辽西女神彩塑头像已同真人头像大小尺寸相等瑒。《考工记》也对制陶技术作了总结。秦俑之大、之多、之美，骇世惊俗，但也在情理之中。以上从科学技术和工艺过程中探源，已足以看到秦俑的继承性。从雕塑艺术上来看，也是这样。辽西女神像的雕塑是原始的写实。战国的韩非子已经谈到了艺术创作中的写实艺术和浪漫艺术。即“客有如齐王作画”。对具体的雕塑技法，桓赫曾经说：“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瑒。这些无疑是艺术实践中的理论总结。不但秦俑的雕塑在写实上遵循着这个原则，即使对后代直至现代的雕塑来说，这也是一条不二法门。秦代继承了上代的科学技术（这是社会发展中的继承），创造了一代社会文明。汉代以后，儒教独尊。这个鄙薄科学的教派，愈到后来愈显示了它对科学发展的窒息、压制和扼杀的力量。许多古代发明的失传、移向（如火药被用来制花炮，司南被用于堪舆术），许多躁动于母腹中的发明被流产，与这种强大的政权保护而提倡的迂腐的儒教有关。提倡科学，社会进步，文明发达，国家富强；反之，则社会停滞，发展缓慢，国弱民穷。这已被秦以后两千年的历史所证实。这也是研究秦的历史继承中应得出的历史教训。所以，如果现在还以发扬传统为号，而提倡新儒学，既悖于历史发展的潮流，也是对历史继承的误解。倒是应该像秦时充分利用和继承六国优秀遗产那样，继承历史精华，借鉴世界科学文化，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第六，秦文明的发展和扩散。人类文明是在发展中进行的。这种发展是在前代基础上发展。春秋战国时代，有如恩格斯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情况，“这是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瑒。秦文明便继承了这些巨人的遗产，同样为后代所继承，而且它自己本身也在无意地向外扩散。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财富。秦人青铜防锈铬盐处理，为汉代接受，刘胜墓已经得到证明。秦代的金属冶炼，到了汉代则有了长足发展，生铁成分含硫万分之三左右。现代生铁标准规定普通钢生铁含硫万分之七以下为合格瑒。汉代的齿轮的出现，则是机械制造的先声。这些以及其它科学的发展，都是继承前代的结果。有意思的是，由秦兵马俑而后，目前已知的是，汉代的兵马俑已有甘肃武威的铜兵马俑、咸阳杨家湾、徐州的陶兵马，它们都以数量众多而闻名于世界。有人也曾估计到，汉武帝茂陵也有与真人等大的兵马俑。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明显的文化、意识的继承。秦汉重兵马，似乎是一种时代意识。秦始皇帝陵园的布局，如寝殿的设立、内外城的修筑、陵邑的修建、陪葬墓地的确立、大型石刻的树立瑒等一套完整的体系，都为汉代以后的帝王所仿效。陵园制度是社会政治思想的反映。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集中地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社会文明状况。秦俑的写实雕塑，反映社会生活的优良传统，在后代也有反映。汉长安城出土的大型陶俑，其面部形象、塑造技法，都同秦俑十分相似，瑒而杨家湾、徐州的兵马胎体中，也存留着秦俑的基因。表现现实生活的内容，在汉唐陶俑中则得到了广泛的继承。汉的说书俑，唐的反映丝绸之路的陶俑、三彩俑，千姿百态，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它们同秦陵出土的各种陶俑一样，不但是艺术品，而且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各方面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这些历史遗存是丰厚的。它的扩散作用，不仅冲击着历史研究、学术思想，使秦代历史的某些章节确实需要增补、改写，甚至要重新描绘。而且它对现代人的思想、生活、行为也具有冲击力。古人艰苦卓绝的创造精神，对现代人是激励和鼓舞；古人创造的艺术珍品，对现代人是美的陶冶；面对这些文物，现代人从中又获得多少历史的反思和理解现实生活的“参照系”。在保护的基础上加以利用，开展科研，发展旅游，又可以得到有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给我国的政治文明和现代化建设以借鉴和支持。
正是由于以上诸方面，我认为，对秦俑的文物需要当代史学家、科学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方法进行多科学、多层次的多维研究。从而揭示出一个全新的、立体的秦代社会的多角的空间历史，从而阐明这个历史的前因和后果，从而使历史科学、文博工作同现实结合得更紧密，从而真正认识秦俑的价值瑒，认识它在学术研究中承上启下的地位。
附录三：
秦始皇帝陵7号坑蠡测
秦始皇帝陵外城以北约900米的地方出土了青铜仙鹤、天鹅、鸿雁40多件及特殊姿态的陶俑15尊（见《中国文物报》2001年11月23日、2003年1月24日）。这一发现，不仅体现了始皇帝求仙的夙愿，更使人们认识到秦始皇帝陵布局的严整。其埋藏的丰富多样使我们难以想象。
7号坑，有的先生亦称之为水禽坑，但是15尊陶俑的出土，便使水禽坑的命名有些不十分确切了。陶俑才是本坑的主体。那么，称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可称之曰池沼，即苑囿中的池沼。所谓池沼，就是古代在都城附近的苑囿中所建的水池。池中有台榭、水禽、假山，可以举行歌舞祭天等活动。据《遁甲七山图荣氏解》中说“降北有阳石山，中有神农池。黄帝时，遣云阳先生养龙于此。帝王历代养龙之处，国有水旱，不时祀池请雨。”一池清水便将天上人间联系了起来。
古代帝王于都城附近建有苑囿，囿中有台，有池沼。周文王灵囿在今西安市长安区西泮河西岸。《诗经·大雅·灵台》叙述了文王建灵台的过程及灵囿、灵沼的概况：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眖鹿攸伏，眖鹿濯濯，白鸟眗眗；王在灵沼，于？鱼跃。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灵囿之中建有灵台及灵沼。这里有肥硕的牝鹿安详地伏卧，不惊无扰；有洁白的鸟儿在飞翔，众多的鱼儿在跳跃。灵囿之中为什么建台？朱熹说：“国之有台，所以望氛祲。”郑玄注说：“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氛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丰，立灵台。”朱熹的注解是从郑玄的注化来的。就是说在台上看阴阳二气所形成的吉凶与祥瑞的表征。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看，周武王有潢高池。
[三十六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潢高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
潢高池君是谁？服虔曰：水神也，是潢高池的水神，也指周武王。武王居镐，建潢高池。这段话的意思是指始皇帝无道，如纣。武王伐纣，始皇帝也将要完蛋了。这是江神让人给潢高池的神事先传递的信息。秦以水德而王，其将亡之时，水神们先互相报告这一重大讯息。
秦咸阳东有兰池。《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一年，秦始皇帝“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正义》引《括地志》云：“兰池陂即古之兰池，在咸阳县界。《秦纪》云：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逢盗之处也。”此地在今咸阳杨家湾。渭河发电厂建厂时考古人员钻探得知。这里秦汉文化层有20层，浅处30米可见生土，深处70米才见生土，可见当时的水深。兰池旁建有兰池宫。看来，兰池当是一座较大的人工湖。所谓“筑有蓬、瀛”，应该是筑起东海三神山的蓬莱、方丈、瀛洲。这是始皇帝企慕的地方。他为了求得长生不死之药，让徐福多次出海去东海的三神山为自己求取长生不老的药。在兰池中筑起三神山，是从心理上觉得三神山便在身边，求得心理的慰藉罢了。池中的大鲸鱼也是有来历的。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始皇帝东行郡县，在琅邪又找来徐福，问为什么还没有到东海去将长生不死的药弄回来？徐福说：蓬莱的药自然可以得到，但海里有大鲛太厉害了，所以去不成，到不了蓬莱。请皇上给我带上一批能射弓弩的人，就行了。为此，始皇帝还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与海神打架。他将所作的梦告诉随行的博士。得到的解释是，这个海神便是大鱼鲛龙。为此，他亲自手持连弩在船上等待大鱼出来。他的船从琅邪向北在海中行驶，直到荣成还未碰到大鱼，直到之罘，才见到一只大鱼。将这只大鱼射死才甘心。兰池中所置的鲸鱼石刻，便是他射死的大鱼的象征。“二百丈”是夸饰之词，或错简。
下面，我们从《三辅黄图》（陈直校证本）中来了解一下汉代的池沼。
汉昆明池，武帝元狩三年穿，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西南夷传》曰：天子遣使求身毒国布竹，而为昆明所闭。天子欲伐之，越？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习水战，因名曰昆明池。
《三辅故事》又曰：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刻石为鲸鱼，长三丈，每至雷雨，常鸣吼，眜尾皆动。
《关辅古语》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
《三秦记》曰：昆明池中有灵沼，名神池。
昆明池属上林苑。池中有石刻鲸鱼、织女、牵牛。地址在今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东洼地中，面积约10平方公里。
太液池，在长安故城西，建章宫北，未央宫西南。太液者，言其浸润所及广也。《关辅记》云：建章宫北有池，以象北海，刻石为鲸鱼，长三丈。《汉书》曰：建章宫北治大池，名曰太液池，中起三山，以象瀛洲、蓬莱、方丈，刻金石为鱼龙、奇禽、异兽之属。
陈直先生引《杂记》卷一云：“太液池边皆是雕胡、紫萚、绿节之类。菰之有米者，长安人谓为雕胡。葭芦之米未解叶者，谓之紫萚。菰之有首者，谓之绿节。其间凫雏雁子，布满充积，又多紫龟绿龟；池边多平沙，沙上鹈鹕、鹧鸪、癢癤、鸿皉，动辄成群。”这是太液的状况，池中石刻有牵牛、织女，并有三神山，还有各种水禽。太液池在今西安市三桥镇高低堡子西北的一片洼地上，即今西安市太液池苗圃，中有两座大土堆，有人认为便是当时三神山中的两个神山。太液池水来自昆明池。
百子池，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见戚夫人侍高祖，尝以赵王如意为言，而高祖思之几半日不言，叹息凄怆，而未知其术。使夫人击筑，高祖歌《大风诗》以合之，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阙，以五色缕相羁，谓之相连爱。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斗星辰求长命乃免。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张乐于池上。
由以上所述，可见池沼一般是在苑囿之中的。它的作用除了作为园林中的水池以外，还有祭祀天神以求福祉的求仙作用。其中所养有苑囿中的鹿等兽类，水中有水禽，并且可以作乐。禽兽之类，还要供给祭祀。昆明池中“起宫室，因欲游戏，养鱼以给诸陵祭祀，余付长安厨。”少府伛次飞外池，“伛次飞具缯缴以射凫雁，给祭祀，故有池。”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7号坑来看了。7号坑Ⅰ区共发现天鹅、仙鹤、鸿雁等水禽44件，均是面水渠而居，有的在水渠边的水中，是一幅水禽戏水之画面。Ⅱ区的过洞与厢房中出土陶俑15尊。从已修复的两尊来看，被命名为箕踞坐姿的陶俑通高0.87米，双腿伸直平坐于地面，上体前倾，双臂前伸置于双膝，左手微握，掌心向上；右手握拳，掌心向下，手心原有执物，头戴布帻，身着长襦，下着长裤，腰系革带，右腰际悬有长方形遍囊，脚穿布袜，头微低，目视前方，神情专注。被命名为跽姿陶俑（按，此陶俑应是跪而非跽。跽是一种坐姿，两膝着地，两臀贴于两足跟），高1.08米，上体直挺，左臂自然下垂，双膝跪地，右膝稍前伸，右臂微屈上举，拇指平伸，余四指作半握状，手中原有执物，头戴布帻，身着右衽长衣，腰系革带，右腰际悬有长方形扁囊，脚穿布袜，目光略下视，面目祥和。同时出土银、铜、骨质小件，有指甲形银器，铜棒及喇叭形、圆筒形、三角形骨器。
其他13尊陶俑尚未修复，不好臆度。从已修好的这两尊来看，箕姿俑似为一名乐人，左手持弦乐器，右手拨弦。跪姿舞俑（跽姿俑）似为一舞者的一瞬间的动作特写。如果其他13尊陶俑修复后，大约应是一组乐舞的场面。小形的银、铜、骨器物，有的似乎是乐器上的部件。
7号坑是秦始皇帝陵一处象征苑囿的地方中的池沼。其西不远处有一动物坑，面积约300平方米，有16个小区，出土的动物残骨的鱼、鳖、鸡、猪、狗、水獭及近似于鹤的大鸟。我觉得这处动物坑与7号坑同属于这个苑囿的范围，其用于祭祀之用。秦为水德，水为北方，故池沼在秦陵外城以北。其设置同始皇帝的求仙思想应是息息相关的。始皇帝生前多次派人去东海求仙，希冀长生不死。人死可以成仙，这大约是人们对逃避不了的死亡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其实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一种自我的安慰的思想。始皇帝也是两套方案，生时求仙愿不死，死后望天想成仙。都城旁苑囿中的池沼是求吉祥的地方，陵墓边的池沼则是异想中的与神仙沟通的成仙之路。不仅始皇如此，汉武也如此。秦皇汉武在求仙上是一样的狂追不舍的。汉代人们的墓中往往有升仙图，在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帛画、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的锦瑟漆画、马王堆1、3号汉墓的帛画都有墓主人乘龙驭凤升天的故事画。正像屈原在《楚辞·九歌·河伯》中唱的：
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皊螭。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
白居易在《海漫漫》一首诗中也吟道：
海漫漫，直下无底旁无边。
云涛烟浪最深处，人传中有三神山。
山上多生不死药，服之羽化为天仙。
秦皇汉武信此语，方士年年采药去。
蓬莱今日但闻名，烟水茫茫无觅处。
海漫漫，风浩浩，眼前不见蓬莱岛。
不见蓬莱不敢归，童男眝女舟中老。
徐福文成多诳诞，上元太一虚祈祷。
君看骊山顶上茂陵头，毕竟秋风吹蔓草。
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
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
秦始皇帝陵7号坑出土的文物不但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和审美价值，更具极高的学术价值，它对研究秦始皇帝的思想以及秦陵布局如都城、秦代的艺术与科技都提供了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