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云南境内居住着众多的民族。《史记》、《汉书》将滇池为中心地区的民族称为“滇僰”，《华阳国志》则叫“滇濮”。“濮”古读“僰”，故“濮”亦当做“僰”；“僰”字又从人，因此也称这些民族为“滇人”。
青铜时代被史学家认为是人类进入奴隶社会的标志，也是人类跃进文明时代的起点。那么，“滇人”何时跃入文明时代，证据又是什么呢？
石寨山发现“新大陆”
石寨山，位于昆明市晋宁县牛恋乡西北的滇池畔。因其地形酷似鲸鱼，故又名鲸鱼山。1955～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先后进行了四次发掘，共发掘和清理了五十多座墓葬，出土青铜器、金银器、玉石器等大批珍贵文物，总数近四千件。其中以青铜器为数最多，总数在两千件以上，而且种类繁多，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兵器和乐器，等等。这是云南乃至新中国成立后考古重要发现之一，堪称是滇池地区考古学上的“新大陆”。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已相当高超，铜、锡、铅的比例配合得很恰当，其工艺方面的造诣更是达到了惊人的水平。比如一些青铜器表面的鎏金、错金、镀锡、镶嵌玉石等工艺，都做得十分精致、美观。七件贮贝器上所塑铸的生产、战争、祭祀活动中的人物场面，其复杂、壮观程度，更是世界上少见的青铜艺术珍品。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石寨山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一枚蛇纽篆书金质的“滇王之印”，更为珍贵。
在云南省发现的青铜遗址，除晋宁石寨山外，还有江川县的李家山、楚雄的万家坝等。人们把它们统称为“滇池青铜文化”。经考证，这些地方出土的文物大多是战国至西汉时期的产品。滇池青铜文化的发现，说明远在庄蹻入滇之际，滇池地区无疑已经有了阶级分化；到了秦和西汉时期，滇池地区已经进入奴隶社会，步入人类的文明时代了。
滇人铜鼓甲天下
“滇人”步入人类文明时代后，曾在人类文化史上谱写过光辉的一页。其佐证之一，就是他们率先创制了铜鼓。
说起铜鼓是什么人创制的，还有这么一段故事：有一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青铜器展览会上，一位欧洲古董商人展出了一件巨大而奇特的铜器——铜鼓。它的展出，立即引起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们的兴趣。这是做什么用的？是容器，还是桌子？它的产地在哪里？是叙利亚，中亚细亚，还是墨西哥？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在专家、学者们的脑海中闪现。从此，铜鼓的研究列入了中外学者的课题之中。
多少年来，专家、学者们研究再研究，争论再争论，结果依然莫衷一是。有人说铜鼓源于柬埔寨，有人则主张铜鼓出自印度，还有人认为中国的南方，或是越南北部，才是铜鼓的故乡。
铜鼓的故乡究竟在哪里？就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云南应该是铜鼓的故乡之一，古代的“滇人”，就是创制铜鼓的大师。考古学家在楚雄万家坝和晋宁石寨山的古墓群中，都发掘出了铜鼓。经过放射性碳素的测定，“万家坝铜鼓”的制作年代，约在前690年左右。这时，相当于我国的春秋早期。“万家坝铜鼓”是目前我国收藏的一千四百多面铜鼓中，制造时间较早的一面，也是迄今为止，世界各地出土的铜鼓中，年代较为古老的一面。因而，可以说它是世界铜鼓之最。“石寨山铜鼓”的制作年代，则要晚些。
“滇人”制作铜鼓做什么用呢？从楚雄“万家坝铜鼓”出土时都是倒置的，而且其四周都有烟熏的痕迹等现象来看，可知铜鼓开始是被用来做炊具的。晋宁“石寨山铜鼓”出土时却又都是鼓面朝上，无烟熏痕迹。这说明战国或稍后的时期，铜鼓的用途已经由炊具发展成乐器了。明代王阳明“铜鼓金川自古多，又当军乐又当锅”的诗句，当是铜鼓用途的最好注释。
时至今日，铜鼓已成为云南境内的彝、苗、壮、佤等兄弟民族的重要乐器了。每当新春佳节到来，或是举行盛大的宗教祭祀时，他们都要抬着铜鼓，击鼓助兴，载歌载舞。铜鼓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了。这源远流长的铜鼓，不正是古“滇人”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伟大贡献吗？
一幅形象的奴隶社会图
透过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人们可以了解到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滇人”生活的环境、气候、自然资源。生产水平和生活习俗等状况。诸如他的住房是“干栏”式的房屋。农业以种植稻谷为主，生产还不知牛耕，而处于锄耕阶段，妇女是主要的劳动力。豢养的家畜有牛、马、猪、狗、山羊和绵羊。野外的飞禽走兽有野猪、鹿、豹、熊、狼、兔、猴、孔雀、雉鸡、飞燕、白鹭。用具有筐、箩、盘、釜。人们有椎髻、徒跣、文身、“依着尾”等装饰。娱乐和祭祀有祭铜柱、剽牛、竞渡、人祭、击铜鼓、吹芦笙、携手踏歌、戴冠羽舞蹈等习俗。
然而，更为主要的还在于石寨山的青铜文化活生生地勾画出了一幅非常逼真的奴隶制图像、这一现象集中地反映在青铜贮贝器的塑铸上。
有一件青铜贮贝器的腰部，镂刻着奴隶主贵族坐着轿子，统帅着携带工具、籽种、食物、牵着狗的奴隶三十余人，前往田野举行“籍田”仪式的行列的进行场面。它反映了从不参加任何劳动的奴隶主，在春耕季节出来主持一下象征性的播种仪式的情景。其实质是用这种方式来监督奴隶们的劳作。
另一个贮贝器盖上塑铸的“纺织图”上，便更加鲜明地再现了当时奴隶主强迫奴隶劳动的场面。只见一个怒目圆睁、十分凶残的女奴隶主高坐上端，监视着十来个女奴捻线和织布。
奴隶们终年劳作不息，茹苦含辛，可是其劳动果实到哪去了呢？在一个贮贝器腰部的“献粮图”和另一个贮贝器盖上的“纳贡图”上，便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献粮图”描绘了妇女们被迫将他们生产的粮食，送往奴隶主高大的仓房之中的情景。“纳贡图”所塑铸的七组十七个人物则形象地反映了滇王下属各部落的首领们，前往进贡的场面。而那些贡品则全是奴隶的血汗！
奴隶们不仅血汗被榨取，生活形同牛马，连性命也没有保障。有一件青铜器所铸的图画文字，就把奴隶与马、牛、羊、虎并列，共塑铸在一起。它说明在奴隶主心目中，奴隶如同牲畜。另一个贮贝器盖上的“杀人祭祀铜柱图”，更是赤裸裸地暴露了奴隶主对奴隶的残害。他们用杀害奴隶来祭祀鬼神。一个奴隶被缚于铜柱上，即将被杀戮；另外三个奴隶被置于地，反缚双手，足戴枷锁，也将要被送上祭坛。
石寒山青铜器上所塑铸的这些图像，不正是一幅活生生地充满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奴隶社会的缩影吗？
“滇人”与内地和沿海的交往
晋宁石寨山的出土文物，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滇池地区与内地和沿海地区在政治、经济上的密切交往。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以兵临滇”。“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诸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石寨山出土的金质“滇王之印”，就印证了《史记》的记载。它说明西汉时在滇池地区设置了益州郡，治所就在晋宁，西汉中央政府已在政治上有效地管辖着滇池、洱海一带。
货币是商品流通的媒介。石寨山出土的货币中有大量的海贝，七个贮贝器都装满海贝，作随葬之用。此外，还有一些为数不多的半两钱和五铢钱。这证明早在秦汉之际，滇池地区与内地和沿海有关贸易往来。因为经专家鉴定，石寨山的海贝属于“环纹货贝”，这是一种产于我国南海一带的贝壳。那这些海贝自然是从南海辗转传入昆明的。而半两钱的秦币，五铢钱的汉币，它们在石寨山出现，也就成为滇池地区与内地有着经济交往的见证。
至于“滇人”与较为邻近的巴蜀之间的商业活动，则是更为频繁。那时，四川的丝织品、铜镜、弩机等大量输入云南，云南运往四川的商品主要是牲畜和畜产品。同时，还有为数不少的奴隶，四川市场上称之为“滇僮”。
滇池青铜文化的存在，充分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滇池地区就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光辉灿烂的滇池青铜文化，是祖国发展史上的一颗瑰丽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