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写作与生态立场于坚是中国当代诗坛很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的诗歌散文带领着读者进入他日常生活中的人事和他周围的世界，尤其是他的故乡——云南。他并不张扬的语言，却有特殊的质感和力量。他用自然写作的方式和日常、民间、口语化的表达在中国当代诗坛上引发了一场革命。同时，这种自然写作方式也为他的生态文学写作奠定了基础。
一、故园悲歌
出于对故乡和大地的关注和富有感情，于坚写下了很多的生态文学作品。或者说，于坚的生态文学写作是立足于云南大地上的写作，自然情怀和家园之梦是于坚生态文学创作的突出特点，这一写作取向是在他童年关于故乡的美好记忆和被污染、破坏的现实冲突中产生的。他见证了故乡生态恶化的过程，遵循着诗人的天命，如实地写下了一幕幕的景象。如，《哀滇池》、《丽江的荒》、《大理石记》、《滇东北，雄狮大峡谷》、《秋天我在泸沽湖》、《春天·荷马·山神的节日》、《山里人的歌》、《苍山之光一秒钟前在群峰之上隐去》、《在秋天的转弯处我重见怒江》……他对故乡的理解是极为透彻的，他认为云南昆明这样的地方之所以美丽甚至是伟大，“不是历史的恩赐，而是大地的恩赐”[6]。“它奉献给世界的是单纯朴素的阳光、蓝天、白云、鲜花、空气、春天、大地和有益于生命的日常生活，是对文明世界已经麻木的对于栖居的感受的唤醒。”[6]于坚坚持“与事物面对面地相遇！对峙！与事物互相接受和造访，他与世界互相关照和凝视，并使之成为语言图像呈现在我们面前”[7]。他要让创作回到具体、细节、日常的生活中，在生存的现场发言，去除强加在文学语言上的虚假文化障碍。他说：“对于我们，生活不在别处，就在这片永恒的高原和天空下。云南诗人不是从观念和书本中获得了诗歌的灵感，我们是在大地上，是从对故乡世界的倾听中，接近了诗歌之神的。”[8]他提醒人们：对日常生活的遗忘，恰恰就是对生存家园的遗忘。“我写下的是我的生命和记忆之城，我的故乡，我的城市。”[6]生态恶化正是源于人类对存在的遗忘、对家园的遗忘。他对日常生活的捍卫也正是对生存、对家园的捍卫。“这是一个轻视母亲的世纪，母系世界里的一切，传统、长者、老师、历史、经典、母亲河、母亲湖、故乡、大地母亲……无不被轻视和摧毁。如果‘传统’一词确实已经如此声名狼藉，那么我用‘母亲’一词如何代替‘传统’，难道来自母亲的一切不同样被轻视、毁灭着么？”[8]在很多作家的写作中，生态话题成为一种宏大的抒情和叙事，成为乌托邦式的精神追求，语言表达追求书面化、高雅化、人文化、内心化，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表达被淹没在其中。而于坚用自然、本真、直率、直接的书写方式获得了自己对生态问题的独特表达，他的生态文学作品也由于他的自然写作而具有独特风格。他说：“伟大的诗歌是呈现，是引领人返回到存在的现场中。伟大的健康的诗歌将引领我们，逃离乌托邦的精神地狱，健康、自由地回到人的‘现场’、‘当下’、‘手边’。”[8]于坚在其生态文学创作中实践了自己的创作主张，他用日常口语化的语言来写雄鹰、乌鸦，写蚂蚁、蝴蝶，写马路边上的树，写古旧的家具和剥蚀破败的建筑，写村庄的宁静和宁静村庄里朴实的人……他写出了对故乡和大地的朴素的感情，呈现了他眼中的朴素的世界、对自然与人之关系的追问和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思考。其中，描写高原明珠——滇池生态环境恶化的《哀滇池》（1997）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在这个时代日常生活几乎就等于罪行
谁会对一个菜市场的下水道提出指控？
上周末在圆西路夏季上市的蔬菜之间
闻到一些马鱼的气味犹如鱼贩的刀子
割开了一个包藏着黑暗的腹部
……
沿着微光向那有气味的方向去被解冻
进入了回忆之水从我的漩涡中
黑暗拆散一个湖蒸发起来光辉中的澡堂
出现了光唇鱼沙滩和狐尾藻
红色的高原托着它就像托着一只盛水的容器
……
世界竟然如此荒诞
我们活着滇池死去！
永恒竟然像一个死刑犯那样
从永恒者的队列中跌下
坠落到该死的那一群中间
哦千年的湖泊之王！
大地上一具享年最长的尸体啊
……
歌队长你何尝为一个湖泊的死唱过哀歌？
法官啊你何尝在意过一个谋杀天空的凶手？
人们啊你是否恐惧过大地的逝世？
……
我要用我的诗歌为你建立庙宇！
我要在你的大庙中赎我的罪！[9]
于坚的另一篇散文《滇池》（1995）可谓是此诗的姊妹篇。它以回顾和无奈的口吻叙述了滇池曾有的美丽惨遭蹂躏的景象：“许多地方，水草茂密得像原始森林，在船上看，水是深蓝的，森林幽深，鱼群像天空中的群鸟……我沿着已经没有人敢于在里面游泳的滇池走上一公里，看见的是十多处像小溪流似的躺着污水的下水道口，朝滇池张开着他们肮脏的嘴……无数的鱼像金子在闪烁。它们被从住了千万年的家里赶出来，在死亡的天空下跳跃，然后死去……”[10]这就是诗人经历的现实——我们活着而滇池死去。
二、忠实于对世界的原初感受
长期以来，自然在不少文学中被作为某种精神或观念的象征，自身的价值被遮蔽和忽略。于坚的诗文力图通过语言的表达形式来颠覆和对抗这种表达习惯，还原自然在文学中的地位，让自然和日常生活言说自身，如其所是地呈现出自我的存在。河流的世界、山野的世界、乡村的世界、峡谷的世界、黑马的世界、乌鸦的世界、树的世界、蚂蚁的世界……包括最普通的人的最日常的世界，它们都聚集在他的诗歌中自己命名、发言、在场。站在生态的、万物平等的立场上，超越传统写作中以作者为中心的写作向度，这是作为一个生态作家应有的写作方式。“这些诗句是那么的朴素，完全没有文化隐喻式的扩张，但是，它却成功地使老虎、乌鸦、铁钉、停电这些人们习焉不察的日常事物的存在变得突兀而尖锐，变得充满力量——有意思的是，这种力量不是来自惯常的文化象征，而是来自事物本身。当事物身上的文化积尘清除干净，一种更为广阔的真实将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那些被遮蔽、被隐藏在暗处的部分开始显现出来，我们第一次被事物本身所震惊。”[11]于坚用自己的方式还原了我们对日常生活和大自然的感知和信念，包括人类早就懂得而在文明进程中被不断抛弃的生态意识。他的生态写作最独具特色的地方，就是他对生态破坏现实的描写和对自然与生命的感受都忠实于自己对生活原初的经验感受。可以说，于坚对大地、对生命、对整个生活的感受和发现方式就是对人类古老经验感受的自然性的还原，他的抒写是对自我自然经验获得的生态抒写。而这种自然经验原初感的缺失，是很多生态文学停留在肤浅的暴露和忧虑的层面的症结所在。
“有一回我爬上岩石垒垒的山顶/发现故乡只是一缕细细的炊烟/无数高山在奥蓝的天底下汹涌/面对千山万谷我一声大叫/想听自己的回音但它被风吹灭/风吹过我吹过千千万万山冈/太阳失色鹰翻落山不动/我颤抖着贴近发青的岩石/就像一根被风刮弯的白草。”[12]这就是他与大地面对时感受到的大地的力量。他的眼中看到的筑路是：“按照图纸工人们开始动手/挥动工具精确地测量像铺设一条康庄大道那么认真/道路高低凸凹地质的状况也不一样/有些地段玄武岩在防守有些区域是水在闹事/有一处盘根错节一棵老树三百年才撑起这个家族/锄头是个好东西可以把一切挖掉弄平……死掉了三十万只蚂蚁七十一只老鼠一条蛇/搬掉了各种硬度的石头填掉了那些口径不一的土洞/把石子沙水泥和柏油一一填上/然后压路机像印刷一张报纸那样压过去/完工了这就是道路黑色的像玻璃一样光滑。”[12]他就这样只是淡淡地写下他的感受，写下他看到的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对生命的屠杀。“当自然本身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往往是它冲破人的认识形式的面纱，从而使人感到震惊的时候……当自然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也是我们以本原的方式存在的时候，此时，我们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或者说，自然是我们最深邃的存在的一种无限的延伸。”[13]文学触及的生活，应该是普通、日常、最大多数，它和我们每个人的距离是最为接近的，因而也是最真实、最难以逃避的。正是它们构成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感受到活着的温暖和幸福。收起那些匆忙的脚步，向世界缩回那些攫取的手，收起那颗不安的心，静静地倾听世界。倾听那种时光、生命的安静、温情和那种无可言说的美好，难道不是重要的事情吗？
三、重建大地的尊严
于坚生态文学写作在生活和现实的基础上指向了对现代城市的批判。他在生活中亲历着工业文明对周围事物、旁人及自身生活的迅速改变，目睹了物质对日常生活的遮蔽、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带给大自然的“荒”和曾经古老城市和文化传统的“失忆”。作为生活在云南的诗人，他痛心在“焕然一新”、“日新月异”、“迅速发展”等话语的片面强调中对传统和生态的巨大破坏，对工业文明、对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造成的破坏进行了强烈批判：“古代的肺在工业的天空尖叫∕它被人民日新月异的假牙∕一立方一立方地咬穿。”[9]在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中，给生态带来的急剧破坏即使在偏远的云南边陲也不能幸免：“今天，人们坚定地把这个城市改造成一个仅仅为汽车服务的瓷砖化的城市，人行道越来越窄、人的空间越来越小，甚至在市中心修筑高速公路式的街道，人们是否已经有些疯狂……在视觉上，昆明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传统的地方……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思考现代化的意义，他是时间与传统的创造性延伸，还是某种焕然一新的断裂？”[10]正在眼前的事物，尽管“守旧并不意味着落后”[10]，然而传统和自然在发展的洪流的冲击中是极为脆弱的。“要毁掉这一切，也非常简单，一条水泥路就够了。”[6]
因此，为了“让大地成为大地”（海德格尔语），于坚在拒绝和否定工业文明和城市化的同时，用整个的生命去感受和体验自然的脉息，包括它的蛮荒、险峻、坚硬……他的文字逼着你去思考、去感受，重新获得对自然的感情，涌动起对自然和生命的渴望，并意识到这种自然、生命意识和文化思想的建构在今天的意义。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大自然的歌者，他的生态意识源于他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和忧虑。在诗情的澎湃中，诗人看到今天人类生活的困境，看到在功利主义的泥淖中太久的人们已经淡忘了人本身就是在自然中存在，是自然带给我们生存的依靠和家园的信任。因此，当生态环境污染引起他的自觉反思和批判时，对自然、荒野、原生态的生活方式，甚至带有落后、封闭、自在的生活状态和蛮荒之地的审美情结和推崇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同时，对工业文明、都市文化和享乐主义的批判也成为一种回应。“云南在某些论者的单向度文化比较中，往往被视为封闭、懒散、落后。并且这是具有贬义的，或者有待‘解放’、‘改造’、‘升华’的……（在我看来，在某种程度上，云南世界绝不是什么‘落后’地区，对已经可以预见的那个将要‘克隆’的世界，他恰恰是一个可以是我们保持住对大地和人类童年时代的丰富生活之记忆和想象力的拯救之地）。”[8]在故乡，他体验到了求索的本质，“家乡存在之为家乡存在，是通过那种源出于故乡本身并且保持着故乡的与故乡的邻近。故乡是灵魂的本源和本根。”[14]因此，如果要以牺牲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为交换的代价，他宁可拒绝发展，因为这不是诗人理想中发展的速度和方向。他说：“在这个时代，我只能信任大地。”[9]这话尽管显得有些偏颇，却道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令人汗颜的是，在这个时代，大地却不能信任人类。
于坚相信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是不可分割的，生态危机和普遍危机必然联系在一起。当自然失去神性被人类肆意掠夺和开发时，人心必然与自然疏离，人类美好的天性和传统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必然随之被破坏乃至彻底失落，受到损害的不止是山川、河流，更重要的是人们内在的生存旨趣和原有稳态、和谐的价值文化体系。“蝗虫在蹦跳，无数黄色的小花开着，乌鸦停在风中，马匹在张望大地……那时候我还年轻，望着这样的大地和山峰，我坚信着永恒。现在这一切正在消失，我对永恒的坚信已经动摇，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东西，正在把大地的真相遮蔽起来，把‘荒’遮蔽起来，正在使荒原出现塑料、玻璃、水泥和钢筋……”[15]于坚一直在追问自己的诗人职责：“诗人不应该逃跑。即使大地上已经只剩下塑料、玻璃、水泥和图纸，他依然应该待在大地上。大地是永恒之象，世界只是大地的表面、痕迹……重建日常生活的尊严，就是重建大地的尊严，让被遮蔽的大地重新具象、露面。”[8]
综观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写作，我们一方面为作家们对生态立场的执著和真情的投入感到欣慰和感动，但同时又为他们写作中某种沉浸在过于强烈的忧患和责任中而担忧文学成为生态话题的载体，让生态叙事成为一种时代要求的包装，由于过分依附于生态话语而陷入文学品格的贫乏和软弱。他们稍不留神就会进入非个人的、观念和意义形态化的叙述模式中，只是为了生态而写生态，为了生态立场的凸现而伤害了文学。文学只有彰显自身的魅力才不会被观念和思想淹没而丧失了自己的特质。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解放，如于坚所做的，把我们带回到事物的现场，坚持用个人的、中性的、原在的眼光来重新为事物命名，只有这样的写作，才能激活世界，复活词语的功能，也只有这样的写作，才能在公共空间中捍卫一种个人的真实。”[11]于坚的生态文学写作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让我们愿意去寻找文学与生态表达多元的写作方式，从而让生态文学创作之路能走得更宽、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