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体现老北京风格的除了胡同、四合院之外，就是街头巷尾无处不在的牌楼。而如今消失得最彻底的也是老北京街道上的牌楼了。东单、西单、东四、西四，皆是著名的闹市，我们却不知如何理解这地名的含义。当年可不是这么称呼的，它们的详称应该叫东单牌楼和东四牌楼、西单牌楼和西四牌楼，可见是因为此地有牌楼而得名的。后来，牌楼作为建筑物被拆除了，地名中的“牌楼”二字也就省略了。念起东四、西四等，也就不知所云。念起来方便了，理解起来却困难了。同样被拆除的还有许多曾深深烙印在老北京市民记忆中的华美的牌楼，臂如正阳门大街五牌楼，堪称是北京面孔上颇威风的胡须；还有东长安街牌楼、西长安街牌楼，相当于双耳或髮角，至于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无疑属于眉毛的位置。仿佛一夜之间，北京的脸被刮干净了，变得年轻了，但也失去了那种沧桑的味道。朝阳门外神路街南面，孤零零地屹立着一座带圆穹的石头牌楼（上面镌刻有文字），属于硕果仅存的一类，跟两侧的棄华商厦并排站在一起，如同穿着生锈铠甲的武士，不言自威地陪衬着锦衣华服的绅士淑女。
牌楼即牌坊，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极有代表性的一种典型。在组合的建筑群落中，它虽属于起点缀作用的装饰品，但也相当于“门面”；书要封面人要脸，牌楼就是街道或建筑群的身份证。我们自己不珍惜牌楼，但在外国人眼中，它是中国建筑景观的文化符号，清末访问过北京的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其《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中写道：“只要有石头的地方，沿途你就会看到一些横跨主路的纪念性拱门。这些建筑就是经过官方许可后建立的名闻遐迩的牌楼。人们以此纪念某种行为或某人高尚的一生。但只有那些取得重大成就的文人学士死后才能受此殊荣，那些荣立战功的兵士死后却享受不到这样的礼遇。牌楼中门两侧各有一个或两个与中门样式十分接近的小门。所有的门都十分精美。由于结构牢固的牌楼可以耸立几个世纪，还由于建立这样的纪念物是那些博爱的中国人的几种原始的资金消费方式之一，因此，牌楼越积越多……”可见牌楼相当于西方的纪念碑，只不过带有更浓郁的民间色彩。
北京的牌坊成百上千，只有一座是为一个外国人立的。然而仅此一座，已构成国耻了，它简直就是大清帝国的耻辱柱。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曾参与镇压义和团而双手沾满鲜血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趾髙气扬地于4月20日路过东单牌楼，因其言行专横触犯了众怒，被当地军民打死。德国以此为借口向清廷施压，先是要求高额赔偿（以及许多苛刻的条件），后来据传还是靠与洋人有交情的名妓赛金花从中斡旋她跟克林德遗孀说中国人一般是为死去的大人物立牌坊的，这是死者所能享受的最高待遇了。德国最终提出在克林德被打死处立一石牌坊，清廷只得满足其无理要求，在东单总布胡同西口修筑了屈辱的牌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而中国属于战胜国的阵营，这才挽回了点面子，遂将这块颠倒黑白的纪念碑改名为“公理战胜”坊。1919年，将此石牌坊从东单闹市区移至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解放后又再次更名为“保卫和平”坊，由郭沫若题字。这座三间四往三楼的庑殿式牌坊，全部以汉白玉石为材料，铭记着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耻辱与自尊。
如今，大大小小的牌楼已拆得差不多了。北京城内幸存下来的牌楼，主要是坛庙寺观门前的，像地坛的牌楼，重新刷上了鲜艳的油漆，反而显得媚俗了。之所以尽拆街道上的牌楼，主要为了交通的缘故，马路要拓宽，车流量要增加，不得不为之。这顶旧时代的帽子显小了，戴不上了。应该开办一所露天的牌楼馆！应该把那些被拆的牌楼，转移到一个更开阔、更安全的地方，重新组装、恢复原样，集中起来展览，并一一标明原有的名称和原先的地址，供大家参观。人们一方面可以凭吊其昔日的风采，一方面可以揣摩其在历史中占据的位置。这可都是些宝贝啊，照此下去，若干年后连影子都找不到了，孩子们也将不知牌楼为何物，更无从想像自己的祖辈，曾经是怎样在高耸的牌楼下行走并且生活的。老北京的牌楼，难道真的只能在旧照片里见得到？至少目前，它们甚至已从地名里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