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大家认为联合国的前途并不光明。但是我们决不要悲观，因为战争系传统制度，故非一朝一夕可以消灭，必须每人贡献一己之力量，来完全世界之和平。最要紧的还是人心，因为战争系发动于人心，因此我们最重要的须铲除全世界人民的打仗心理。只要全世界人民都要和平，战争就不会发生。如一国人民都要法治，那么马上就会法治。我今天可以把一个好消息报告给各位，就是柏林问题可以有协调的希望，墨西哥等六国提出折中方案，英美苏均表示愿意接受，可以详看《大公报》二十二日巴黎广播之消息，谓各国和协之情形为前所未有云云。
今日因限于时间只能约略介绍。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７４－７７期（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８日－１５日）
§§沙学浚太平洋战争
沙学浚（１９０７—１９９８），字道夷，江苏泰州人。著名地理学家。１９２６年入南京金陵大学，后转入中央大学教育学系，兼修地理学，受业于地理大师张其昀。１９３０年毕业后，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１９３２年９月赴德留学，入莱比锡大学研读地理，专攻地图学。１９３３年又转学到柏林大学研究地理学。１９３８年８月学成归国，到中山大学地理系任教。不久回故乡任江苏省地政局副局长，并在中央大学兼课。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应聘于北碚复旦大学任史地系教授兼系主任。１９４１年，应张其昀之邀，转赴遵义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讲授中国区域地理、政治地理、地图学等课程。１９４２年秋，沙学浚就任重庆国防研究院研究委员，兼任中央大学史地系教授。１９４７年，沙学浚兼任中央大学训导长。
沙学浚先生时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
太平洋战争赋有历史的必然性与重要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旧世界三大陆之烽火乃蔓延于新世界，大西洋之烽火亦经印度洋而与太平洋之烽火接成一片，如此便形成了有史以来名实相符的世界战争。太平洋战争也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战，其结果如何为中国及其他直接间接参战诸民族成败兴亡所系。
次就自然地理的观点，说明太平洋有几种特点与行军作战均有关系。
第一，是太平洋多附属海，尤其缘海。北起阿拉斯加，西经黄海东海，南迄于新西兰，缘海相连不绝。在东太平洋中部东部亦有不少“海”与海湾。这些海都是海战上必须争夺与控制的区域。
第二，太平洋海水很深，其平均深度为四千零三百公尺，比大西洋的三千三百三十公尺，印度洋的三千九百公尺为大，其最深处为菲律宾海沟，深达一万零七百九十三公尺，为三大洋之最。太平洋的海沟，亦较大西洋印度洋为多。太平洋不但最深，而且是最宽（东西二万公里）最大（约大于五大洲之和，等于印度洋大西洋之和）。太平洋战场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战场。因为地球是圆的，故欲为这一个战场，作一张适用的大地图几不可能！
岛屿之多是太平洋的第三特点。沿太平洋西边的是长达万余公里的花彩列岛，横亘太平洋中部的是千万岛屿构成的海洋洲，而新西兰与夏威夷是它的东北和西南的“界岛”（英人所谓的海洋洲较法德所谓的海洋洲范围为小，海洋洲一词系法国自然科学家和世界旅行家莱颂Ｌｅｓｓｏｎ所创，这里从莱氏所定范围）。岛之大者是新几内亚，它是世界第二大岛，小岛屿极多不可以计数，它们有些是珊瑚礁，有些是火山岛，有些是在水面之下的浅洲，有些面积极小，自空中鸟瞰不过沧海之一粟。这些大小岛屿，除南洋群岛外，经济上都没有多大的价值，但在交通上军事上每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太平洋战争是一个争岛屿的战争，与孟子所说“争城之战……争地之战”性质显然不同。这由于制海权的确立，不仅要有强大的海军，更须有海岛作根据地。
太平洋的第四特点，是其南北两部的风系统和洋流系统适相对称。这对于海空军之活动均有关系。
太平洋之岛屿分属中国、智利、厄瓜多尔、墨西哥、葡萄牙、法国、苏联、荷兰、英帝国、美国、日本等十一国，尚有九个太平洋沿岸国家，在此大洋上并无岛屿的领土。英美日三国拥有强大之海军，乃三大海权国，在太平洋上适成鼎足三分的形势。
以下三节分述英美日在太平洋上之重要军港分布与军略地位，于个别地叙述之后，复作总括的评估。大致日本军略地位较佳，因其核心区域（日本本部）位于日本帝国之中央，且有四大优良军港即横须贺、吴港、佐世堡、舞鹤等及若干二三等军港；在其西北、东北、西南、东南方面，均有二三等军港隔海遥接，作众星环拱之状。各港相距不远，均为内线交通，联系较便。在日本海军大量消耗以前，进攻日本是不容易的。单单空军轰炸日本，不能完全解决日本。日本有一大危机，即是同时与其各邻邦作战，国力殊难支持。
美国有大西洋、太平洋两大国防线。太平洋上是桑第哥、普盖森、荷兰港和夏威夷所成之四角形为基础，形势亦颇完固，巴拿马运河为美国海洋国防之枢纽，距日本很远可保安全。惟美国太平洋上各要港间之距离都嫌过远，缺少足够的岛屿与副港以便联系。美国的完固形势限于东太平洋。西太平洋上的关岛四面为日属岛屿所包围，形势隔绝，防守为难。菲律宾三面被日本包围，距夏威夷尤远，宜守不宜攻。美国国防前线，在夏威夷中途岛与萨麾亚一带，西南与英荷防线联成一气，足收互助合作之效。
英帝国为南太平洋之主人。国防线包括荷印在内，东西长万余公里。虽有不少良港，但其海空军不能过度分散，因此有千里受敌之虞。这是英国不及美国的地方。香港与菲律宾原为英国防线的前卫，因近年南海及其沿岸之局势发生重大的变化，故其国防地理上的地位价值大为降低。但英国系与中美诸国同峙对日作战，可藉友邦对日的牵制与经济力的充实等有利因素抵消国防地位上的弱点。今后英国要与美国合力保障荷印澳洲及海洋洲的安全，必须坚守马来西亚，增援新加坡，逐渐收回南海上之制空权和制海权，才能造成反守为攻的地位。
结论：谓日本国防地理的地位，虽然相当完好，但其人力、物力和海空军力（尤其是今后军力的扩充力），终不能与中英美荷诸国的总力量相比，在长期战即经济战的情形下，日本终难久持而将陷于崩溃。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１０３期（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０日）
§§王驾吾耶教儒诠
王驾吾（１９００—１９８２），名焕镳，别号因巢。江苏南通人。著名文史学家。１９２４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文史地部。１９２７年到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担任编目工作。１９３７年应竺可桢之聘到浙江大学任教。１９４６年返杭，在之江大学执教，后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１９５２年２月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任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１９７８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
王驾吾先生时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分序言，复活，潜修，博爱，天国五端为言。
我国民性对学术文化，有保守性，有吸收性，有融化性。孔孟老庄，支配中国数千年思想，可为善于保守之证明。然另一方面，尽量吸收外国之文化，最显著者为佛学，佛学于唐时大盛，而大秦景教，亦于其时流行中国。内而自心受甚大影响，外而生活习惯、饮食、起居、音乐、建筑、物质方面亦起甚大变化。中国人之吸收性，自来即大，吸收后，尤能予以消化，如佛学入华，分立十宗，各立宗旨，不相沿袭，如禅宗不立文字，专参话头，可谓尽易简之能事，宋元明备受其影响，在儒家学说上掀起一甚大之变化。由此知中国国民性有此种现象，亦由此可知学术思想，本系天下之公器，使其具真正存在之价值，必能吸引人类心理上之崇拜，私之拒之皆为多事。孔子有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世界人民身心所赖以维持者，大较言之，儒释耶回四者而已。耶教在华，已达吸收而未及融化之阶段，实有研究之必要。论耶孔异处，孔子系纯粹哲学家，耶稣为宗教哲学家。一部论语，平易笃实，皆布帛菽麦之言，无一语及神怪，此哲学家态度。一部新约，神话几占十三，此宗教家之态度也。孔子语生而不语死，耶稣则多谈死后受报光景，以警戒世人。孔子教人，虽但举一隅，而皆具体出之，耶稣则用比喻为多，皆开而不违之旨。然孔子所与谈者，非时君世主，即尝受六艺之教之弟子，故其言径直；耶稣与平民言，势必就极深旨，改作浅语，反复警喻，使人人都解。依予见言之，耶稣神话，科学家以为必无，宗教家以为必有，我以儒家眼光，认为亦无亦有。耶稣之说神话，犹耶稣之说比喻，不必信为定有，此所谓亦无。然其每一比喻，或每一神话，皆代表每一真理，此所谓亦有。凡天国、天父、圣子以及各种不救之病，皆有其实实在在之理，寓于其中，以儒家理观之，若合符契，不相矛盾，真理本一，相同不足怪也。此非某援耶入儒，或援儒入耶也。（一）复活。圣经常言复活事，盖生不尽道，死时痛苦，一般愚民贪图目前之放纵，不计未来之苦果，宗教家提出死的恐怖，警醒人们。耶稣有永生永灭之说，所谓生命，偏重精神，对于肉体存亡，视之甚轻。使肉体精神二者不可得兼时，宁杀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曾谓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又谓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丢掉生命，凡为我丢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孔子尝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又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读之令我等立于饥饿线上之人，不觉自壮，增加许多力量，一似天予我等一做活人资格，实不可自暴自弃。（二）修持。易言洗心退藏于密，耶稣施洗，用圣灵与火，将人洗得净尽，天理流行，千言万语，无非药石。一经其手，无不立愈，一似无稽神话，其实痛有求愈决心，有信主信念，心病既愈，身患自忘。耶稣指出心里污秽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强盗、妄证、谤议，要人遵守戒律，暗地自修，常常警醒等等。（三）博爱。他每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其困苦流离，如同羊无牧人。神说当孝敬父母，要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四）天国。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凡所言多与儒佛内向之精神全同。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１２９期（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６日）
§§赵紫宸基督教精神与民主潮流
赵紫宸（１８８８—１９７９），浙江德清人。中国基督教神学家、学者。１９０７年受洗入教。先后就读于东吴大学和美国梵德比尔大学。曾任东吴大学教授，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教授，金陵协和神学院教授。１９４１年受中华圣公会会长职位。１９４７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神学博士学位。１９４８年当选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副主席。１９５０年他因该会支持美国侵朝战争而辞职。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戏曲及书法艺术的造诣尤深，曾获东吴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赵紫宸先生时任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
诸位同学，诸位先生：
我很高兴，能来到这里与大家讲话。
我们处在这个混乱而苦难的时代，人人渴求和平，希冀着美满的生活。这只是一个希望，要想由这个不安的局面走到一个理想的太平世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所谓民主，人人希求的民主！试问世界上有一个真正的民主吗？试问自古以来有民主吗？希腊雅典的民主政治是民主吗？不是的，当时希腊雅典的统治者们一个人就有四五个奴隶，这种民主政治建筑在奴隶们的身上是真正的民主吗？显然不是的。什么是民主呢？简单地说，就是人民做主人翁，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现阶段中，人民真作了主人吗？尽管没有真正的民主出现，但人人均渴求着它。在欧美、在亚洲、在中国、在印度缅甸、在世界各个角落，均高唱着民主之歌，所以这只是个潮流，一个理想而已。试问谁的理想实现了呢？理想是需要奋斗、努力才能达到的，现阶段只是在追求一个理想。
民主国家当以英美苏联中国等为代表，但是也只是部分民主，兹分述之：
美国是有民主基础的国家，因为人民的教育水准高，人民的组织，有舆论能运用四权，可以反抗政府不民主的地方。但许多大的报纸、杂志，依然操在资本家的手里，作为他们的宣传工具，经济上的生产分配依然是盲目、不均，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财产集中在百分之五的人手里。这也是民主吗？虽然如此，但也不能完全否认美国没有民主，在人民生活享受上，法律保障上还是一般国家所不能比的。一个人能有好的享受的社会，你若要他们去革命是不太容易的事情，除非穷到不能维持生活的时候，所以美国在政治上较为民主而已，而没有真正的民主。
苏联也号称民主国家。在经济上是比较平等的。但是，那是穷的平等，大家都穷，在政治上是一个集权的国家，我不说集权政治的优劣，只是说事实的存在。一个集权的国家里有多少民主？也许过了一些时候，苏联待经济完全民主了，再走上民主的政治之道路，这是将来的事。
英国可以说是民主的试验，它不用流血的革命手段，而渐渐地走上民主之路。它在政治上早有基础，在经济上也渐渐社会化，他们的人民公正、合作、同心协力，使社会有秩序地前进。这时正是一个试验时代。
中国也称是强国之一，我不太敢自信。中国也在追求民主，但在中国各处人民有多少自由？大家所共知，我相信中国人民是有力量的，会慢慢地走上决定阶段，只是现在还早得很。
印度也要民主，印度是分裂了，不分裂就要打仗。缅甸独立了。反正处处要民主，不管什么国家，什么社会。以上这许多国家里面都不见得有民主，这是个理想。理想会不会实现呢？谁也不知道未来的事，除非他是先知。一个政党在野的时候是够民主的，大家同心协力为一个共同目标去奋斗。但一等到执政时，慢慢地变成反民主了，做了革命的对象。“权”好像是毒药，谁得到它，谁渐渐地就会腐烂。举个不太好的例子，一群强盗不忠不义，大家抢的时候均患难共处，但到分赃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一般青年认为改革社会用教育方法，道德归化是太慢了，用宗教力量感染人也是太慢了。在过去强迫信仰宗教，但现在信仰自由了，只是苦口婆心，演讲布道，未免不能奏效，认为只有夺取政权才能达到民主。试问希特勒、墨索里尼得到了政权，他们的国家民主了吗？自从原子弹发明以后，战争破坏性特别大，国际间的恐惧性也大。假如说，美、苏发生战争，结果总可以分出胜败，胜者就算灭亡了他的敌人，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呢？我想所得到的还是贫穷、饥饿、废墟，即使战胜者也活不了。由此看来，夺取的话也不快活，人民也不见得享受幸福，连一切文化的基础都动摇了。民主者民为本，人民不是被人作工具的，人与人之间总要用道德来维系的。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人不知为什么生活着，如生活在空中，真是一个烦闷的时代。老年人快要死了，青年人不能担负起责任。
过去基督教只是维持现状，安定社会，成为一种守旧的势力。凡一个制度成功了，教会就是它的保护者。现在不同了，教会认为不论什么政治机构都是有罪的。不过，这种罪恶是合法的，教会永远站在公正的立场去批评，不作任何机构的爪牙。此其一。教会的许多领袖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讲人群福利、社会福利，因为真正的平等、自由、博爱的基础是建立在大众的身上的。此其二。教会是帮助弱者的，例如资本家与劳动者发生冲突，资本家有钱有势，还可以利用法律，所以教会帮助劳动者，因为福音本是为劳苦大众而设的。此其三。教会宗派很多，力量分散，而如今国际间纠纷特多，一切谣言、假宣传、卑鄙手段，无所不有。因此，西方教会感到非联合、团结，不能抵御这恶的势力。最近西方有教会合一运动之发起，中国似尚未到此地步，因为中国对基督教有真正湛深明了的人太少。此其四。有人认为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拿到中国来是否适合呢？也许同中国文化还要发生冲突，这是错误的。文化不需要尽相同才能交流的。如佛教之东渐，在中国曾兴盛已极，庙宇之多，迷信之深，即使可证明，你能说佛教同中国文化相同吗？我们不是就接受了吗？佛教出世的思想不也是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吗？又如皮鞋、西装……不都偏偏接受了吗？文化是不必统一的。此其五。
西方是一切机器化，整天地在紧张中生活，人不能离开机器而生活，没有汽车，不能去办公；没有电炉，吃不上饭；一个电厂坏了，整个城市都黑暗了。他们的生活是太密切了，太关联了，他们的生活部分和全体是合而为一了。一切的活动非分工合作不能成功。因此一个团体做了坏事，站在外面的团体也要负责任。中国虽然没有机器，但同机器接触，因此世界上的罪恶也就是我们的罪恶，一个人的好坏也能影响大家的行为。假如大家都自私自利，那世界就糟了，教会也就是针对着这点而求彻底的解决。
基督徒们信仰的是什么呢？基督徒信仰的就是宇宙的主宰———上帝。宇宙间万物的存在，均有它一定的法则，若没有这法则，力量、万物即不能存在。人类社会亦然，要生存，要生活得好，就得要有一定的法则规律。假若没有这些规律，人类也就要灭亡。这些宇宙间的规律、社会间的法则是永恒的，全能的，无限的，这就是上帝；上帝与法则是共存的，我们渺小的人类就得服从上帝的旨意，接近上帝；违反，就得灭亡。耶稣是最能接近上帝的，他为了救人类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爱而殉道，牺牲自己的生命，反而得到生命。爱、牺牲、信仰，这就是民主的基本。一个社会充满了爱、和谐，人人不自私自利，服务人群，这个社会就是民主的社会。在这里没有虚伪、欺骗、人吃人、人剥削人，只有人人承认宇宙的主宰的权威，信仰上帝的道，奉行上帝的旨意，民主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１７１期（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８日）
§§陈遵妫日食漫谈
陈遵妫（１９０１—１９９１），字志元，福建省福州人。我国现代天文学家。早期留学于日本，１９２６年回国，先后参加筹建紫金山天文台和昆明凤凰山天文台，曾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任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兼上海徐家汇观象台负责人。１９５５年筹建北京天文馆，并任馆长。担任过中国天文学会总秘书、理事长，《宇宙》杂志总编辑等职务；主持过《天文年历》的编算工作。一生从事天文工作，著译甚多，对于我国现代天文事业的创立作出了贡献。
陈遵妫先生时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员。
日月交食是最显著的天象，我国人在很古时期，就特别注意。关于日食的记录，在世界上要算中国是最古的了（最早的一次在纪元前二一三七年，但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纪元前七七六年诗经上记载的那一次）。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如巴比伦的日食记录亦不过在公元前六六九年后才有。古代对日食，都认为是天变，当然谈不上什么科学的观测。
公元一五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有一次全食可在欧洲丹麦看到。那时，有一个丹麦人第谷，才十四岁，后来便成一大天文家，对天文有很大的贡献。虽然这次日食在天文上，没有多大的观测记录，但至少已产生了一位伟大的天文家。
此后天文仪器如望远镜、照相机、分光仪等逐渐发明，促进了天文的进步，亦因而使日食的观测日趋进步。
日冕和日珥的观测到现在是日食观测上的一重要部门。但第一次看到日冕的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丹麦天文家第谷的弟子刻卜勒。日珥的被发现还是在西元一七○六年的那一次日食。西元一八六八年八月十八日有一次日食，全食的时间竟延长到六分半钟之久。这种机会极是难得，在三千年中不过一次而已。这一次，各国的天文家都到印度去观测，对日珥的发生原因得到了初步的了解。
地球上固定一个地方见日全食的机会非常少，平均要三四百年才能有一次。有时，全食带经过海洋或人烟稀少的沙漠高山，那么能看到的人更是少了。可是在西元一八六九年的那一次日食，恰巧经过美国境内，并且许多著名的天文台也都在日食带上，所以天文家也格外地努力观测。此后，观测日食的规模愈来愈大，其中最宏大的一次在一九○○年。单就观测日冕的科学而言，就有一千多人。因为日食在科学上的意义是如此重大，故全世界的天文家都不远千里而去争取那短暂的几分钟。
公元一九一九年的日食观测中，有一件新而重要的项目，就是观测所谓“爱因斯坦效应”。由相对论，爱因斯坦预言光线经过强大的引力场时，将因吸引力而稍有弯曲。他用高深的数学，算出了星光过太阳引力场将弯曲１。７５弧秒。太阳附近的星非全食时不得见，所以自从这预言发表后的第一次日食中，天文家皆集中精力于观测这一效应。果然，由实际观测得出了这些微的变化。结果，一处的结果是１。９８弧秒，另一处是１。６１弧秒，平均是１。８０弧秒，与预言很接近。
此后的日食观测，特别注意于天体物理方面，这些观测将帮助我们了解太阳的组织及能量的来源等。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全食时，用分光镜所摄得的影，名为闪光谱。从闪光谱上，可知道太阳的色轮中含有些什么物质。有一次日食的闪光谱上，发现了几条明线，不知是由什么东西产生的，天文暂名曰“氦”。后来在地球上亦发现了氦。因氦质轻而不易燃烧，所以多用于飞艇及气球中。
以上是关于天文家对日食观测的大概情形。我国在最近亦观测了二次全食，一次是在民国二十五年，一次是在民国三十年。
我国天文界为观测民国三十年日食起见，联合有关团体，组织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该会对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之全日食，曾派二队分往日本北海道及苏联伯力，从事观测。往伯力的一队，因日食当日，该地天气不佳，没有什么结果。往北海道的一队摄了四枚日冕的照片，并知此次日冕呈五角形之状；又摄取了三组电影。这次观测，使队员得到了很多的经验，足可供我们筹备观测民国三十年日食时的参考。
民国三十年的日食，因在抗战期中，交通困难。但仍派了二队，一队在甘肃临洮，一队在福建崇安。在临洮的一队观测：
（一）实测接触时刻与推算之相差。
（二）摄取日冕。
（三）测定日冕之光度。
（四）摄取日冕及太阳色球之光谱。
（五）日食始终逐步变化之摄影。
（六）日食电影之摄取。
结果尚称美满。至于在福建崇安观测的一队因天气不佳而无结果。
今年五月九日之日食，因系环食，在天文学上，其价值远不如全食。故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不拟组队观测。天文研究所因职责所在，且美国地理学会与陆军方面派队来华观测，故决定与国防部测量局共组队从事观测。地点亦定于浙江武康，该所所长张钰哲除私人参加美国队工作外，并主持我国队之观测工作。
观测项目拟有三项：
一、接触时刻之测定。拟用八吋折光赤仪之寻星镜，配以木架，更将接收日本人之小定天镜，配以转动装置，以便观测。
二、日食现象自始至终逐步变化之摄影。对准日食期间太阳经天之部位，自初亏至复圆间，每隔十分钟露光一次，露光时间为百分之一秒，焦距光孔比为四点五。
三、日食期间太阳光度变化之测定，拟借用中央大学物理系之光电管设备，并由其派员担任观测工作。现尚在考虑中者，即视一项所用之定天镜之配制工作而定。盖吾人拟利用旧钟之发条，配以齿轮，使其速度改为四十八小时一周。若能使用，则此项工作，始可实现；否则此定天镜仅能供一项之用耳！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１８１期（１９４８年５月３日）
§§胡先骕生命之意义
胡先骕（１８９４—１９６８），号步曾。江西新建人。植物学家。１９１６年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农学院森林系，获农学学士学位。１９２５年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正大学校长。
胡先骕先生时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
一般迷信科学的人，都认为自然现象乃偶然发生；但二十世纪科学家则以为不然，并可设法计算出宇宙产生之时日。我们知道宇宙之根源为“能”与“质”，爱因斯坦氏以为二者可以互变，能之最小单位为量子，质之最小单位为电子，由于不同数目之电子而形成元素系统。但此法所成之元素甚为有限，尤以电子数目过多后，元素即不稳固，例如铀、镭等。
宇宙中有一种新的结合方法，以不同元素之原子结合，则其变化无穷矣。在九十几种元素中之碳，容易造成最复杂之分子，生命之起源即在于此。例如过滤性病毒（Ｖｉｒｕｓ），能生长，亦可生殖，乃有生命现象，但自电子显微镜发明后，得知过滤性病毒为一种结晶之蛋白质，可以用化学品使其失去生命，同样可用化学品使其重有生命。所以，最初之生命物质并非细胞，而为化合物。
生命起源后，由此种复杂之化合物而成为简单之细胞，能进行细胞分裂，由一个生命而为两个。细胞用不同之营养方法而得到“能”，但在进化上言之，叶绿素乃为最好之物质，由日光、二氧化碳、水藉其作用而成植物之正常营养方法，如此，形成了单细胞生物。
有一种眼虫，为单细胞生物。体中有叶绿素能自行制造养料，但前端又有一孔，可食更小之生物。此种摄取食物之方式乃很快为生物所接受，于是动物发生矣！
生物初为单细胞。由一分为二，二分为四……此种方式并不最佳，有时不能再分，或失去生命，于是有二个体交配后而生殖后代，于是有“性”之发生。性之意义乃一个体与另一个体结合而增加生命现象。性发生后之数万年中，感情、艺术均因此而达升华，遂使后代生命现象有所增加之。
由单细胞生物再进则为团体，如团藻是由一千多个细胞结合之群体，各细胞之行动因而必须一致，每至冬日或干燥时，群体不能渡过，于是各细胞之宝贵物质均输至一个细胞中，长成很大之休眠孢子，其他均死去。死之发生乃为生物之重要意义，为种族之绵延而牺牲之。因此，多细胞之生物方能发达，而以个体为生命现象之过渡工具，吾人生存于社会上，亦应为达成本身应尽之义务而努力。
动物因摄取养料而营养，生活方式得以加快。进化而发生神经系统，至昆虫及哺乳动物，其神经乃极发达。至此，动物之感觉有本能及智慧二方面。昆虫之感觉，由本能而达到自然。例如：蜜蜂作窠，因节省材料及空间，故窠恒为六角形，又如寄生蜂产卵于其他虫体中而发育之，均为对本身极有利之方法。法国有一位昆虫学家研究蜂之智慧，知其甚深，而悉此种本能乃为天生所赐，渐成自然。人则以智慧而不仅以本能而生活也。
生命之强有力者，并不一定能永远。例如恐龙，为中生代时期之巨大动物，但脑极小，在此时期，哺乳动物已发生，其体积很小，因有体温、发达之脑而能偷生一万万年。至世界起大变化后，恐龙不能生存而以哺乳类动物代之，渐而发达为灵长目之猴，生活于树上。至全新世时代，地球上起造山运动后，北冰洋变为寒冷，将人类之祖先驱至地面，而以足行路，将手空出工作，创造语言文字，以手脑并用，而人得为万物之灵矣！
人类经漫长之岁月后，心理上演进之，合作、牺牲等最高道德均发达，但不一定是幸福，可能为痛苦，或是生命，或为死亡。此乃人类之特有性质，亦人类之异于禽兽者也。
人类为要达到更高之目的，须有舍弃，而更表示人类之伟大，佛教及其他宗教均主张牺牲自己而拯救他人，才不失为生命之原意。一个人之生命，有其无穷之历史。Ｈｅｒｔｗｉｙ说，“历史就是事件”。人乃与整个人类在一起，人之结合，在于精神而不为物质。物理或天文学者认为人只不过为一极小之物体，但生命之意义并不在于物质上，由是吾人必以博爱、自由为人类之崇高理想。虽然，北京人至今已五十万年，但人类历史尚未达万年，而科学之诞生至今仅四百年而已。我们很难想像到千年、万年后之人类，更难想像到未来之世界。
萧伯纳说：“人生下来是为还债的。”父母之教养，社会之培育，及达成人，必须各尽所能贡献社会，以还债务。能清偿，抑或有余，则须视各人之努力而定。为国家，为人类，应尽个人之力量使谋幸福。我们要站在生命演进之前端，以创造人类宇宙之生命！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６５－６６期（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８－１０日）
§§苏步青数学之女皇
苏步青（１９０２—２００３），浙江平阳人。教育家，数学家。１９３１年获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研究院理学博士学位。同年３月应陈建功之邀，受聘于国立浙江大学。先后任数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训导长和教务长。其间，与陈建功一起创立了微分几何学派。１９４８年，任中央研究院院士。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调至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授、系主任，后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１９５５年７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曾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以及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人皆可近此女皇，一人之能领悟者，人人皆可以接受之。试推溯其发展史，不亚于医学，迄今已历二千余年，不为不久。盖自然数乃物之常序，接触频繁，理应最初发达。虽然，至今尚有野人，未识三为何物。认识三以上之自然数，尤为困难。据说“三”字英文为Ｔｈｒｅｅ，法文为Ｔｒｏｉｓ，皆由“树”字Ｔｒｅｅ而来。闻三之数目，已非野人脑力所能记忆，非志于树殆有遗忘之虞云。据实地考察，可知动物对于数之观念究竟有如何程度。乌鸦能知一及二，惟三则不能。昔日欧洲某城堡供其国王昼间办公之场所，群鸦巢其上；朝出暮归，归时必俟城堡中人归尽而后下，恐人加害于己也。某日，国王令一人伏巢旁，此人不出，群鸦不下。二人伏巢旁，出一人，鸦知留一人，仍未下集。继而三人伏，复二人相继出，鸦以为人尽而下。由此观之，乌鸦必意以为“二”、“三”无别也。
鸡之智慧，不过于鸦，亦勉识“一”、“二”而已。虽然，不可一概而论，除人以外，动物亦有智慧惊人者，爰举一二明之。一为蜂，放散二三十里之外，能寻返原巢不误。今试携幼孩赴华家池，欲令自返校本部，恐亦大难事矣。而蜂之下瞩，固茫茫一片，东西南北，无所区别，而能归巢不误者，岂非怪事？此无他，识高低方位辨时间风速有以致之。不宁惟事，测其巢，均作六面体，大小毕同，角度不变。吾人用精确仪器测算，始知彼等久悟微积分，一定容积而以最少材料完成其巢，惟角度不免犹有数秒之差，其后重测，始知错误乃在人而不在蜂。彼仅用肉体工作耳，竟准确如此，能不骇人！二为蚁，虽多数未能效蜂之凌空翱翔，然在大地中识途能力，仍足与蜂并提而论。不独如此，其移物及地道构筑，尤值注意。彼等能利用重力下坠时，所费时间为最小之地道线，经近人研究之结果，与名人应用高等微积分中变分学所得者相符合。
数学广泛，学也无涯，失此知彼，不足自馁。人类究竟为万物之灵长，在数学界中自有其独得之处，足以傲万物者在！自然数中，有顽固不灵，舍本身及１外，无他数能整除尽净者，如１、２、３、５、７、１１等等，定名曰“素数”。素数之个数为无限，固属意料中事，证明如何？欧几里得在二千年前，已得此定理之证明，试申述之。设素数只有有限个，则其中必有最大者，试以Ｐｎ记之，即全部素数之乘积，则素数集为Ｐ｛１，２，３，５，７，１１，…，Ｐｎ－１，Ｐｎ｝。记Ａ＝１×２×３×５×…×Ｐｎ－１×Ｐｎ，则Ａ＋１必为一质数，且大于Ｐｎ，于是前后矛盾，而知素数个数必为无限。
高斯之爱数论而名之为“女皇”殆非偶然。高斯非仅精于数，且能擅长于文，语多幽默。其中学时代数学业师某逝世，高斯为作传记，赞其师为当世数学界中之最大文学者，且为文学界中之最大数学者。
高斯之前有名哥德巴赫者（Ｅｈｒ。Ｇｏｌｄｂａｃｈ），于公元一七四二年六月七日，致函该时著名数学者欧拉（Ｅｕｌｅｒ，通译尤拉），内曰：任何偶数，必为二质数之和。例如６０６为６０１及５二数之和。欧氏回信曰：可能如此，然我无法证明。盖试之则合，证之不易，乃名之曰“哥德巴赫猜想”。其间经过至二百余年之久，迄未解决。十余年前苏联一青年Ｓｃｈｎｉｒｅｌ-ｍａｎｎ，于十七八岁作工某纺织工厂。彼虽未受高等教育，于数颇感兴趣，某日以其俄文写就之方法，证明“任何数必可以有限个素数之和表示”。刊载于该工厂日报之尾。然而天才无须宣传，英雄决无埋没之理，此刊物偶为当时数学大家兰岛（Ｌａｈｎｄａｕ，彼为当时发明六○六富商之唯一女婿，利用其优越地位，每日自晨七时阅书至晚七时止，数十年研究，孜孜不倦如一日）所获，大为惊叹；乃将“有限”二字，修改为“最多不过六十九个”，以德文公之于世。继兰岛而有Ｇｒｉｃｃｉ氏，又将“六十九”改成“六十八”。而近年苏联国家科学研究院院士Ｖｉｎｏｇｒａｄｏｖ竟完全解决此二百年来之难问题。近日可用数页之短文，证明“任何数均可以质数三个之和表示之”。
微积分之发明者为牛顿及莱布尼兹二大师，吾人所周知惟法人，则谓系法国大数学家费马（Ｆａｒｍａｉｔ）所创造。费氏对于数论发明甚多，例如设ｘ为素数ｐ不能除尽之任何数，则ｘｐ－１－１必为ｐ之倍数。提及此人此事，不能不追念往昔国人之光荣。盖一国之光荣，非仅系于能以坚舰利炮服天下，实有赖于学者。国无人才，斯为大耻。我国科学落后，无可讳言，然不能以此抹去古人一切光辉事迹。例如上述费马定理中ｘ等于２时，即（２ｐ－１－１）÷ｐ＝整数。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已为中国人所知道。费马固近世伟人之一，然错误亦一如常人，在所难免。彼日记之一角，曾有如下记载：Ｆｎ＝２２ｎ＋１＝素数。Ｆ０ 为３，Ｆ１ 为５，Ｆ２ 为１７，Ｆ３ 为２５７，Ｆ４ 为６５５３７，均为素数（由希腊人Ｅｒａｔｏｓｔｈｅｎｓ筛法知之）。其后数字过繁，人人均以为准确无疑，谁知欧拉氏最初发现Ｆ５＝２２５＋１＝２３２＋１＝６４１×６７００４１７＝４２９４９６７２９７之结果，并非是素数，始知一般Ｆｎ未必为素数。为学之道，不能妄自臆度，在准确证明之前，不能置信。
某日，费马阅Ｄｉｏｐｈａｔｔｕｏ所著之数论，偶见书中尚有空白处，随笔写下定理：设ｎ大于２，则不定方程ｘｎ＋ｙｎ＝ｚｎ无整数解。并注明证明绝非余白所能罄书云。此费马预测通称“费马大定理”，至今三百年尚不知其成立与否。欧拉氏证明ｎ等于３或４时该定理成立。欧拉生于瑞士，受俄国之聘，久居宫闱，硕学鸿儒，举世钦仰，在双目失明之后闻其证明此二特殊情形。德人昆麦（Ｋｕｍｍｅｒ）曾继欧拉作极好研究，然此“谜之定理”依然不得证明。
又如（３，５），（１１，１３），（１７，１９），…，二素数之差为２，则名之曰双生素数。然则此双生素数有限否？吾人虽可猜其为无限，然亦无法证明之。
古来佥知素数，比整数全体数目较少。试以π（ｘ）表小于ｘ之素数个数。
高斯早已欲预料π（ｘ）与Ｌｏｇｘ有同一程度，而终无法证明，至Ｎｈｅｄ-ｍａｒｄ氏始见成功，即所谓“素数定理”，亦数学中值得大书而特书之一事也。
世上未知事多矣繁矣，而吾人生命与精力，毕竟有限。今将由本题转入研究之道，作一结束。吾人决不可抄袭他人方法，作为研究若如此，则吾人所能得者，他人亦必可得之矣！然而又不能妄想，放矢无的，盲人状日，必将闹成大笑话。故吾人先宜虚心下学，把以往古今心得，全体接受，融会贯通，一如吾人之饮食然，必下咽消化，变血变肉，发挥成能而后可。不然消化不良，非仅无能可得，容或因此伤命，能不惧哉！学问得之不易，“女皇”可亲亦难，绝非三脚二步，一蹴能就；然亦不必心怯，只要努力，必有成功。深冀诸位暇时，三思费马大定律苟得成就，国人咸有荣焉。诚如管子所言：“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９２－９４号（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２－２７日）
§§谢幼伟罪恶与人生
谢幼伟（１９０５—１９７６），名佐禹。广东梅县人。哲学家。早年毕业于东吴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旋赴美进哈佛大学，获哲学硕士。曾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到浙江大学任哲学教授。
谢幼伟先生时任浙江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教授。
罪恶之真伪：有人谓避免善即是罪恶，此不过是消极的意义，其积极意义当不止于此。罪恶有其确定的真义，是存在的。或谓罪恶非单独而生，必依赖“善”始能成立。盖首以逻辑上言，有内始有外，有凹必有凸，善与恶也是如此。次以事实上言，罪恶须自善反映而得。试以偷窃为例，一人行之，罪恶昭彰，众人皆行窃，则将不以为罪恶矣。今加以辩正曰凹与凸，黑与白，因为相对之名词，但未必须同时存在，故罪恶之能独有并非不合逻辑。罪恶纵无善为之衬托，其本身之为真，毋庸置疑。或称罪恶是个人、阶级或团体在某个时代之主观见解而已。然而此种主观见解也非全无凭藉。试以室温为例，各人感觉容有差异，但绝对不能否认温度本身之存在。又人们对于某种行为之好恶与行为本身之善恶，每不相一致。主观虽不同，但不能因此抹杀客观存在之事实。
罪恶之渊源：有二说：（一）谓由人类自身创造而来，基督教称上帝创造人，赋予自由意志，然后始有抢劫杀掠种种人为罪恶。（二）谓罪恶先天而生，灾异病痛诸罪恶皆自然所降于人，即一切人为罪恶也莫不有魔鬼在其幕后主使。然则吾人不能将罪恶尽归之于人为，盖自然界仍有莫大之支配力，罪恶也不能尽归诸于自然或魔鬼。人有罪恶，内心必感愧疚，此即自由意志之明证也。
罪恶之控制：全部人类历史即记述与罪恶奋斗的故事，文化之盛衰系乎人类能否克服自然与人为二大罪恶。科学谋控制自然之罪恶，宗教与人文科学图人为罪恶之改正。大致言，中国与印度文化注重于人为罪恶之消除，对于自然罪恶抱回避态度。殊不知因天灾而来的贫穷、匮乏，间接促成人为罪恶之滋长。近世西洋文明乃是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交织之结果。科学与宗教并重，唯晚近宗教有衰落趋势，实堪忧虑。设用科学方法管理原子能成功，而彼此敌对心理未除，则千万个无形之原子弹仍在心中蕴藏。泰戈尔尝言：“科学造福人群，值得吾人推重，苟其与罪恶结不解之缘，宁敝弃之。”人类目光短浅，对于科学有形之贡献，每叹为惊奇。而对于宗教文学之熏陶浸渍，消弭罪恶于无形，则多漠视其功绩。况科学有确定不易之原理，而各宗教之条训异殊，学说纷歧。易启人疑窦而贬其效能。宗教与科学两者皆为控制罪恶之工具，不可偏废，如有一者陷于枯竭，人类浩劫降临。
人类的责任：趋善之方向各人不同，可自由抉择，而何者为罪恶则至为分明，吾人不必挟教条、主义强欲他人忍受痛苦和牺牲实行某种理想或“善”。观诸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人在善之美名下做尽恶事。罪恶本身不消除，善也无从实现。是故当前吾人之责任在乎如何驱除罪恶，求人心改造，向自然奋斗。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９７号（１９４９年１月３日）
§§赵松乔美国之民族问题
赵松乔（１９１９—），浙江东阳人。地理学家。１９４２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后留校任教。１９４５年获浙江大学史地学部硕士学位。１９４８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地理研究院获博士学位。当年８月回国，到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赵松乔先生时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
今日之世界仅美国及苏联堪称强国，故欲明了整个世界问题，必先对此两国加以详尽研究，有深刻正确之认识。美国今日为世人所称道，确然美国之优点甚多，但缺点亦复不少，民族问题即为此类缺点之一。
美国民族问题最严重者厥为黑人问题。十七世纪移居美国南部之欧人，以该地气候湿热，乃以非洲黑人移入充当农奴。黑人初仅居南方，今则遍布全国。一九四○年统计美国总人口１３１，６６９，２７５人，其中黑人１２，８６５，５１８人，占百分之九点八，分布情形由北向南增加。南卡罗来及密西西比两州黑人最多，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其中尤以密西西比州可名黑人州，次为佐治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州，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照理如许众多之黑人，在美国政治社会上应有相当地位。然按诸实际，则大谬不然。不论在政治上、法律上、社会上，黑人均处于被压迫地位。南北战役，虽言黑人得到解放，但与以前并无多大不同。迄今黑人任政府官吏或操其他高级职业者屈指可数，黑白间禁止通婚。此种情形，在南部诸州尤为显著。如佐治亚等州，法律限制黑人之选举权，舟车中黑人亦仅能占其固定座位，南方自称“ＳｏｌｉｄＳｏｕｔｈ”即以对黑人严厉故。由此可知美国白人黑人间绝无平等之可言。近年少数开明白人认为此种情形应予改变，八十届国会中杜鲁门总统提出《人权法案》，但受其自身所属民主党议员之反对，未获通过。然而此所谓《人权法案》甚或南北战争，其对黑人之诚意几何，其提出是否乃为自身之利益，均殊可怀疑。黑人自身近有全国协会之组织，藉以取平等地位，但距离成功之途尚远。
美国又一严重之民族问题，为出身国外之白人问题。社会学家尝谓善于熔铸多种民族于一炉者，首推中国，次即美国。但与中国相比美国历史过短，致易发生流弊。出生国外白人共１１，５９４，８９６人，占总数百分之八点八九，依原籍多寡排列为意、德，加，苏，波，英。此诸国文化历史均较美国悠久，故出身国外之白人，对美国文化素极轻视，入居美国仅为生活而已。一切的风俗习惯完全保持其原籍所有，一旦美国与他国发生战争，此一千余万人民之态度如何？吾人不难推知，实际此种情形在第一次欧战时，固已数见不鲜。
第三为犹太人问题。全世界犹太人共一千六百万，其中四百万居于美国，大部集中纽约，计占该地人口三分之一。美国总统选举票以纽约州最多，纽约州又以纽约城最多，纽约城人口则以犹太人最主要。因此，犹太人对美国大选形势，举足轻重。两党总统候选人均欲讨好犹太人，美国现时对巴勒斯坦问题之态度朝三暮四，此为其原因之一。
第四为印第安人问题。印第安人属蒙古种，昔时经白令海峡迁入美洲，自白人移民后，被迫退居保留地（以西南部干燥区域最多），总数约六十万。今所居地面积虽不小，但全为不毛之沙漠区域，生活极为困难，不久恐将趋于绝灭。
最后一本不应成问题之问题，为东方侨民问题。侨居美国之东方诸国人民总数达二十余万，其中华侨７７，５０４人，大部分布于加州及纽约两州，合占一半以上，以城市言则以旧金山最多（二万余人）。东方侨民既如是之少，分布亦不甚广，本无问题之可言。唯以美国人素向歧视有色人种，同时又有经济上缘故。华侨刻苦耐劳，在职业上，白人无法与之竞争，乃千方百计设法压迫、限制。例如移民律限制华人入口，而对原已居住美国者，则施以种种职业上限制。华侨今日所能从事者仅有菜馆、洗衣。黄白间通婚情形，几与黑白之间相同。故美国之东方侨民被迫形成少数民族，问题因之而起。
民族问题之于今日美国，似仅属潜伏时期，若将来一朝国运由隆而衰，此潜伏之问题将立即爆发。故吾人对美国之前途实未敢过分乐观。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１０１－１０３号（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２－１７日）
§§后记
《惊鸿浙大》是研究浙江大学校史和浙江大学校园文化所得资料的选编，取材于１９３０年４月至１９４９年５月刊登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和《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上的讲演词。收入本书的仅仅是在这些浙大校刊上刊登的二百多篇讲演中的小部分。
首先，我们选取的是那些至今仍富教义的讲演；其次，也选取了一些介绍当时前沿科研成果的报告；再者，是名人来浙大的讲演。因为仅选刊载于校刊上的讲演词，因而有些名家的讲演未能收入。例如１９４７年７月２８日钱学森教授来浙大的讲演《工程与工程科学》，校刊上只作简要报道，未刊讲演词，虽然在《竺可桢日记》（第２卷）中对这次讲演也有所记录，但亦显简略，故只能忍痛割爱。唯一的例外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玻尔先生的演讲。虽然当年《国立浙江大学日刊》上也未刊演讲词，然而相关报道甚详，且玻尔先生在中国各地演讲均为同一主题，《国立浙江大学日刊》也在先前报道中已做了介绍，因此，以三篇报道记录当年玻尔先生来浙大的盛况还是可行的。
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等的出版难以规范，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西迁过程中，排版、印刷都很困难，还经常因铅字不够，用各种符号如小圆圈、三角形等代替一些常用字，而因编辑和校对疏忽出现的错別字和不当标点，也很常见。因此，在本书定稿时，我们除了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外，也力所能及地改正了原刊中明显的错误和疏漏之处，并将一些很普及的外国人名，改用现在通用的译名，例如毛根改为摩尔根，哥尔德柏哈改为哥德巴赫，发尔玛改为费马，来普尼兹改为莱布尼兹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惊鸿浙大》的选编受到浙江大学档案馆的大力支持。浙江大学档案馆吴永志馆长从确定选题起，自始至终关注着《惊鸿浙大》的选编进展并给予很多帮助。浙江大学出版社徐有智总编辑是《惊鸿浙大》选题的首倡者，他和责任编辑张明先生付出了巨大艰辛，才使本书得以如期出版。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参加本书选编工作的有何亚平、朱惠珏、胡岚、于小涵等。何亚平提出了选编原则并确定所选篇目。朱惠珏、胡岚负责复印及繁重的校对工作以及演讲人简介的编写。于小涵负责资料收集和演讲人简介的补充、校审。最后由何亚平终审定稿并写了序和后记。为保证编校进度，朱惠珏和胡岚两同志经常牺牲休息时间，加班加点。他们付出的艰苦努力，是本书选编工作得以完成的保证。
《惊鸿浙大》是一个很好的选题，本书仅仅是开了个头，希望它也能像“百年求是”丛书的其他书籍一样，能有续集出版。
何亚平
２００７年４月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