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
穿着羊毛衫上路。到上海车站，是个下午，在广场的一面“555”牌香烟的广告牌里面，看到逃难的自己。在行包房，从一个女性阿拉的眼睛里看到了鄙夷和戒意。出租车上，沿途看到的都是上海的，在我眼里从来没有出现过：楼宇，楼宇，楼宇，都是楼宇。高架路、广告牌、流水的人群和车辆，都是崭新的。20分钟的飞驰，让我眼睛肿胀，感觉自己不是自己。
四平路，一个大门，后面是草坪，是楼宇，很多的窗口站在高处和低处看我，叫我羞怯。汗水又出来了，在厚的衣服里面，泛滥成灾。我走过去，看着哨兵，掏出身份证和入学通知书，他的表情放松了——让我突然想到一个绷紧而又瞬间松弛的皮筋。
一个人，拖着庞大的行李，拉着沉重的皮包，进大门，沉重，也轻松了许多。21号楼在哪儿？我看，从草坪到草坪，整齐的松树和槐树在夕阳中。又有人，看我的身份证和入学通知书，帮我提着行包，沿着原路走，我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才是容纳我的地方呢？走着走着，我又看到原先的大门。继续敞着，像一张嘴巴，有零星的人和车辆，舌头一样伸出来，再缩回去。
他走在前面，在一个公用电话亭前，方向向左，我看到了一排陈旧的楼宇，楼顶的瓦片是黑色的，楼体也是黑色的，高大的槐树掩住了大半部分。楼梯在楼外，粗糙的水泥，我的脚步踩上去，好像又回到了西北的戈壁。
楼道是木板，红漆剥落，嗵嗵地，红色的门板上贴着纸条，一个一个，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杨献平。落在其他三个人名字之间，潦草的楷体纸张一样轻浮。我舒了一口气，长长地，把行包扔在地上，它们太沉了，沉得让我胳膊一连酸疼了三天。
房间里到处都是灰尘，潮湿成团的灰尘。表面斑驳的木桌抽屉上也有我的名字，临近的床头上也有。同室早到的那个人走了进来，问我名字，我说叫杨献平。他呵呵笑，说自己叫徐超刚。开始打扫卫生，他拿了扫把，我洗了抹布。我不知道水房，他站在门口指，说：左边的走廊出去，再转一个走廊，就看到了。
我擦：床、木桌、窗户、门板，洗了10次抹布，倒了5盆黑水。房间才干净起来，再看，明亮了许多。拆开麻袋，抓住被子的时候，我感到了潮湿，水意沾满手指。铺好之后，看着白色的床单，突然很困，没有怎么想，就把身体放在了上面。
陆续来到
他们都来了，一个接一个。先我来到的，除徐之外，还有两个，原先名字记得清楚，现在忘了。安静了一晚的楼道开始喧哗，到处都是脚步和人声，打扫卫生，相互询问，方言此起彼伏。因了我和徐早来，后到的唐和张省了不少气力，直接打开行包，整理好床铺，就坐下来抽烟了。
第三天，还有人来。但没有在这个楼道的任何一个房间安顿下来。她们扭着腰肢，走过之后，香水的味道惊醒了各个房间的男同学，一个个探身子或者脑袋，看她们的正面或者背影，眼睛里闪着异样的光亮。直到消失，才各自回到房间，唧唧喳喳。我也有一种异常的感觉——在血液中膨胀和蔓延。
同室四人，我和唐同属一个大单位，他在机关，我在下面。地域的近导致了心理的亲近。徐在牡丹江，张在北京。有人来通知吃饭和上课时间，有人抱来了制式皮包和大部头的课本，还有脸盆、牙缸和毛巾。晚上，我们四个和对面的四个成为一个班，又加了三个女生，分别是：李楠、秦春霖和一个实在想不起名字的江西女生。
班长不是我，凡是有职务的都不是我。对门的韦年龄大一些，在我们还没来到之前，就已内定。会后，韦倡议全班弟兄姐妹自我介绍一番。他先来，然后是徐超刚。轮到我：我脸红，清了清嗓子说：杨献平，老家河北沙河，从西北酒泉来。他们鼓掌，我清楚记得，当时，长在唐身上的两只厚巴掌最响——参差不齐的掌声在小小的房间里回荡，又很快消失。
宿舍、教室和酒吧
宿舍后面5米或者6米的空档，外面是房屋，各式各样的门面。它们的脸朝向大街，留下的水泥后背开着几个小小的窗户。没过多久，有人发现两个小窗户也向我们开放——其中一个是小饭馆，一个是小卖店。抽烟的人没有烟了，跑下去，敲小窗户的木板，呜呜两声，有时听不到，要多敲几下。不一会儿，就会在灯光中看到一张男人的脸，表情冷硬。
周末起床迟了，要饭菜或者酒，就敲另外一个小窗户，看到的是一张中年妇女的脸，交钱，可以拿到啤酒和盒饭。当然还有白酒，大都是三两装的孔府家酒，我们叫它小炸弹。一个人每次不低于两瓶，多则不限。
教室在宿舍右边，墙体和楼顶的瓦片也是黑的，木板门框上有着一串阿拉伯数字（忘了）。这是固定的教室，有时候去对面的新教学楼某个教室上课。但大多数时间就在这里，教师的面孔不一，这个来了，另一个来。上课最多的是教思想政治的，前顶发稀，两鬓发长，讲得激动，会露出粉白的头皮。又很快侧头一甩，用一边的长发掩住。第二个是叫美学的女教师，姓乌，丈夫做船员，常年海上漂泊。乌曾说要主编一本关于中国财富人物的发财史，要我写了赵章光和香港第一首富李嘉诚的（当然是她提供的资料）。千字60元，我写了大约2万多字，毕业时她要我留了地址，至今没见样书和稿酬。
教室后面，数棵枇杷树时常会用舌头一样的枝叶探到窗上来，下雨，可以清晰听到雨滴击打叶子和水珠砸地的响声。下课后，抽烟的同学转到后面，几个人，对着浓密的枇杷树叶大放烟雾。或者打闹追逐一顿，脸色通红，气喘吁吁地跑回教室。期末考试那些日子，我和唐的大部分时光就在那里，在灰尘、纸屑和墙根的断瓦上，捧着课本或者笔记本，念念有词，走过来再走过去。
周四和周六晚上没课，早在前一天下午，最迟晚上，唐、秦、徐、张、王就向我提议：杨，明晚没课，我们聚聚。我肯定说好，一人30元，女生除外，交给提议者。酒吧很近，在对面的文体馆一层，楼梯拐角处。我们去，8个男人，雄纠纠，气昂昂，带着三个女生。最初几次，走在路上，胸中豪气丛生，一个个神色激动，像是赶赴疆场的英雄。酒吧灯光不亮，吧台的小姐一身红衣，在蓝色和红色的光晕中肢体僵硬。
桌子小，人多，把两张或者三张桌子放在一起，要16瓶“孔府家酒”，双份的花生米、牛肉干和风爪；征求女生意见之后，要啤酒或者果汁。一瓶一瓶的酒，一个个的人，喝着说着，暗色灯光下的脸庞逐渐涨红，远远看起来，就像几个熟透了的大茄子，在狂风中摇摆。
有几次喝多了，但没有人醉——我们还要喝，王回来说：吧台的小姐说没酒了，我明明看到那儿还放着那么多。气乎乎地把空瓶子抓起来，倒转往嘴里倒，只有一滴白色的酒液银子一样滑出来。我提议秦去，秦嘴巴犹如水枪，不一会儿，又拿回来8瓶。
图书馆
那是最好的去处——周二和周四下午开放，从大门出来，横穿四平路，到处都是枇杷树和棕榈树。秋天，叶子微微发黄，棕榈老让我想起小时候夏夜里摇动的蒲扇。有时去早了，就在面前的小亭里坐下来；看一边路上行人，男的少看一眼，女的则目送她们的身影被转弯处的冬青灌木或者枇杷树遮掩。
我第一个要去的是报刊资料室。那一年秋天和冬天，我在里面一直翻看这么几家杂志：《十月》、《当代》、《天涯》、《读书》、《随笔》、《上海文学》、《解放军文艺》。第二个是图书室：先后借阅了《存在论》、《蒙古秘史》、《命运之书》和《中国的唐古特——西藏边区和中央蒙古》、《正义论》。第三个是一楼右侧的流动书店，常有上海的书店来这里卖书：我先后买了《瓦尔登湖》、《昆虫记》、《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论法的精神》；为唐推荐买了《中国人史钢》、《诗经（文白对照）》、《宋词赏析》；为徐推荐买了《忏悔录》（卢梭）、《历史哲学》和《十日谈》。
图书馆的窗户经常不开，到处都是书籍散发的霉烂气息，书页当中似乎有水，常常粘住手指。高高的书架随时有倾倒的危险，一本一本书挤在一起，睁着眼睛看我，粗细不一的字迹令人晕眩。累了，悄声叫唐一起出去。两个人坐在门前的水泥台上，看见上海的天空，偶尔的广告气球在高处飘摇，难得的白色云彩在蓝色空中缓慢飘动。
枇杷黄了。我第一次吃，酸甜，还有一点涩。开始不敢摘，总是顺手牵羊，吃一颗，还想吃一颗。有人看到了，但没制止，觉得胆壮了，公然跑到一座日式房屋后面，摘了半书包。拿回宿舍，和他们三个一起吃了好几天。
晚上自习，也去图书馆，路上随便买201电话卡。有时拐弯，趁夜色，去往五角场。晚上，那里繁华，很多的人，很多的货物，我们在其中穿梭，看到好看的衣服、盗版的图书和光碟。入冬后的第三天，张、唐和徐，叫我一起去了一次，一人买回一条劣质的毛毯，老是掉毛。覆在被子上面，感觉暖和了许多。
空空如也
我和唐，两个人，沿着四平路，向南走。大同路那边有一个8路或者52路公共汽车站，可以直达外滩。我们从四平路的左侧，一直走，像两只羊，看到小巷子里面的发廊和洗脚屋，暧昧的玻璃门被暧昧的红帘子遮住，偶尔有个影子，是胸脯，然后是脸，她们的眼睛像是拉动的两只小钢球，有规则地转几圈，停止，和头颅一同收回去。
有一段时间路面施工——车辆绕道，看见穿黄色衣服的忙碌的筑路工，细碎的尘屑飞起来，甩在他们脸上和身上。外滩，黄浦江上的白色泡沫、易拉罐和纸张，但很少。我们扶着铁栏杆，往下看，连串的深漩涡搅动的泥沙清晰可见。侧面的烈士纪念碑镏金大字反射阳光，隔江望见的体育馆和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似乎油画，来往的船只汽笛声声，引擎的轰鸣远了近了。正面的和平饭店、花旗银行，一色的欧式建筑，暗色的大理石花纹明显。
和平饭店一侧，有几家性用品商店（徐和唐拉我进去看过几次），它们躲在饭店的一角，深而幽暗。接着是南京路、步行街、人民广场，我们转来转去，迎面的人，后面的人，都是华丽的，偶尔有几个也像我们，神情和衣饰一看就知道是外地来的。两边的楼宇很高——只能说高，挂满宣传标语和广告。路过很多的专卖店。我先后去了鳄鱼的和金利来的，不看质量，只看标价。盘算身上的钱——竟然没有一件可以让我拿走的。我脸红了，沮丧，出门时，反复喃喃说：空空如也，真是他x的空空如也。
中午了，饿，但没人说吃饭。从华联商场、八佰伴出来，向回走，依稀的来路，像迷宫，三两个人，在里面晕眩，东张西望。看见包子店、四川菜馆、湘菜宫、天津狗不理包子、兰州拉面。我说吃包子吧，他们相互看看对方，点头，进去。24个包子，3碗馄饨。那一次，我结帐，不到50元。
在药店，老大的药店——我看中昂立1号（标价300多块，母亲身体不好，据说那药可以排除体内垃圾）和三鞭酒（标价500多块）。我想春节放假，就带昂立1号给母亲。
回到学校，发誓再不去外滩，不去南京路和人民广场。但却忍不住，两个周末之后，就要放假了，又去，在华联商场4楼，看中了一件适合老年妇女穿的灰白色风衣，记下。临放假的前一天，买了。那一年，在外滩，南京路。大致买了这么一些东西：一件白色的连衣裙、一件灰白色风衣、一顶绵织帽子及围巾。算上吃饭、饮料、照相和车费，不过1000元。
后来去浦东，路过青年森林公园；在保税区，漫无目的地转。有人买了冒牌的劳力士表，有人买了3块，说回去送人。我看上的很多，但一件东西也没买。来回坐轮渡，一次一人5元或者10元。在江上，人是晃动的，整个大地和天空都是不稳定的，我们站起来，诗人一样四周看，姿态昂扬，心里却堆满贫穷的孤独和苍凉。
没有谁可以真的了却你的心病
没有谁——真的，在夜里，在酒后，我感到了，谁可以进入，并且用温情的刀子割掉另外一个人内心的病恙呢？真的没有。冬天，我生病，感冒，发热了，不知道医院在哪儿。也不想对谁说，在课堂上，趴在课桌上颜色迷离地听老师讲课，四肢关节的酸疼让我在深夜频繁呻吟和叫喊。我疼，没有人可以替代，我痛恨自己的身体，我一次次拧着胳膊的某一个部分责问自己。
他们知道了，唐和徐带着我，出大门，穿过四平路，在走过图书馆，出另外一道大门，对面的院子幽深，众多的绿叶遮住了低矮的日式瓦房，地面的泥泞和霉烂的苔藓上布满自行车的痕迹。学校的医院很小，白色的建筑在安静得叫我觉得它也像一个病人。她们来看我——孙和秦，两个娴静的女孩子，坐在对面的床沿，眼睛里面堆满怜悯。
她们走出的时候，背影很慢，但很妖娆。我突然感动了，在上海，第一次留下的眼泪没有声音，甚至还没有溢出眼眶，就被手掌擦掉了。那个时候，窗外的细雨沾满了玻璃，我蓦然发现，眼泪和雨水的区别就在于温度——冷和热，这表面的东西，竟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境界。
病好了。每个中午，我去打电话，在学校大门一侧的电话厅里，对着话筒说话，有时候人多，就等，坐在烟味弥漫的长木凳上，像个孩子一样。一个接一个地看，有人打完了，急忙进去。想好的话瞬间忘却，对着话筒，突然忘记了要说什么。我感觉到脑袋像口袋一样空空如也，夜晚不眠中想好的，那些激情或者痛彻心肺的话蓦然消失。很多时候，对着话筒，是长时间的沉默。
每天中午都要到五角场邮局买几份报纸回来，主要是《参考消息》。有喜欢的杂志，也喜欢买来看。很多时候，下第一节课溜回宿舍——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光，站在窗前，听外面的车声和人声，看窗外叶子上面的虫子和阳光，透彻的灰尘在房间的碎阳光中飞舞。我写诗，就着一张一张的白纸，写下只属于一个人的痛楚和忧伤。
和母亲的“战争”一直延续，不屈从，就是忤逆和反抗。母亲急了，让弟弟打电话要我回家，我说回家干什么？母亲说，给我种地。我不，我要有自己的生活。没过多久，母亲遭受了邻居的殴打，接着是弟弟。听到消息，我愤怒了，站在电话厅里，脑袋里血液激荡，似乎有万千慌乱的蛇虫，它们要挤破我血脉的牢笼。趟着积水，到宿舍楼后，那里没人，适合一个人放声大哭。
那种疼——我受够了，但它们一次一次袭击。我请假，不被允许，做好了偷跑回家的准备。唐和胡拦住了，他们口口声声，要我忍。我忍，我知道，那是一个病，心里的病、世界的病和人的病。我的胃常常疼，不敢想起老家，乃至有关他的一点蛛丝马迹。
除了唐和胡，这事情我没再和谁说起。不需要的，连自己都无法制止，谁还可以？有一天，一个人走到杨浦大桥，高高的桥，我站在上面，看十里烟波浩淼，船舶缓慢，微小的车辆、人和几乎不作流动的水，表面的运动和内心的激流，我想一跃而下。那时候，桥上除了偶尔几个步行来去的老人，没有人会阻止我。
回来后，一夜没睡，想睡，但眼睛睁着。他们的呼吸就在耳边，街灯映照的房顶一片模糊。车声渐渐少了，临近的夜总会歌声缥缈。黑夜的上海，我听到它在凌晨时候的安静，有一些钢铁的心跳，在树木、花朵乃至看不到的尘埃中蓬勃而又落寞。
故知
我知道，他在上海。刚到学校的时候去参观宝钢，看到黄海，浑浊的波涛上面船只很少；空无一人的车间钢花飞溅，沿途的厂房和楼宇都是安静的，大片的法国梧桐和木棉树，还有一些我记不住名字的树和花草，偌大的宝钢不见一丝喧嚣。我们看，看，看，耗费了一个上午。
我想起了他，一个堂兄，早些年就在上海，在宝钢，后来听说在一个公司的打桩队，全国各地跑。我给老家打电话，总要问问他到底在哪儿？上海那么大，大得叫我找不到自己，也找不到他。
有一天突然他打来电话，让我去。公共汽车之后，我问，一个老人说，还远着呢。没有公交，只有打车。终于找到了，他正和一些人打牌，很亲热。中午在楼下的一个四川菜馆，要了3个菜，两瓶黄酒，坐在那儿吃喝。
说话，说家乡话，卷着舌头的声音在空荡荡的饭馆里回响。还没有真的开口，故乡浮现了，那个村庄，一些人，一些草木，在日光或者阴雨当中，呈现的大致轮廓如在眼前，清晰、深刻、粗糙而又迷离。我说到了父母、弟弟和过往的事情，细微的疼刀子一样，一点点切割，然后慢慢撕开——不知何时，又下起了小雨，到处都是水，淅沥的雨珠似乎贫穷和苦难的眼泪，哗哗不停。
好长时间没有见面和联系，第二年春天的一天，他来了，在四平路外，打电话给我，我出去。他带着我，又到外滩，站在隔江的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前面，照了两张像片。又去南京路和人民广场，就是看，说话，傍晚回到五角场，我做东，在一个小饭馆里请他吃饭，喝白酒，菜肴中有一个叫“上海青”，素的，我喜欢吃。
梅雨
那雨似乎就没有停过，日夜下，从高空，满地都是，越积越多，平面的水泥板上都是汪汪的一片。我们走来走去，一双鞋子湿透了，再换一双，所有的鞋子都穿过了，晾在阳台上的第一双鞋子还湿漉漉的。那段时间，很多人在雨中洗脚。没过几天，东方电视台的新闻说，有的地方水灾了，领导前去嘘寒问暖，送给灾民不少钱款和粮食。
一连三个月，都在雨中。临近放假，又要考试。昔日烟火沸腾的扑克销声匿迹，大多数人安静在课桌上面，任凭窗外的雨珠连绵而落。越是紧张的时候我越是觉得清闲，在众多人的朗读和默记当中，我坐在床上，就着雨珠，把从五角场买来的盗版《笑傲江湖》一页不落看完。和唐讨论了对令狐冲这小子的种种看法之后，才拿了书本和笔记，加入备考致胜为自己的庞大行列。
雨声一直是个打搅，叫我焦躁，回家的欲望持续高涨。而那些死记硬背的考试内容，乱飞的苍蝇一样，嗡嗡嘤嘤地，搅得我心慌。我又想起了中学时候作弊的情景，它是个启发。我小心裁了纸张，收起往日的龙飞凤舞，工整地将难记的内容正反面抄写，掖在袖口试了试，竟然滴水不漏，叫我满心的欢喜。
终于考完了，全部及格。我等不及，要回家，那天的雨很大，在学校对面的火车票代办点冒雨排队，买到了次日的车票。攥在手里往回走的时候，飞驰的车辆溅起的污水犹如大鱼掀起的波浪。我小心躲避着，飞快跑过马路。第二天中午，他们送我，在雨中，胡、徐和唐竟然哭了，看不到眼泪，只有哭声，在我跨上的出租车门口，雷声一样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