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唐宋八大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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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桃柳二妾

韩愈在《醉赠张秘书》一诗中说:“长安众富儿,盘馔罗羶荤。不解文字饮,惟识醉红裙。”在这首写给好友张籍的诗中,他批评了京城长安的“富二代”们只知山珍海味,胡吃海喝。文人饮酒,谈诗论文,本为雅事,而这些玩闹们根本不懂文字之饮,只知道和歌女们戏谑。这个批评,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善意的,无可厚非的。然而,没想到他也被世人抓住“把柄”,说他是伪君子,也“未忘情于红裙”。

他的把柄就在于他有两位小妾。宋人王谠在其《唐语林》中遂编出一段故事:“韩退之有二妾,一曰绛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凑,至寿阳驿,绝句云:‘风光欲动(初春)别长安,春半边城特地寒(特别冷)。不见园花兼巷柳,马头惟有月团圆。’盖有所属(有其用意)也。柳枝后逾垣(跳墙)遁去(逃跑),家人追获。及镇州初归,诗曰:‘别来杨柳街头树,摆弄春风只欲飞。还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放待郎归。’自是,专宠绛桃矣。”这就成了后人说韩愈晚年有声色之好,未忘情于红裙的主要依据。

其实,这不过是后世好事文人编造的一则桃色新闻而已。

韩愈有没有两位小妾?确实有。柳枝是否逃跑了,韩愈专宠绛桃?似乎不是。张籍在《祭退之》一诗中,谈及韩愈临终卧病的情况:“乃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公疾浸日家,孺人视药汤。”可见韩愈临终前仍有二侍女为其弹奏解闷和服侍其生活。有人据此便大惊小怪:有两位年轻侍女,还不是好声色?这些人是缺乏起码的常识。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得好:“夫唐世士大夫之不可一日无妾媵之侍,乃关于时代之风俗,自不可以今日之标准,为苛求评论。”在唐代,皇帝可以“后宫佳丽三千人”,达官显贵家里“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像韩愈这样的高官,有两位侍妾,实在不算一回事。当然如在今天,不要说两个,就是有一个,也该蹲监狱。何况,唐代文人的习俗,我们也不可不知:饮酒、狎妓,几乎是他们的必修课,无此两项,似乎就不算得一个合格的文人。如果我们以今天的法律和道德标准要求唐代的知识分子,那么,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也都得进入违法乱纪、道德不良者之列,何论韩愈?了解了这些,我们就会大大淡化对这个问题严重性的认识。

再谈王谠所引韩愈的两首诗。王谠所引第一首诗,是见于韩愈文集的《夕次寿阳驿书吴郎中诗后》,可见是韩愈对吴郎中诗的一首和诗。是说自己初春即奉命离京,至春半到河北寿阳驿,天气仍十分寒冷,所以巷柳未绿,园花未花,所能看到的只是马前的一轮清冷明月,显然是一首写景诗,而被王谠附会为思念二妾的艳诗。认为韩愈奉诏宣抚王庭凑,不思重任在身,而想小老婆,不但思想境界不高,而且有亵渎王命之嫌。第二首诗见于韩愈文集的《镇州初归》。韩愈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任务,提前返京,心情非常不错。诗中说自己回京,街头已杨柳依依,随风婀娜,而后园桃李未残,尚在开放。说明自己回京之速,春景犹在。而也竟被王谠附会为柳枝不老实跳墙逃跑,韩愈欣慰尚有绛桃忠于自己。把韩愈这两首通过写景来反映自己心情的诗作附会为艳情之作,故事编得有声有色,不明真相的人还觉得入情入理。其实这也都是小说家之流、好事文人编造桃色新闻的惯技。

韩愈也是人,七情六欲乃人之常情。韩愈批评“富二代”“惟识醉红裙”并不说明他是个禁欲主义者。韩愈尽管有两位侍妾,但他在唐代的官僚士大夫中,生活作风应算是相当严谨的,至于一些艳情传闻,小说家姑妄言之,听者不妨一笑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