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良民为奴，这是唐代法律所不允许的。《唐律》中关于“以良人为奴婢质债”条，“略人略卖人”条，“略和诱奴婢”条等都有明文规定，违者是要治罪的。然而，法律是一回事，执行又是一回事。在天高皇帝远的潮州，以良人子弟为奴，甚至公然买卖奴隶的现象仍十分严重。对于这一重大的社会积弊，韩愈深恶痛绝，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潮州、袁州都大力推行释放奴隶的工作。
关于韩愈在潮州释放奴隶一事，《旧唐书》未载，只载其在袁州释放奴隶之事：“袁州之俗，男女隶于人者，逾约（超过约定期限）则没入出钱之家（被罚没在债主之家）。愈至，设法赎其所没男女，归其父母，仍削去其俗法，不许隶人。”而韩愈弟子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中对其在潮州释放的奴隶事则有明载：“贬潮州刺史……掠卖人口，计庸免之。未相计直，辄与钱赎，及还，著之赦令。转刺史袁州，治袁州如潮。”可见，韩愈在袁州此举乃是潮州做法的继续。韩愈在穆宗时还朝，曾上《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讲到他在袁州放免奴隶的情况：“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检查州界内，得七百三十一人，并是良人男女。准律（依据法律）计佣折值（计算男女人口被没为奴隶后的劳动价值，抵消其所欠债务），一时放免。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天灾），或因公私债负，遂相典贴，渐以成风。名目虽殊（不同），奴婢不别（没有区别），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违背法律条文），实亏政理”。即是说，穷苦人家因天灾人祸，借了高利贷，将自己的儿女作为人质抵押到债主家，到期再用钱赎出。如逾期无力赎回，则永远沦为奴隶，被主人奴役。韩愈的办法是“计佣折值”，能抵消债务者，马上放人，恢复其人身自由；如劳动价值尚不足抵债者，则帮助他出钱赎归。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当时孔戣在广州，阳城在道州，柳宗元在柳州，李德裕在剑南，都曾借助于官府的权力，解决过类似的问题。
韩愈不仅在潮州、袁州放免奴隶，而且深感问题之严重，回朝后仍关注此事，在其《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的上疏中向朝廷建议：“今因大庆，伏乞令有司重举旧章，一皆放免。仍勒长吏（地方长官）严加检责，如有隐漏，必重科惩。”恳请朝廷借大庆之机放免天下所有奴隶，建议朝廷要重申法令，地方官要严加督责，如有违犯，严惩不贷。韩愈的建议，无疑是解决奴隶的根本办法，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全照办，根本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韩愈在潮州、袁州释放奴隶的善举，他为朝廷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言献策，无疑体现了他的爱民之心、廉政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