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人最早与中国的接触是随着欧洲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兴趣而开始的。据研究者考证，葡萄牙人最初于15 世纪后期发现从非洲的好望角可以前往东方诸国，因而不少欧洲人（包括荷兰人）便纷纷取道这里来亚洲旅行探险，“荷兰濒临北海，航海业发达，16 世纪下半叶摆脱西班牙统治后就积极加入了欧洲列强在亚洲的殖民地争夺，许多荷兰人通过各种途径来华冒险。荷兰知识界最初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汉语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荷兰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海员、商人、探险家、传教士、外交人员以及旅居海外的华人（特别是旅居东南亚和欧洲的华人）获得的”①。一位来自荷兰小镇上的青年水手曾两度乘船到澳门，回国后便在旅行观感中描述了自己对中国的感受和印象，这篇观感后来成书于1592 年，在莱顿出版，据说这可以算作荷兰人直接了解中国社会的第一份有据可查的文献资料。此外，一位新教徒赫尔聂斯也曾向一位中国天主教徒学过一些汉语，之后，在他的帮助下，赫尔聂斯还编过一本词典，内有基督教教义的汉译文，他以此来鼓励荷兰人学习汉语，以便更有效地和中国做生意。但遗憾的是，这本词典后来竟不慎流失了。曾一度在莱顿大学任教的东方学研究者雅各布·戈利耶斯在一位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对中国的历法作过较详细的了解，他的这些工作实际上为后来在莱顿大学开始的汉学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应该承认，荷兰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也做过不少工作。一位名叫卫匡国的神甫曾出版过一部地图册，对同时代和后代的荷兰人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和地理情况均起到了较明显的作用。生活在17 世纪的伊萨克·福修斯出于对中国的关注，也花过不少时间来研究中国的纪元系统，他也和相当一批欧洲知识分子一样，试图通过对一些东方国家的了解来证明，在欧洲以外的地区照样存在着悠久的文明，这些处于鼎盛时期的文明甚至比欧洲文明还要先进。他在后来的著述中仍发展了这些思想。① 毫无疑问，这一具有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蒙 意识的思想预示了当代的后殖民批评家对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解构和批判。就这样，早期中荷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接触通过四种途径进行，即民间交流、政府接触、宗教传播以及商务贸易。这便为后来的中荷文化的全面交流奠定了基础。
此外，荷兰人对中国的了解也间接地通过文学作品和其他方式来实现。按照一些荷兰汉学家的考察和追溯，中荷文化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6 世纪末叶，荷兰的海外远征队队员就从东方带回一些书籍，其中包括一本中国的文学作品，这就是施耐庵写的长篇小说《水浒传》。这本书中的一页至今仍保存在牛津的波德莱恩图书馆里。这本书的传入荷兰也说明了荷兰商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之余仍饶有兴致地去了解反映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书中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确实令荷兰商人难以忘怀。可以说，在17 世纪的许多年月里，阿姆斯特丹都一直是欧洲传布中国货物和这一中央帝国的文化知识的中心，这恐怕与荷兰的汉学研究一直具有欧洲的中心之称也不无关系。早在17 世纪60 年代，荷兰人就开始关注中国发生的事，并试图用自己的想象力去进行建构和描绘，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荷兰文学中出现了对中国明王朝演义史的强烈兴趣，作家们至少写了两部描写明王朝衰亡以及最后一个皇帝悲哀地死去的悲剧。虽然这些作家未必到过中国，但他们发挥了神奇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建构了一个远离欧洲文明的大帝国，这至少也表明了他们从一开始就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神奇的幻想。而在此之后荷兰文学家对中国题材的兴趣一直未消退。这无疑也对当代荷兰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热有着一定的影响。
2 Sinological Studies in the Netherla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