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树智
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外国人丛书》，是一套介绍世界一些国家人文社会状况，进而探讨其民族性、国民性特征的书籍。
《外国人丛书》为实现上述宗旨，主要从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科技文教、语言文学、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诸多层面，展现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族群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伦理和审美意识。它特别注重探求不同文明的人文精神境界。
这套丛书是三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十大系列》丛书和《世界帝国兴衰丛书》之后，第三次为国人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而提供的系列性读物。它继续以言之有据的历史和现实资料、通畅的叙事散文风格和图文并茂的模式，全方位地论说各国人的多彩风姿。它的读者对象虽然主要是涉外人员（如国外留学、外贸往来、对外文化交流、出国旅游等），但对于关注世界全局和国际局势的国人，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种系列性基础读物。
这套丛书包括《日本人》、《犹太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泰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越南人》等书。每本15万字左右。作者都是长期从事有关国家的历史、现状、社会、文化诸多领域研究的专业学者，且都有考察所在国的经历、体验或有文化学术交流关系。尤可提及的是，诸位作者不仅为学严谨，为文翔实可信，而且都注意文笔的深入浅出的表达，因而披阅可读，想必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二
这套丛书问世于21世纪之初，具有新世纪特征方面的象征性意义。我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在总序言中，除了上述的宗旨性说明之外，想着重从近些年自己研讨人类文明交往问题的视角出发，简要谈谈如何深入认识外国人的问题。
21世纪的帷幕拉开不久，在这个时候谈新世纪的特征似乎太早。然而，历史的发展是连续性的。看一看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进程，即可从中管窥出21世纪的某些端倪。过去，研究者总认为，20世纪前半期，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20世纪后半期，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战争、革命、和平、发展的主题中，发展其实处于关键地位。哪些国家抓住机遇，落实了发展，就走到了世界的前列。21世纪，发展仍然是关键。世界范围内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有没有这种紧迫感，结果大不一样。但是，发展不仅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精神文明、民族精神也是衡量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因此，21世纪，一个国家除了重视自己在经济生产过程中处于何种地位之外，还应重视自己处于什么文化、文明交往地位之中。也就是说，21世纪，必须以前瞻性的世界眼光，着力于创造自己的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21世纪将是一个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共济的世纪，将是一个信息科技或知识经济与人文精神并重的世纪，将是一个人类文明化交往新时代的世纪。
全球化趋势的快速发展，促使人类不同文明之间交往更加普遍化、复杂化。世界逐渐变小，互相影响日渐变多，彼此联系愈来愈密切。全球化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国际社会结构。它突出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它的推动力是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和复杂多变的交往关系。当代的世界各地被一种类似天罗地网般的生产力和交往力纵横交织地联结成为一个整体。这使得人们生活的地域与人们生活本身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人们交往中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不同文明的文化体验已经不再受地域限制。要想理解世界，要想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影响，就不能仅靠地理区分标准、按国界划分水平，还必须有一个垂直的时间坐标轴，同时要立足于各民族、各国家本身所固有的独特文明。
三
我在《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提出了“理解是打开文明交往门户的钥匙”的看法。我在这本书中，还说到：“深刻的理解可以解开文明交往的深层之谜。但深刻理解，源于感性的同情和理性的探索。”我还谈到了作为文明核心的文化，有三种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的人文精神：“第一，民族性；第二，观念形态；第三，价值感情。”我认为，这些看法是在为读者提供一个从人文角度去认识外国人的思考空间，是把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眼光，深化到由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组成的日常社会生活的领域之中。这里特别要强调表现人类价值生活的重要性。价值生活是人们的心理世界的内在生活、情感生活，是从人们说出和做出的外在行为中，体悟其值得珍视的人文精神。文化是人们对日常社会生活的体验和理解。人群之间的差异固然多，但最根本就在于我们透过肤色、语言以及民族性、观念形态所体现的特定价值生活情感。
理解始于了解，但理解要高于了解。理解是文化自觉，道德自觉，审美自觉，归根结底，理解是人的理性自觉。全球化的交往，使人们有更多机会了解不同文化，文化视野变得更开阔了，也变得更宽容了，对不同文化有了更充分、更多样的理解。在不同文明交往中最低要求是了解对方，容忍对方，但了解、容忍，还不能达到理解。容忍之后是对话，只有文明对话，方能认识对方，进而理解对方。对话的目的是进行客观的理性的探索，是自觉的理解，是扩大自己文明的参照系，反思自己信念的局限性，以便相互学习。这样，才能逐渐接近于理解。
理解外国人，首先需要了解文化的民族性。2001年初，德国哲学家哈马贝斯在清华大学讲演时，有学生问他如评价德国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哈贝马斯的回答是：“荷尔德林是德国的伟大诗人之一，应当和歌德、席勒处于同样地位。荷尔德林成长的时代，正是德国民族意识形成的时期。荷尔德林的精神遗产在于，让我们认识到应当从世界大同的角度来理解和培养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我们认识外国人，也应当从“世界大同”即全球化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民族性。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从实践层面理解民族性，就必须进入“文化政治层面”。从全球化文明交往进程看，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应当是多元民族的全球化和全球文化的多元民族化。同时，要从生活中发现民族精神。发现就是理解，发现越多，理解就越深。这样，有助于提升理解的理性自觉，有助于理解的理性探索。
理解外国人，其次要着眼于观念形态，特别是哲学层面。观念形态反映着人性的深度，表现人们理性自觉的特征和程度，体现着人们的思维定向和思维方式。这对深入理解一个民族和一国之人，具有重要意义。从哲学深层去解读不同外国人的民族精神，可以加深理解他们不同的民族性，或者国民性。1982年我在参观华盛顿的美国的美国历史博物馆19世纪史展厅的一角时，其中众多欧洲移民的图片和文字说明中，“可能性”（probability）和“机会”（opportunity）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回忆起来，“可能性”和“机会”对理解美国人的民族精神，是不可忽略的关键词。早期来到北美大陆的欧洲移民，远离旧世界又面临陌生艰险的新世界。他们在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寻求着生存和发展，但其人文深层精神是寻求新机会、新可能的哲学，是寻求在开拓行动中具有实效意义的真理。美国人这种求实进取的民族性，后来集中反映在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中。杜威不醉心于“翱翔于实际景象之外”的、与现实生活分离的玄想，而是注重实现理想的手段、工具和实际步骤。他的名句是：“做好手头上一件现实事情的价值，抵得上许多十分遥远而不可接近的理想。”这种注重从特殊“情境”角度看待真理的具体性，促使美国人既继承欧洲文明、又开拓创新，迅速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超越欧洲。
这令人想起我国兵器科学家李鸿志工程院士在《光明日报》2002年9月20日写的《克服影响新的文化障碍》一文中的话：“在谈一个民族实现跨越式发展，成功地从落后的状态达到领先时，人们自然想到德国。它首先是哲学现代革命的发源地，跟随而来的就是成为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的中心。哲学革命为这个民族的科学革命带来了主体性的文化家园，带来了‘六经注我’的宏伟气魄。”他在这里借用了清代学者章学诚开创的“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的学风，强调不要把科学技术体系总和的“六经”，奉为圣人而亦步亦趋，相反，必须使这种“六经”注我，要关注各个民族文化的不同主体性（例如对自身独立价值的确认、以主人身份掌握充分性模式转化）。我们理解外国人时，这种文化主体性也应当重视。文化主体性是民族性、国民性之本，是我们理解并向外国人学习借鉴的整体性所在。现在科技界都在谈论德国人跨越式发展经验，我们就应当仔细而敏锐看待所能支配的所有资源，从历史性和逻辑性的维度看待完整的科学体系，做到理解这个整体。这正如李鸿志院士所讲的，“如果我们总结德国科技进步成功经验的时候忘记了这一点（文化的主体性），那么所能学习到的不可能是本质。”
从文化层面理解外国人，最后要理解他们的价值情感。这是因为价值感情对理解外国人的伦理道德、价值生活、诸如习俗、爱、欲、感情、心理、情绪等内在生活，以及审美观等方面，都至关重要。它关系着人类心灵的矛盾和秘密，关系着人类不同文明对待这些问题所表现出的不同的智慧。理解这些智慧，不但应从哲学上理解，而且应当深入到他们的智慧观。各国人都有自己的智慧观。民间谚语如俄国人的“乳酪好吃，烤一下味更美”，阿拉伯人的“尽管狗在叫，骆驼队照样前进”，土耳其人的“山不相转，人总相逢”，都显露着各自的智慧。印度人的宗教哲学中表现的智慧，也令人深思。这里，我想以犹太人为例。犹太人在科学、文学艺术领域的代表人物和诺贝尔奖获奖人数大大超过了它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对这个智慧民族的解释，当然和他们懂得忏悔并不断纠正自己的错误、并在失去了目标之后不断校正目标有很大关系。只要看看犹太人每年都要过一个“赎罪节”，就可以了解到这一点。然而，犹太人经历了世界性的大流散又基本上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本性，还不能仅仅用“忏悔”意识来解释。究竟是什么促使犹太人的血脉延续几千年而依然鲜活？是什么素质形成了犹太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本质？许多古代民族，或因文化消亡、或因种族灭绝而消失，为何犹太人颠沛流离而却生生不息？从人类文明交往史来看，在于犹太人的独特的犹太教智慧观。
犹太民族重视宗教信仰，信守道德律法和善于智慧思索。智慧主要来源于《圣经·旧约》的《箴言》、《约伯记》、《传道书》等篇章；其特点既有宗教神学色彩，提供心灵指引，又有世俗生活的告诫。犹太人的宗教和伦理智慧，使他们在几千年内外交往生活中，能兼有传统和散居地文化的吸收和改造。他们积极探索和终极关怀的最后支柱力量，是对上帝唯一神的信仰，是对上帝的理解基础上的崇拜。他们的特殊交往经历，加深了乐观与忧虑交织的矛盾智慧观，使之对人生社会及生存具有特有的态度。犹太人的伦理观是为宗教需要而产生，他们敬畏上帝，并以此烛照社会交往中的律法、家庭、制度、国家生活。为人处世的勤劳、正直、诚信等生活准则、伦理道德与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法度律例相结合，表现出犹太教伦理观的特征。他的道德与智慧相联系，并由此理解邪恶与愚蠢，不但富有伦理色彩，而且突出表现为对上帝的爱。这种智慧由于在经验和超验层面上的严格要求而具有超常的稳定结构，这对犹太人在不同文明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理解犹太人，或许可以加深理解其文化奥秘之处。
四
最近议论象征文化有所加温，其实象征文化也是认识外国人的一个重要视角。象征是一种文化现象。象征在不同文明交往中具有普遍性。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象征文化，同一文化中的象征文化也有上层与下层的区分。弄清象征文化所象征的思维方式，对认识外国人之间和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差异，在方法论上具有重大意义。凡是人类文明交往相关的一切事物，诸如绘画、音乐、文学、小说、诗歌、饮食、起居、礼仪、建筑，以及梦像、手势、眼神、钱币上的纹饰、教徒胸前的符号等等，无不隐喻着民族的思想含义。作家冯骥才从法国女郎衣服颜色回归自然，看到了法国人的民族精神不是浪漫，不是自由，而是法国艺术的深邃传统和浓郁的历史情怀。的确，不同的色彩表示了一个民族品格、情感、个性、文化的浅显和深远。甚至肤色也成为民族性的第一象征文化。“白色”在美国文化中即被赋予独特的象征意义。“白色”不仅指生理面貌特征，不仅代表一种文化行为，而且成为美利坚民族认同感的基础和成为特权地位的象征。“白色”的象征性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但WASP（WhiteAnglo-SaxonProtes tant，即白人·盎格鲁一撒克逊·新教）的标准最后成为美国公认的标准。对于“白色”的崇尚和对“非白色”的排斥，成为美国社会种族与文化冲突的根源。美国的象征是协调社群的矛盾和冲突、事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它已将民族的思维和想象习惯与其公民制度和生活方式相联系，因而成为神话与意识形态的结合体。这种象征维系了众多由连字号联系的美国族裔群体——犹太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等等。色彩象征的秘密，对理解美国人是一座文化之桥。
理解需要从各方面观察。静态的物，动态的人，人的言谈和做的行为，人的内在生活，都需要加以比较而仔细思索其文化交往源泉。周一良先生认为日本文化中的“苦涩”和“闲寂”这两个本质特点，影响着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季羡林先生认为综合整体性与具体分析性是东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的基本差异。杨振宁先生则把中国人的家族意识和大社会性作为与犹太人的小社会和大凝聚性加以区分。比较确定是理解的一个好途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走出山外，方能从比较中看出各种文明人群的不同。许多有心的观察者，把世界各城市居民走路速度，作为理解的切入点。纽约街上的美国人步履匆匆、默默赶路，身后不断有人低声温婉地用“Excuseme”打招呼，请求让路。伦敦市民的快速度走路，也许是被刻板礼规压抑太久而分散体内冲动的奇特表达方式。海湾诸国的阿拉伯人快节奏开车和慢节奏工作的作风，表现了他们独特的民族风格。
理解不仅要靠细致的观察，更重要的要有体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人们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理解。不同国家的人们消费同样的物品，完全可能有完全不同的体验。全球化使人们的文化体验已经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几十年前人们吃的东西主要是本国生产的，现在就可以很容易消费其它地方的东西。因此，文化体验与生活空间的关系产生了变化。比如说，麦当劳、可口可乐之类的东西，20世纪60年代被认为是非常美国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消费麦当劳、可口可乐会被认为是崇尚美国生活方式，但现在并不带有这种意识，只是生活中的寻常事情。高尔夫球曾经被认为是西方贵族富豪的娱乐，今日却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上层权贵大款的时尚。这就是全球化文明交往发展的结果。体验而后的比较，是深刻的理解。在柏林，中国人吃穿住的挥霍无度，令德国人瞪眼摇头耸肩。德国人日用的节俭，却被一些中国人认为是“抠”。中国人逐步富起来了，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无论在国民生产总值还是人均收入方面差距都相当大，中国人的“阔”的消费观，是不是应当改一下？
在这篇为《外国人丛书》写总序言的结尾的时候，我想，理解外国人的目的，在于主动、自觉地学习世界各种文化之长，从而提高自己的文明程度，以适应全球化交往发展新阶段的时代需要。各国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陋习。《亚洲市场情报》对六个亚洲国家和地区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51%的菲律宾人承认至少有一种不卫生的陋习，印尼是42%，马来亚和台湾是41%，香港38%。菲律宾人承认他们曾在公众场合做过不雅举动，其中超过一半人曾经随地吐痰。中国人情况还无人统计，但我们知道，在公共场合，吐痰、挖鼻屎这种陋习由来已久。当年李鸿章出洋，在美国纽约招待会的红地毯上大吐其痰，就曾出过国丑。现实情况更令人哀叹。有人用“家如天堂，缺乏公德”来形容当今有些国人的居住环境。现在装修居室之风，遍及全国，从比学到赶超，但走廊杂物堆集，垃圾随处丢弃，衣冠楚楚者时不时随地吐痰。公共场合中的不守规则、不讲秩序、喧哗抽烟等难与国际接轨的行为，但愿别带出国门，有损中华文明形象。就是在国内，也应坚持同样标准，提高国民的文明素质。
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文明交往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理解可以开启文明交往之门。我们从《外国人丛书》中定能获得更多文明交往的启示。
2002年11月10日于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