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隆回县人，晚清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史学家，也是一位地理学者。魏源生逢乱世，有感于清朝内忧外患的局面，力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同时也颇致力于兵、食二政的具体研究和著述。他晚年侨寓江淮，目睹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忾然发愤撰成《圣武记》一书，以励国人。该书虽是一部关于清代历史的专著，但有关军事论述尤详，反映了魏源的军事地理思想。
（一）魏源论际海形势
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必须了解世界各国的地理形势。魏源认为：“际海之国以万数，束之凡三大类：曰城郭，曰游牧，曰舟楫。游牧之国恃骑射，舟楫之国恃火攻、水战，城郭之国恃坚壁清野。”以“中国”而言，满族入主中原，南北混一，境宇辽阔，情况颇嫌复杂。“蒙古，诸游牧国之大名也。十七行省及东三省地为中国，自中国而西回部，而南卫、藏，而东朝鲜，而北俄罗斯；其民亦土著之人，其国亦皆城郭之国。若乃不郛郭，不宫室，不播殖，穿帐寄而水草逐者，惟瀚海南北部及准部、青海诸部则然。故史传外夷皆以居国、行国为大界画，而游牧行国又以瀚海为大界画。”就大范围而言，中国基本上属于所谓“城郭之国”，故《圣武记·武事余记·议武五篇》中首列《城守篇》，于坚壁清野之术论述最详。然而我国东境濒临太平洋，有漫长的海岸线，加之明清以来，西洋势力不断侵扰我国，所以加强海防也是当务之急。正像魏源所说的“荆扬水国，江海为池，守岸等于守城，水师急于陆师”。所以他在《议武五篇》中也列有《水守篇》，讲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具体方法。这对清政府后来的对外政策有很大的影响。
清朝后期，我国东南沿海边患以英人为最甚。魏源通过自己对世界各国形势的分析，力倡联俄、美、法共抗英夷之议。他指出：“俄罗斯地袤二万里，与中国首尾相接，地大兵强，西洋所畏。其与我互市之地，则有陆而无海；英夷之与我互市，则又有海而无陆。近日俄罗斯屡与英夷争达达里之地，其地横亘南洋，俄罗斯得之，则可以图并印度，故与英夷连年血战。（原注：雍正五年，俄罗斯攻取西藏西南五千里之务鲁本，以其地尚佛教，遣人至中国学剌麻，当即与廓尔喀相近之地。）若能许俄罗斯海舶赴粤贸易，联络弥利坚、佛兰西等国，皆英夷仇敌，则英夷之兵舶不敢舍其境而远犯中国。（原注：英夷在印度大兵船止百艘，以其半入寇中国，其余皆分守各境，不敢远离，恐他国乘其虚也。）”当时，西方各列强由于在争夺殖民地和市场时存在许多矛盾，英国凭籍其国力强盛，向我国倾销印度鸦片，独揽贸易之利，俄、美、法等国早有不满。可见魏源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所提出的以夷击夷的策略在当时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然而由于清朝国势衰弱，且俄、美、法诸国各怀叵测之心，不可能真心援助中国以制英国。所以魏源的策略并未能得以采纳和实施。
（二）魏源论我国山川形势
关于我国各地区的山川形势，魏源在《圣武记》中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例如，在论述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可战可守”的形势时，他说：“鄂尔多斯在河套中，东西北三面皆距河，东西袤二千里，南北广八九百里，首尾或五六百里、三四百里，秦蒙恬所夺匈奴河南地，以阴山为塞，而汉、唐之朔方郡也。前代城堡边墙故迹棋布，而花、马二池盐与河东盐并行，地宜马、驼。有麦垜山铁为兵，河柳可为笴，赫连、元昊屡为霸国，形胜可战可守。”对于西北边疆，魏源论之更详：“以山川形势论之，中国水入北海者二：一则准部之鄂尔齐斯河，一则喀部之色楞格河。（原注：土腊河、鄂尔坤河之水皆入色楞格河，河宽五六十丈，水清驶。）皆发源中国，经俄罗斯入北海。两山之间必有大川，则两川之间亦必有大山。故鄂尔坤河之东为兴安大岭，至黑龙江濒海，凡千余里，为蒙古、满州与俄罗斯之界，是为大漠东北一大干；鄂尔坤河以西，额尔齐斯河以东，则阿尔泰山至杭爱山千余里，为喀部蒙古与俄罗斯之界，是为大漠西北一大干；再西则为葱岭万山之祖，而哈萨克、准部与俄罗斯之界矣。我朝与准部兵争，皆在阿尔泰至杭爱山一干内。（原注：蒙古语‘杭爱’，马鞍也，山以形似得名。）阿尔泰山，即唐史所谓金山也，高入云霄，三垂斗绝，为西北诸山大宗。其北支，循额齐河入俄罗斯；其南支，一则横截大漠，一则东走杭爱山，为回纥牙帐及元之和林，历代漠北建庭之所。自康熙用兵，修攘恢复，增赛音诺颜部，而准夷不敢南牧，盖地利形势然哉。”这说明了西北边关有利的自然形势在防守上所起的积极作用。
对于内地的形胜，魏源也有自己的看法，如其论清初吴三桂反叛之败时就说道：“初，三桂举兵，诸将或言宜疾行渡江，全师北向；或言直下金陵，扼长、淮，绝南北运道；或言宜出巴蜀，据关中塞殽函自固。三桂年老更事多，欲出万全，不肯弃滇、黔根本，初得湖南，即下令诸将毋得过江，以为事纵不成，可画长江而国，故用兵数载，未尝长驱东北。及大兵四合，境蹙身死，诸贼聚谋，不知所出。夏国贵复倡弃滇之议，谓为今日计，有进死，无退生。宜舍湖南不顾，北向以争天下。一陆军出荆、襄，合蜀贼，直趋河南；一水军下武昌，掠舟舰，顺撼江左。诸贼俱重弃滇，马宝首梗议，盖贼知是时南北俱已戒严，大兵鼓行随其前后，纵冒死冲突，无能为也。”顺治十六年，吴三桂出镇云南，阴蓄异志，厉兵秣马十数年。于康熙十二年反叛清廷，贵州巡抚曹申吉、提督李本深，云南提督张国柱，襄阳总兵杨来嘉，广西将军孙延龄、提督马雄，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总兵谭弘和吴之茂，福建靖南王耿精忠，陕西提督王辅臣等先后应之，江南半壁为其所得，吴三桂如果采纳了过江争夺中原的策略，则鹿死谁手就很难说了。不过清廷之所能很快平灭三桂叛军，与康熙善于用兵不无关系，正如魏源所述：“其时，乱起多方，所在鼎沸，情形日日不同，故中原腹地，皆屯重兵以备应援。楚急则调安庆兵赴楚，河南兵移安庆，又调兵屯河南以继之；蜀警，则调西安兵援蜀，而太原兵移西安，又调兵屯太原以继之；闽警，则调江宁、江西兵赴闽、浙，调兖州兵赴江宁，又调兵屯兖州以继之；使贼渠不得出湖南一步。各边虽乱，而江、淮宴然，得以转输财赋，佐军兴之急。而贼惟以一隅敌天下，晌匮财竭，重敛劳怨，遂臻瓦解。”由此可见，三桂起兵，尽失天时、地利、人和，身败名裂，理所当然。
秦、蜀地控黄河、长江之上游，而秦岭形势尤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魏源对此也有论述。他说：“南山（即秦岭——引者注）起陇西，尾商、郧，阻奥千余里，据川、陕、湖之腹。而五郎（在今陕西省宁陕县——引者注）形势要害，又据南山、秦岭之腹。”至于湖北形势，魏源援引长麟之奏言云：“湖北边界与川、陕犬牙相错二千七百余里，出川、陕即入楚，出楚即入川、陕，层峦叠嶂，四路可通。”又云：“湖北如郧阳之郧、房、二竹，宜昌之巴东，此五县接壤川、陕，屏蔽内地，形势最重。”
临清地控南北大运河，在军事上的地位也十分重要，魏源对此也曾论及：“国家岁漕东南数百万，由运河供亿京师。而临清州绾毂南北水陆咽喉，有新旧二城，皆濒运河东岸。”既指明了其交通地位，也强调了其军事地位。
对于台湾形势，魏源分析得更为精辟。首先，他从自然地理形势入手，论道：“中国山川两干，北尽朝鲜、日本。南尽台湾、琉球。过此则为落漈尾闾，亦名万水朝东，舟楫所不至。故琉球、日本以东之国无闻焉。台湾地倍于琉球，其山脉发于福州之鼓山，自闽安越大洋为澎湖三十六岛。又东渡洋百里至台湾，为中国之右臂，可富可强，可战可守。”正因为台湾特殊的战略地位，故要守东南必须据有台湾。魏源论之云：“方郑氏之初平也，廷议以其孤悬海外，易薮贼，欲弃之，专守澎湖。施琅以为‘天下东南形势在海而不在陆，陆之为患有形，海之薮奸莫测。台湾虽一岛，实腹地数省之屏蔽。弃之，则不归番不归贼，而必归于荷兰；恃其戈船水器，又踞形胜膏沃为巢穴，是籍寇兵而资盗攘。且澎湖不毛之地，不及台湾什一，无台湾，则澎湖亦不能守’。诚深识遐虑之言哉。”
（三）魏源论明清省制之弊
我国历史上的一级行政区划，如汉州、唐道、宋路，大多因自然山川形势而划分，至元代始有较大的变化。行省制创始于元代，明、清因之而又有所发展。元代行省的划分，由于受前代行政区划的影响，边界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自然山川形势的限制。如腹里（即中书省）地介大漠与黄河之间，乃是一个完整的自然区域。河南行省北起黄河南岸，南境止于长江，在形态上也比较完整。而长江以南则是江浙、湖广、江西等行省的地域。到了明代，情况为之一变，河南行省地跨黄河南北，湖广、江苏、安徽地跨长江两岸，省与省之间犬牙交错，形态极不规整。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因为统治者在划分省界时过多地考虑了军事上的因素。省际间境域相互交错有利于互相牵制，防止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清初因袭明朝旧制，行省划分也存在这样的特点。然而凡事有利也有弊，魏源引证宜兴储氏之语云：“至于宜兴储氏大文，极论元代分省建置，惟务侈阔，尽废《禹贡》分州、唐宋分道之旧。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原注：今惟此条改正。）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故元、明二季流贼之起也，来无所堵，去无所侦，破一县，一府震；破一府，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经略或至七镇，总督总理或至八省七省五省，又或总督以下并听节制，地无常界，兵无常将，而藩镇、控制之宜并失。崇论闳议，上下古今。虽云地利不如人和，而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则形格势禁，未尝不可以扩论世之胸，资远猷之告。”魏源所论是从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的，不过也道出了行省制度的一些弊端。
明清省界划分有些不切合实际情况，在西南土司地区表现尤为突出。乌蒙、乌撒、东川、芒部诸地元时隶于云南行省，而播州隶于湖广行省。明朝灭元先蜀后滇，故上述诸地皆改隶四川。清初因之不改。然而诸土司皆去川远而去滇、黔近，乌蒙、东川近滇，鸟撒、镇雄（即芒部）、播州近黔，隶于四川，甚是不便管理，以至形成“滇、黔有可制之势而无其权，四川有可制之权而无其势”的怪现象。这对中央政府的管理是十分不便的。例如，雍正三年冬，一乌蒙土府攻掠东川，东川与滇一岭之隔，至滇省城仅四百余里，而距四川成都则达一千八百里，所以滇省清军已击退乌蒙叛军，而川省令箭方至。有鉴于此，雍正皇帝采纳了鄂尔泰的建议，对行政区划做了一些调整，以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改隶于云南，以便加强统治。
川、陕、湖交界地区山高林深，地形复杂特殊，魏源认为应该另建行省以便管理。他建议道：“以今准古方域，陕西雍州，四川益州，而汉中兴安，则华阳、黑水、梁州之域，自古别为一道，明代尝置郧阳巡抚以统治之。界以汉、沔，夹以南山、巴山，襟带背负，据秦、陇、楚、蜀之交，旁薄二千余里，多林木、竹箭、五金、百谷。流甿奸宄之所托命，天下有事，常先叛后服。由四省犬牙交错，出此入彼，且建官少，距都会远，声教不暨，控驭所不周也。当军兴之际，天子蒿然议移巡抚，移提督，屡下廷议，或可或否。愚以为宜割四川、陕西、湖北山内之地，设置行省，以巡抚兼提督，建阃兴安，居中控制。西枕汉中府，而割宝鸡、秦州、徽县、两当以属之；东抵郧阳府，而割兴山、南漳、巴东、归州以辅之；东北屏商州、雒南，而割孝义、宁陕二厅以属之；南屏绥定府，而西南割宁羌、南江、通江，东南割太宁以属之。其袤僻寥阔之区，非徒增营汛，且必增州，使有城池、廨署、学校、仓库、监狱。”核诸当时的区域政治、军事情况，魏源的建议还是比较可行的，惜未被当政者采纳。
（四）魏源论清代军事人才的地域分布
魏源认为用兵打仗之事，“择将为上，练兵次之”。当时有些人认为“南兵不如北兵，北兵不如口外之兵，安能使吴、越之文弱，皆成西北之劲旅乎”。针对这样的观点，魏源反驳说“此将兵之恒言，而非将将之至言也”，“兵无强弱，强弱在将”。所以他对军事人才的研究十分重视，指出西北诸省、东三省、四川及闽、广诸地都是清代出名将的地区。
“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秦汉时期便是如此。自西晋末年永嘉乱离以后，羌胡内侵，杂居中原，关东地区的社会环境骤然变化，当地人民尚武风气渐盛，遂使关东与关西一样也成为英雄辈出之地。然而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西北边地仍是最主要的军事人才荟萃区。这种情况，到了清代也未有多大的改变。魏源对西北将才颇为推崇，《圣武记·武事余记·事功杂述》中所列清代名将就以西北诸省为最多，计达39名，而其他地区则相对逊色多了。
“东三省世出名将”，这是因为东北为满族兴龙故地，民俗尚武。八旗子弟在清代曾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军事人才，如额勒登保在乾隆、嘉庆年间便屡立战功，故为魏源重点提及。
除了西北和东三省外，地处西南、东南边境的四川、闽、广也是出将之地。魏源云：“及三省（引者按：即川、湖、陕）教匪（引者按：此指白莲教义兵）靖，而蜀将竞兴；东南海贼横，而闽帅继起。”
对于西北等地区军事人才荟萃的原因，魏源从风俗地理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例如，他论西北回民尚武风气时就指出：“撒拉尔黑帽回者居西宁番地，俗介番、回，鹜悍好斗。”又说，“（西北）广谷大川异俗，民生其间，风气异宜。高宗之赞哈国兴曰：‘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族，每出将种’。”其论川兵则云：“金川屯练之可用，曰川兵。以金川屯练为强，尤长于山战。地苦寒，所食惟包谷、油麦、青稞、苦莜、牛、羊，人皆悍鹜贪利。”又说西南地区土兵强悍之状及乐于应征入伍之习尚：“明代征剿，动调土兵，而土司兵中又以广西之狼兵，湖广永顺、保靖之苗兵为最。以少击众，十出九胜，天下莫强焉。土兵亦踊跃赴调，往往私倍于在官之数。”
一省有事，则调邻省客兵参战，这是清政府的一贯政策。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有许多弊端，将士不服水土，又常常耗靡军饷。所以魏源认为打仗应以土兵土将为主。“平海贼必用闽、广之将，而击番、羌必资西北之兵，易地弗能为良，亦生材各种所独。”这些论述颇能反映魏源的军事人才地理思想。
自班固《汉书·地理志》以来，有关军事地理的著述不乏其作。如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便有许多军事地理的内容，而明清之际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更是历史军事地理的集大成之作。魏源的《圣武记》一书，虽不是军事地理专著，但其中论述颇能反映魏源的军事地理思想。归纳而言，魏源对于军事地理的研究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1）重视际海形势的研究。以往的学者，因时代背景和视野的限制，对于军事地理的研究仅限于我国历代山川形势方面。当魏源之世，我国长期闭锁的大门业已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所叩开。闭关自守的政策再也行不通了，为了抵御侵略，必须了解世界形势。这是时代刻不容缓的要求。另一方面，当时人们所具备的世界地理知识也为魏源研究际海形势提供了便利条件。
（2）重视当代军事地理的研究。无论是论际海形势、国内形势，还是论军事人才、地域分布，魏源都以清代的情况为主，通过深入的研究，魏源每每能提出一些建议，以备当世者采择。如他提出的联俄、美、法等国抵御英国的策略，川、陕、湖交界地区建省以便军事统治的提案，训练土将土兵用于战事的意见等，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可是由于清室昏聩无能，魏源的种种倡议并未引起其多大的重视。
（3）重视军事人才地理的研究。自班固以降，虽然重视军事地理者不乏其人，如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皆其著名者，但是对军事人才地理有较深研究的，大概就数魏源了。他不仅论述了清代军事人才的地域分布情况，还从地理因素上对其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如其对西北将才和川兵的论述就是明显的例子。同时魏源还认为，调兵遣将时要考虑地理环境，应以土兵土将为主，所谓“易地弗能为良，亦生材各种所独”，便是这种思想的总结。
在魏源的其他著作中，也有一些军事地理方面的内容，如《关中形势论》《海国图志·筹海篇》等。不过比较而言，《圣武记》中的有关记述最能全面反映魏源的军事地理思想，其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