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更多关注，地理环境理论的发展也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不少地理环境理论得以重新解读和评价。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主要集中于《历史哲学》一书中专章“历史的地理基础”的相关论述。受传统观念的误导，黑格尔的地理环境理论一直被归入“地理环境决定论”，近年来随着认识的深入，有学者开始认识到这种错误，尝试对其重新分析和解读，但仍未能指出黑格尔思想的来源、缺陷和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对黑格尔“历史的地理基础”理论的内涵、思想渊源和发展以及在地理环境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重新评价，将有助于借鉴其合理成分，推动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一）从希罗多德到孟德斯鸠：黑格尔以前的地理环境理论
西方的地理环境思想源远流长，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巨著《历史》中就开始探讨地理与历史关系，并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史和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和它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很强调气候特点对人的体质和性格的决定作用。亚里士多德则把这种影响上升到社会和文化层面，认为在寒冷地区的人民，尤其是欧罗巴人，精神充足、富于热忱，但绌于技巧而缺少理解，他们能长久保持其自由而未培养好治理他人的才德，所以政治方面的功业总是无足称道；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惟独希腊各种姓，在地理位置上既处于两大陆之间，其秉性也兼有了两者的品质，政治也得到高度的发展。
16世纪地理大发现时代，随着人们地理视野的扩大，地理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受到更多关注，法国政治学家让·博丁是最早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一位。他接受希腊的气候带的概念，探索了行星对于地球上居民的影响，认为住在世界南方的人受土星的影响，过着宗教修心的生活；住在北方的人受火星的影响，变得好战，善于运用机械装置；住在中部的人受木星的影响，能够在法律的统治下过文明的生活。此后，更有学者就气候对人类的影响问题展开过细致研究，18世纪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重点的论题之一就是讨论气候对人的生理、心理、气质、宗教信仰、婚姻形态、法律以及政治制度的影响，从而形成系统的地理环境决定理论，指出“热带民族的怯懦常常使这些民族成为奴隶，而寒冷气候的民族的勇敢使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自由”，所以热带地方常被专制主义笼罩，温带地方成为自由的民族。此外，他还分析了国家幅员对政体的影响，指出“如果从自然特质来说，小国宜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宜于由君主治理，大帝国宜于由专制君主的话，那末，要维持原有的政体原则，就应该维持原有的疆域，疆域的缩小或扩张都会变更国家的精神”。孟德斯鸠也注意到资源和地势与政治的关系，他说土地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单人统治的政体”，土地不太肥沃的国家常常是“数人统治的政体”，“阿提加的土壤贫瘠，因而建立了平民政治；拉栖代孟的土壤肥沃，因而建立了贵族政治”，雅典因阿提加国家土地的种类不同，分成许多党派，“居住在山地的人坚决主张要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则要求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
上引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等学者对地理环境的态度和论点，已注意到地理环境对人的生理、心理以及政治的影响，初步探讨了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并试图用地理环境的某些因素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可视为唯物主义的萌芽，是后来地理环境理论发展的先声。但对地理环境的内涵理解略显简单，其概念仅包括气候、土壤、资源等自然因素，对地理环境作用的认识也比较浮浅，一味强调地理环境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孟德斯鸠在具体论述中更是特别强调了气候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同时，他们对地理环境与人类关系的论述也带有机械论和先验论的倾向，没有给出地理环境影响人类社会的正确途径，而只是把社会发展归因于地理环境造成的人的生理特别是心理特征，认为人的心理特征决定政治制度并间接对生产和生活带来影响。在他们的理论中，人在环境面前是完全被动的，这就完全忽视了人对地理环境的能动和改造作用，也未能用动态的观点对待地理环境自身的变化。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评价的那样，这些学者“仅仅局限于探究人们周围的自然界在心理方面或生理方面对人的影响，而完全忽视了自然界对社会生产力状况，并且通过生产力状况而对人类的全部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影响”。
不过，早期的地理环境理论对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认识虽然有些偏颇，但已开始关注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并尝试解释这种影响，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思想中的合理部分也就成为黑格尔地理环境理论的重要来源。
需要进一步提出的是，在地理环境决定论盛行的时代，康德就开始注意到人在环境面前的能动作用。康德将地理学看作一门独立的学问，并指出地理学是研究空间的学问，在他看来，地球上有人居住的部分，是“和我们有关联的，我们生活经验的舞台”，所以他已意识到人及其活动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认识到人类活动是地球表面一切变化的主要作用之一，但这一思想并没得到进一步阐述。黑格尔作为康德哲学的继承者，受到康德地理思想的影响也是必然的，例如黑格尔继承了康德的“时间”、“空间”自然分类法，他在《历史哲学》中就明确指出在自然存在的方式里，属于“时间”的范畴，也属于“空间”的范畴。
（二）辩证地理解“历史的地理基础”：黑格尔地理环境理论的内涵
黑格尔在吸收前人地理环境理论合理内容的基础上，在《历史哲学》“历史的地理基础”部分首次辩证地阐述了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这一哲学命题。
1.首次提出“地理基础”的概念
黑格尔首次提出了“地理基础”的概念，指出“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并明确指出“自然的联系是一种外在的东西”，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所，是一连串外部的形态，“精神”赋形于这种自然方式之内，是地方的自然类型。这里，他虽然没有明确“自然联系”的具体内容，但强调的是自然地理的综合特征，注意到自然地理环境区域差异的表现。也就是说，他所关注的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这与前人一味强调自然环境中气候因素的作用是大大不同的。黑格尔提出“地理基础”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他对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之相互关系的观点，即地理环境仅仅是历史发展的基础，而不是决定因素，这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有明确的界限。
2.辩证地阐述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
黑格尔哲学主张“‘世界历史’所必须记载的，乃是各民族‘精神’的行为”，“在世界历史上‘精神的观念’在它的现实性里出现，是一连串外部的形态，每一个形态自称为一个实际生存的民族”，因而其所说的推动民族精神产生的地理基础就是推动世界历史产生的地理基础。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民族精神的发展和历史的发展是同等概念，所以《历史哲学》中关于地理基础与民族精神关系的论断，就是黑格尔关于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关系的理论。
黑格尔辩证地分析了地理基础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即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既承认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又指出不可高估或低估这种影响，这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有很大不同。黑格尔的论述可具体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地理基础为民族精神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和表演场所。黑格尔指出“助成民族精神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基础”，“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这些自然的区别第一应该被看作是特殊的可能性，所说的民族精神便从这些可能性里滋生出来，‘地理基础’便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他解释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人类觉醒的意识，是完全在自然界影响的包围中诞生的”，“‘自然’是这种对峙的抽象过程中的一个因素；‘自然’是人类在他自身内能够取得自由的第一个立脚点”。黑格尔所强调的是地理环境为历史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而且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这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有着天壤之别。在黑格尔看来，地理基础是精神的表演场，即世界历史的舞台，在其为历史发展提供可能性的同时，某些不适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则被永远排斥在世界历史之外，酷热和极寒使得“精神”不能够给它自己建筑一个世界，因而在寒带和热带“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而温带尤其是北温带因为气候适中，有广阔的大陆，物产丰富，“有许多动物和植物”，是“历史的真正舞台”。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偏激也不尽符合历史事实，但黑格尔从“精神”发展的环境背景进行分析，在逻辑上有其合理性。
（2）地理环境的差异产生不同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地理基础的表现形式。黑格尔指出不同区域的民族性格与其土地的类型相联系，“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作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不同的民族精神也是不同区域地理环境差异的表现形式，“每一个世界历史民族所寄托的特殊原则，同时在本身中也形成它自然的特性”，“‘精神’赋形于这种自然方式之中，容许它的各种特殊形态采取特殊的生存方式”，“这些自然的区别第一应该被看作是特殊的可能性”。不同的民族精神又会对其民族的生存方式和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产生影响，“这个性格正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
正是基于对地理环境区域差异的影响认识，黑格尔认为研究世界历史“首先必须注意的，是旧世界的各种自然因素和自然环境”，进而“规定那些比较特殊方面的地理上的差别”，并将其“看作是思想本质上的差别”，即根据地形差别，划分了高地、平原流域、海岸区域三种具有本质差别的地理环境，并分别分析了不同地理环境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性格特征和社会制度的影响。三种具有本质差别的地理环境具体而言分别是：干燥的高地，以及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方；与海相连的区域。这三种具有本质差别的地理环境划分与孟德斯鸠分析的产生不同政治制度的三种地形条件是一致的，说明黑格尔从孟德斯鸠的分析中得到过启示，但黑格尔不是直接分析三种地理环境下的政治制度，而是从分析三种地理环境典型区域的经济类型和生产方式入手的。高地区域，他主要分析了蒙古利亚人所生存的区域，“都是寸草不生之地，或者只有短时期的生产”，“居民的财产不在于土地”，“而在于和他们一起漂泊的牛羊”，游牧是他们主要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平原上游牧了一个时期，等到草尽水涸，整个部落又走到别处去”；平原流域，以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埃及四大文明古国为代表，这些地区有长江大河的灌溉，又造成肥沃的土地，“这里居民生活所依靠的农业，获得了四季有序的帮助，农业也就按着四季进行”，农业是居民生活的主要来源；至于海岸区，则认为“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以经商为主要的经济形式。
不同生产方式又影响了不同的民族性格、社会关系和国家制度，因此黑格尔在分析生产方式基础上又探讨了各区域居民的民族性格及其所影响的社会关系和国家制度，指出其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指出高原区盛行“家长制的生活，大家族分为个别的家庭”，游牧生活使他们“没有法律关系的存在”，好客和劫掠是他们性格的两个极端，在大家长制号召下，“他们时常集合为大群人，在任何一种冲动之下，便激发为对外的活动”，从而将“冲动送到其他各地”；平原流域以农耕有序地进行，“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了”，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伟大的王国，“并开始筑起大国的基础”；海岸区的人们被激发了从事征服、掠夺的勇气和智慧，凭借勇气和镇定人类用船征服大海，从而成为“表现和维持世界的联系”的区域。
黑格尔还具体分析了三种本质差别的地理环境在各大洲的表现，认为高原是非洲的主要、典型特点，江海流域是亚洲的主要特点，欧洲是几种区别的综合。在此基础上，他分别分析指出，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所产生的不同民族精神和政体，也因而导致各地区居民对理性和自由的认识差异，产生不同的民族国家命运，进而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进程，形成了世界历史有规律地发展。黑格尔在归纳这种规律时指出：东方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因而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由此可见，黑格尔是从各区域的地理环境差异出发，论述“世界精神”在各区域发展的历史，从而达到形成其世界历史是从“东方”到“西方”的历史发展观，“历史的地理基础”理论显然应当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研究的基础。黑格尔对三种本质差别地理环境的分析是以地理环境影响下生产方式的差异作为出发点的，与孟德斯鸠的分析逻辑具有本质差异，说明黑格尔已经开始认识到生产方式在地理环境影响中的重要性，但这种认识尚处于萌芽阶段，真正系统的理论阐述是由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理论完成的。
（3）不能高估地理基础的作用。黑格尔在强调地理基础对民族精神影响的同时，又明确指出“我们不应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他用荷马的例子作了说明，“爱奥尼亚的明媚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在土耳其统治下就没有出过诗人了”。黑格尔用“有助于”三字说明爱奥尼亚明媚的天空对优美的荷马诗的影响，并且认为这种环境不仅对荷马诗有影响，对其他诗人也会有影响，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但是也再次强调了自然环境仅仅是一种因素，而不是决定作用，荷马之后，在自然环境相同的背景下，爱奥尼亚再也没有产生荷马，甚至再没出过诗人，也同样说明在自然环境之外，还有其他影响诗人产生的因素。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地理环境虽然是历史发展的基础，但只是为民族精神产生提供了可能和舞台，并与民族精神的差异相联系，但决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说明黑格尔既关注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又跳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窠臼，即认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有影响，是历史发展的基础，但并不是决定历史发展的因素，因此，黑格尔的地理环境理论不能简单地被归入地理环境决定论。
3.认识到人在环境面前的能动性
黑格尔不是单纯分析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而是吸收了康德关于人在地理环境面前能动性的认识，并指出了地理环境影响人类活动和人类改造环境的途径，这是黑格尔地理环境理论比以往地理环境理论最大的进步。
黑格尔看到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限制作用，“认为结合一切的，再也没有比水更为重要的了”，“我们惯常把水看作是分割的元素”，“国家不过是河川流注的区域”，但同时又指出，因水上交通的便利而维持世界的联系，“江河是这样，海也是这样”。在他看来，促使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生产工具的创造。因为人类懂得了用水来灌溉，以尼罗河为代表的四大河流域，都创造了伟大的人类文明。三大洲的特征是“它们围绕着这个海，因此有了一个便利的交通工具；因为河川江海不能算做隔离的因素，而应该看作是结合的因素”。大海给人类“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但又潜藏着促使人们结合的诱因，它“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同时也使“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人类仅仅靠着一叶扁舟，来对付这种欺诈和暴力，他们所依靠的完全是他的勇敢和沉着”，船“这一种工具的发明，是人类胆力和理智最大的光荣”，正是船的创造，人类将江河海变为连接世界各地的因素，地中海成为“地球上四分之三面积结合的因素，也是世界历史的中心”。
黑格尔还明确指出人类对自然是一种实用关系，要依靠自然来满足自己，为了征服自然“便采用了其他自然的东西”，“发明了各种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用“自然”来对付“自然”。他在分析希腊的“主观艺术”作品部分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不仅体现了人的能动性，也使人类自身得到发展。为了美化自己，人类用“自然”来做装饰，并进而延伸到“要把身体改造得同他改造一般‘自然的东西’一样”，并上升到把身体发展为“意志”的一个完善的器官，因此，希腊人用各种无害的竞技游戏和艺术作品表现自己，在这些游戏中间，“‘自然’当被加工制造为‘精神’，而且在这些竞技举行的时候”，“人类显示出了他的自由，他把他的身体变化成为‘精神’的一个器官”。这也印证了恩格斯所言：“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
可惜多数的学者没有认识到黑格尔的这些学术贡献，在分析地理环境理论时仅简单地断言，“黑格尔将地理环境看作是精神的舞台，是历史的‘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历史进程”，就将其归入地理环境决定论。其实，黑格尔已经从辩证的视角认识到人可以制造工具改造自然，人在自然面前的能动性。这一点，很早就被普列汉诺夫所关注，也正因此，他在批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仅仅局限于探究人们周围的自然界在心理方面或生理方面对人的影响，而完全忽视了自然界对社会生产力状况，并且通过生产力状况而对人类的全部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影响”时，对黑格尔给予肯定的评价，认为黑格尔“就不仅在个别方面，并且在问题的整个提法上，都完全避免了这种严重的错误”。
（三）唯心主义和循环论：黑格尔地理环境理论的缺陷
黑格尔的地理环境理论充满思辨和理性以及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注，远远高出当时盛行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唯物史观的萌芽，但其理论也并非完美无缺的。
1.唯心主义的地理环境理论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他所描述的历史本身是“精神”发展的历史，“在世界历史当中，我们把任何一切完全都看作是‘精神观念’的表现”，世界历史“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这好比‘自然’便是‘观念’在空间里发展一样”，归根到底，历史的发展是“精神”的表现，是“绝对观念”的发展。不仅如此，他对地理环境的论述也充满了“精神”的影子，他认定自然环境仅仅是精神观念的体现，是“精神的观念”的一连串外部形态，即便是地理环境的差异也是“精神”赋形于这种自然方式中，“容许它的各种特殊形态采取特殊的生存方式”的结果；他虽然认识到人类制造工具，艺术创造，在自然面前有能动性，但是将人类的发明归入“精神”方面，人类征服“自然”的发明的荣誉，都加在神衹身上。因此黑格尔承认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只在不违背“绝对观念”意志前提下进行的，他否定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是因为其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绝对观念”决定的，正如其在《历史哲学》的结尾所说：“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这是真正的辩神论，真正在历史上证实了上帝。所以普列汉诺夫在对黑格尔的地理环境理论评价时指出：“因为他认为一切发展的原因归根到底就是观念，而且因为他只是顺便地，在次要的情形下，违反着自己的意志而对现象诉诸唯物主义的解释，因此他所提出的对于地理环境的伟大历史意义的非常正确的观点，便不能使他得出应该得出的有益的结论。”马克思在评价黑格尔的辩证法时也曾指出其“神秘性”，“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因此，我们认识黑格尔的地理环境理论也应该摒弃其唯心主义的成分，以吸收其辩证地理环境理论的“合理内核”。
2.地理环境变化的循环论
辩证法是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他第一个全面而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但是他的地理环境理论的发展观是不充分的，其承认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承认人在地理环境面前的主动性，但是其所论述的自然界只是展开自己空间的多样性，“凡是在自然界里发生的变化，无论它们怎样地种类庞杂，永远只是表现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在自然界里真是“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可见黑格尔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只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换句话说，他没有看到人对地理环境改造的影响，以及人改造后的环境对人类本身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言：“它忘记了人在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3.部分论述夸大地理环境的作用
黑格尔的部分论述还有过分夸大地理环境作用的嫌疑。例如他说美洲“乃是明日的国土”，“因为它那里殖民的门路终年大开”，居民之间不存在贫富压迫，也不存在社会成员之间的斗争，因而“是一种共和政体永久的楷模”。他甚至还说，“假如日耳曼森林那时还存在的话，法国革命或许就不会发生了”。他还过分夸大地中海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地中海是地球上四分之三面积结合的因素，也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
4.部分带有欧洲偏见的论述
黑格尔虽然是位伟大的学者，但也不能排除其将欧洲学者尤其是日耳曼学者的民族偏见和优越感蕴涵于论述之中，他高度赞扬日耳曼“精神”是新世界的精神，日耳曼民族的使命是做基督教原则的使者将这种自由精神传播到世界各地。他强调“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也与北温带是日耳曼世界的活动区域有关。黑格尔对日耳曼民族的高度推崇，似乎是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说和纳粹的地缘政治学说的先声。
黑格尔是站在欧洲文化立场上考察世界历史并思考地理环境在其发展中的作用的，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但他对欧洲以外地区尤其亚洲情况的了解仍然是不充分的，因此他对欧洲以外地区尤其是中国情况的论述也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大海使“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人类凭借勇敢沉着，依靠一叶扁舟，征服大海，但是“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并认为中国、印度、巴比伦都发展了农耕，“但是占有这些耕地的人民既然闭关自守，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不管他们的“航海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没有影响于他们的文化”。事实上，中国虽然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但在近代以前航海事业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南宋以海外贸易作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明代还有郑和多次下西洋的壮举，海上丝绸之路持续数个世纪，不仅贸易兴盛，还将中华文明远播西方，很多海外文化也因此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往来和文化交流。日本学者和辻哲郎很早注意到这一点，并指出“假如黑格尔先生在能充分了解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的时代，他必定会更深刻地思考这些文化的地理根基，而且大概还会更深刻地反思从那里抽取的自然类型的意义”。
通过对黑格尔地理环境理论的全面分析，使我们了解到黑格尔对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关系的论述是辩证的，既看到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又避免了夸大或缩小这种影响，他将地理环境对生产方式的影响作为分析地理环境作用的出发点，并认识到人通过创造工具在地理环境面前所体现出的能动性，远远超出了以往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些“合理内核”成为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理论的重要来源。这就充分说明，黑格尔的观点在地理环境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当然，受其哲学体系影响，黑格尔地理环境理论不可避免带有某些唯心主义的局限性，但是这些局限并不能掩盖其理论的光芒。而以前的学者扩大局限性或者只看到这些局限性，将其与地理环境决定论划了等号，使我们长时间内未能注意到黑格尔地理环境理论的贡献，影响了对黑格尔地理环境理论客观而正确的评价。同时，也影响到我们在具体研究历史地理问题尤其是区域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相互关系时，借鉴黑格尔的辩证观点来作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