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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 一生唱红脸的重臣——张之洞以理起家更以理治国

天才必须变成人才

人能胜天。人才胜天才。

张之洞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在猎取功名方面可谓一帆风顺。他十二岁时(1849年)考中秀才,十五岁时应顺天乡试,考中第一名举人(解元),一时名噪京城。

甚至连深居宫闱的慈禧也风闻其名,以致对于十年后仍不见其人值翰林院而大惑不解,因而询问其族兄、礼部侍郎张之万。

慈禧闻知张之洞先是为父守孝三年、错过了考期,后因族兄为同考官,循例因避不得应试的缘故,慈禧才恍然大悟,惋惜之余,又有提拔之意。

1863年,张之洞入京参加会试,因廷试对策“不袭故套,指陈时政,直言无隐”,触怒了大部分主考官,幸得大学士宝鉴看中,才被列为二甲第一。

试卷进呈两宫,慈禧认为他的文字颇佳,特拔置为一甲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

是天才就要把自己转化成人才,天才具有先天性,是容易夭折的,而人才是后天培养所成,所以千万不要为是天才而庆幸。王安石有一篇《伤仲永》就是著名的天才夭折的论述。张之洞天性聪颖,但他并未吃天才的老本,而是加强学习,积累知识,从天才成功地转化为了人才。天才易于夭折,而人才却可以一帆风顺。

张之洞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在科考中连进不迭。亦因为以人才之能事而名声大噪。

朝廷重用人才,这亦是张之洞之所见,因此,张之洞以其才示人,并让重用人才的朝廷对其自己念念不忘。可见人才胜过天才。

好形象能引开对方注意力

巍巍其形,凶凶其心。

1867年,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张之洞奉旨充浙江乡试副考官,正式步入仕途。

从这时起到1876年回京供职止,张之洞经历了近十年的学官生涯,先后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

在这十年间,张之洞革除科场积弊,整顿土林风气,改良传统教育,给自己树立了经世务实的良好形象。

形象是做人的前提,更是办事与操纵局面的雄厚资本。树立形象是操纵手段中必备的软件,有了一个可以利用的形象,就可以更有保障地操纵任何局面。

形象可以使人绝处逢生,打破困境。

形象更是干大事的基础。

三国中的诸葛亮,正是以隐士的姿态,在乱世之中树立起了良好的形象。并因此使刘备三顾茅庐。

形象就像鱼网一样撒出去,紧紧地抓住人们的心。形象是自己镜子,更会依此留下良好的口碑。

张之洞为官多年,以形象换政绩,以形象做将来事业的积累,成为成就人生的雄厚资本。有了形象这个资本,张之洞借机在朝廷中极力表现自己,以此引起西太后的注意。

西太后考察过张之洞后,认为可以利用。于是,还甚年轻的张之洞一跃成为封疆大吏。

做人不做困兽

有关系便有出路。

张之洞之所以在考场上得意,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固然有慈禧对他的文采格外青睐的因素,但更得益于他得天独厚的人际关系,而这一人际关系的基础最初是由他的族兄张之万奠定的。

张之万,字子青,道光朝状元,1861年与醇亲王奕等支持祺祥政变,成为颇受慈禧信赖的为数不多的汉臣之一。

他与同治帝的老师、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是直隶同乡,志趣相投,结为至交,在朝廷内外互为支援。

李鸿藻对张之洞的提拔自然是尽心竭力,张之洞因此一直官运亨通。

官场是战场,在这样如战场状态的生存环境中必须有寻求生存的保障。

受保障的方法众多,而在众多有保障的手段中,建立人际关系的无疑是最牢靠且受益最多的保障。

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就有了更多的外部环境的信息,有了这种关系,自己就打破了困境,自己就不再是一头抑郁的困兽,而是如虎添翼,可以施展开自己的拳脚,成就事业。

搞好人际关系,如同搞到了最有效的通行证。

做人在囚笼中,不如在囚笼外。

做人不要为自己做一个囚笼,要办一张有效的通行证。

清流的诞生

在群体中保护自己。

1876年张之洞卸任回到京师,这时朝廷内出现了一个清流派。

所谓“清流”是与“浊流”相对而言,后者指的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前者在中法战争以前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在中法战争以后以军机大臣沈桂芬、翁同和为首。

两者在维护清王朝统治方面是一致的,其政治主张因人而异,并没有截然的区别,洋务派官员中有“清流”,“清流”派官员中亦有热心洋务者,两者的根本区别仅在“清流”以维持名教为己任,讲求人品和名节,而“浊流”“论功利而不论气节”,“论才能而不论人品”。

“清流”派的出现实系慈禧玩弄政治的产物。同治年间,慈禧有意重用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以抑制恭亲王。

恭亲王于1865年被免去议政王的头衔后,虽仍掌握军机处,但从此以后变得小心谨慎起来,不再成为慈禧的心腹之患。

这时,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集团实力的日益扩张不能不令慈禧忧心忡忡。慈禧一方面想借重洋务派来加强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同时又担心洋务派的实力过度膨胀会造成尾大不掉之势。

恰逢此时翰林院的一批自命怀才不遇的官员对李鸿章等权臣深为不满。

光绪初年,仕途拥挤,官场秽浊,“军机大臣偏重门生”,翰林若朝中无恩师提携便很难升迁或外放学政。

于是,翰林中便有一批“怀才不遇者,积不能平”。慈禧遂利用他们对朝政的不满,纵容其品评人物,指斥朝政,以钳制洋务集团,从而导致了“清流”的活跃。

李鸿藻时为“清流党魁”,张之洞感激李氏的知遇之恩,回任翰林院后便很快成为清流派的中坚人物。

只有在权力者的手中才能拿到权力

没有权力就没有发言权。

要想买西瓜必须到瓜市去买,要想买衣服必须去服装店,要想得到权力,那么同样必须从权力者的手中得到。张之洞深知此理。

西太后是个喜欢权力的人。所以当洋务派势力冲天的时候,她深感害怕,怕自己的权力被洋务派夺走。

于是,西太后扶持一些在官场中不得意的重臣,让他们对抗洋务派,并在对抗的过程中削弱洋务派的权力。

这正是最高权力者的权谋之术。

张之洞看清了此中的形势与关系,知道西太后维护清流派的用意。

张之洞因而借势站到清流派一边,并努力成为清流派的主将,希望借此得到西太后的重用。

因为,只有从权力者的手中才能拿到权力。西太后扶持清流派反对洋务派,张之洞借此为西太后所用,并因此得到了西太后的好感。

如此,张之洞顺利地在求得最高权力者信任的时候,拿到了权力。

张之洞谏诤

勇于进言,上头虽怒而畏之。

1880年张之洞与陈宝琛上书力诤“庚辰午门案”,这年中秋前夕,慈禧派太监李三顺送食物给她的胞妹、醇亲王福晋(即光绪的生母),事先却没有通知门卫放行。

李三顺行至午门时,护军玉林等按例拦住盘问。李三顺倚仗慈禧之命,强闯午门。玉林是满洲贵族,一气之下就揍了他一顿。

李三顺又恼又羞,突然丢弃食盒,跑回宫中,向慈禧诬告玉林等人藐抗懿旨。

慈禧大怒,面谕刑部,严加审讯玉林等人,护军统领岳林也要交刑部议处。

刑部虽知此事责任不在护军,迫于慈禧的淫威,拟将玉林等人充苦差或监禁三年。

听罢奏报,慈禧认为处理过轻,下令重审,非办死罪不可。经过刑部反复力争,慈禧才批准将护军玉林、祥福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护军忠和监禁五年,护军统领岳林交刑部议处。

审判结果,朝廷上下虽无人能服,却畏惧慈禧威严,不敢提出异议。

就在这时,翰林院左庶子张之洞和右庶子陈宝琛,同时上疏谏诤。

张之洞的语气显得十分委婉。他在上疏中首先说明“阉宦恣横,为祸最烈”,本朝历代皇帝对宦官的行为都有严加约束的“祖制”,然后列举宦官违法导致的严重后果。力陈不可予以轻视,“万一此后太监等竟有私自出入,动托上命,甚至关系政务,亦复信口媒孽,充其流弊所至,岂不可为寒心哉!”

张之洞借此控制局势,为西太后解决了难题,这让西太后大为高兴。深知张之洞是可以重用和信任的人,日后有些难题便交给张之洞去办理。

又扮黑脸又扮红脸

做人在正邪之间,办事在对错之间。

张之洞上书谏诤,因此而博得朝野赞誉,又因在谏诤中善于把握时机和分寸而得到西太后的首肯,体现了张之洞行为处事有理有节的风格,这亦正是他成功的风格。

张之洞的忠诚并非丧失人格,而恰恰在表现了独立人格的情况下,表达了自己对王朝的忠诚。忠诚不是赞成,忠诚亦不是反对,忠诚是一种以下治上的操纵学。

西太后维护了太监,而破坏了官场中为官者们的尊严。如此纵容太监,那么,将对官僚们不利。

忠诚要最先忠诚自己,才可能对他人表现出忠诚。

张之洞在与西太后对峙的时候,并非拿出敌对的姿态,而是与西太后站在一起,道出了该事件对西太后不利的一面。

西太后并没有因此怪罪张之洞,反而更加欣赏他。张之洞敢于向权力者挑战,既未为难西太后,而又表现出不畏权力的人格,可谓一箭双雕。

张之洞见西太后黑着脸办事所以张之洞以红脸示人,为西太后帮忙,解决了宫中的问题。正所谓黑脸红脸同唱一台戏。

张之洞对付康有为

以人斗不如以书斗。

康有为撰写了《孔子改制考》一书,提倡改革。这引起了朝廷以西太后为首的洋务派的不满。西太后为此憎恨维新派。

维新派的言论日趋激进,新旧冲突愈益尖锐,变法有未及正式推行就陷人流产的危险。张之洞对此忧心忡忡。

为纠正维新派激进之偏和守旧派保守之弊,使变法能尽快实行且能在清廷的领导下沿着稳健的道路顺利进行,同时也为表白自己与维新派并非同路人,1898年5月,张之洞发表了他亲自撰写的《劝学篇》一书。

《劝学篇》一发表,立即得到了清廷的重视。

慈禧看后,说张之洞撰写此书殷勤教人尊帝室、感念皇恩,真乃大清王朝的“公忠”之臣,有意让他人植中枢,“以备顾问”。

光绪帝披览后,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谕令各省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言。

守旧派因它打着“尊崇中学,以立根本”的旗号而无从辩驳,只得遵命而行。于是《劝学篇》借助清廷的力量而风行海内。

用舆论操纵可以放大实力

舆论是一种权力。

张之洞深知舆论的重要性。在维新派盛行的时候,张之洞静观其变,因为他是洋务派的中坚。看到维新派在社会中掌握舆论的时候,他深感洋务派的实力受到打击。舆论是一种看不见的权力。

张之洞同时亦预见到西太后对此有些不满。所以他为夺回这种看不见的权力,便站在洋务派的立场中大肆制造舆论,写成《劝学篇》,以求保护洋务派的利益。

张之洞因此而得意,因为他为自己留下著作,表现了自己的才华,并因此而掌握了舆论,达到了他想要的效果。

张之洞利用文章与维新派对抗,在对抗中张之洞表现出了个人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