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就是一部民族国家兴衰消长的历史。19世纪英国政治家卡德韦尔认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超过历史学意义上的一个短的时期内始终保持旺盛的创造力。所幸的是，每当一个霸权国家衰落时，总有一国或数国接过霸权的火炬。”后来，西方学者把这种观点概括为卡德韦尔法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始终保持显著优势长达三代甚至更长的时间。大国兴衰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国际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
近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在探讨国家兴衰的规律，提出了许多有关国家兴衰理论。我们不妨从这些有代表性的理论中汲取一些在国家发展与崛起过程中如何进行国家安全战略选择的有益智慧。
一、大国的崛起与衰落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周期现象大国的兴衰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古老话题。在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国家缘何成为所向无敌的霸主？其霸权缘何维持一段时间之后逐渐衰落？其原因在于，看似混沌无序的国际政治生活本身存在着一定的规律，大国的兴衰在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周期现象。
1978年，美国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在《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
杂志发表一篇重要文章《全球政治的长周期与民族国家》，提出国际政治周期理论。1987年，莫德尔斯基在《世界政治的长周期》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论。他认为，国际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有规律可循的周期，并且任何一个特定的周期都存在一个霸权国或国家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全球政治体系是围绕着世界强国行使世界领导权而建立起来的，其兴衰周期为10O～120年。随着强国的衰落，其领导全球的合法性消失，全球体系出现新的挑战国。
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霸权周期论”和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也是探讨大国发展规律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第一，大国的兴衰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新兴国家）之间的冲突和霸权的兴衰是国际政治体系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政治体系发生变动的内在动力。第二，当通过战争取得霸主地位的国家出现时，国际政治体系处于稳定的时期；随着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挑战国家逐渐成长壮大，越来越不满意现状，而霸权国家却在走下坡路，挑战国家与霸权国家之间争夺利益的地区战争开始发生，争夺霸权的世界性战争也不可避免，国际政治的稳定时期就此结束，国际体系又回到无序和动荡的局面；在长期的战争结束后，挑战国家成为新的霸主，国际政治又恢复了稳定状态。第三，当新的霸权国家即将出现时，争夺霸主地位的斗争最为激烈，国际冲突的强度最高，发生大国战争或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增大；在霸权国家夺得并巩固其霸主地位之后，挑战国家还没有出现，国际政治体系相对稳定，国际冲突就会减少，冲突的强度也较低。与此同时，吉尔平认为，国家都试图通过领土的、政治的或经济的扩张来改变国际体系，直至扩张的边际成本相当于或大于边际收益为止。根据“效益递减规律”，随着国家规模及其对国际体系控制范围的扩大，这个国家从扩张过程中获得的收益不是越来越增加，而是逐步减小，其维持这种控制的成本却越来越大，最终导致这个国家衰落。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三位学者就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作用的看法有本质的差别。吉尔平和莫德尔斯基认为，国际经济的膨胀与停滞仅仅是霸权国家兴衰的一种表现形式，但不能决定国际政治的规律性进程。国际政治仍然是国际体系变革的主要推动力。沃勒斯坦却认为，国际经济的持续膨胀、经济增长点的扩大和地理上的扩散，是国家发展、霸权兴衰和大国战争的主要推动力。他的结论是经济是决定霸权兴衰的主要因素，而战争是霸权国家保持经济优势地位的最终手段。
保罗·肯尼迪在其研究大国崛起理论的历史著作《大国的兴衰》
一书中，系统论述了1500年至2000年这5个世纪中大国的相互关系与兴亡盛衰过程，总结了大国崛起的带有规律性的经验教训。一是由于各国国力增长速度、科技创新和制度变革不同，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是不断变化的。二是财富是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获取和保卫财富又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把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从长远来看很可能导致国力衰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所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付出的巨大代价所抵消。三是军事改革可以推动科学技术与商业贸易的发展，科技进步和军事竞争推动各国以不同方式向前发展。四是综合国力的变化与大国的国际地位之间有因果关系，世界经济力量中心的转移预示着新兴大国的崛起。五是国家经济力量升降曲线与军事安全升降曲线之间有一个“时间滞差”。大国走下坡路时的本能反应是，将更多钱用于“安全”，因而必然减少经济“投资”，从长远看，使自己的处境更为困难。六是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大规模战争的最终结局，与双方动员资源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在一场大国之间的长期战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一方，或属于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他认为，帝国的过度扩张是一种有规律的现象。一个强国扩充其军力以保卫日益广泛的经济利益，寻求扩大领土的控制权并扩展对国际经济的控制，最后，它所付出的成本超过了从其掌握的资源中的获利，进而削弱了它的实力，沦于衰落。
二、大国兴衰的周期过程并非总是伴随对外扩张与战争以往西方大国的崛起是有规律可循的。现实主义认为，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战争和冲突，都是“零和崛起”。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质和安全困境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因此大国只能不由自主地参与安全竞争和追求霸权，并以“自助方式”实行对外扩张政策。似乎历史上的新兴大国大都不满足于现状，对外扩张随着其实力的增长而成为必然。保罗·肯尼迪曾指出，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始于经济和科技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征战扩张；大国的衰落，起于国际生产力重心转移、过度侵略扩张，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和科技的相对衰退落后。16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17、18世纪的荷兰、英国，20世纪以来的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崛起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都曾走过相同的对外扩张道路。
西方经典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变得越强大、越富有，它就需要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也更愿意并有能力为推进其利益而战。一是力量扩张说。认为，大国扩张是其天性。大国的力量通过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行辐射，除非有巨大的障碍，这些倾向都可以归结为领土扩张。也就是说，任何国家只要有可能，便会进行扩张。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当一国具备了对于其他国家的相对优势时，该国将试图改变现存体系。预言当国家变得富有与强大时，它不仅寻求与其能力相称的、更大的、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影响，而且更有能力扩张本国的利益，如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争霸战争来修正或推翻现存秩序。二是压力扩张说。认为，国家面临的压力是国家成长、国家竞争与战争的动力根源。一国人口密度和先进科技的增长，会对各种资源产生更大规模、更为广泛的需求，而国内资源往往满足不了这种需求。这种国内资源的缺乏反过来产生了侧面压力，即在新兴国家中产生扩展他们外部活动的倾向。当数个国家采取同样扩张主义的政策时，他们的外在利益和义务就愈加可能发生相互碰撞，这些利益的冲突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三是诱惑扩张说。认为，强国的扩张不仅是内部压力的产物，而且也是外在环境威胁与机遇的产物。阿诺德·沃尔弗斯指出，与弱小邻国或权力真空地带搭界会刺激强国的扩张冲动。大国必须填补这一权力真空，以阻止这一地区的不稳定会扩散到自己的边界之内。出于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考虑，国家有时会“情不自禁”地进行扩张，尤其是当这样的机遇来临时，任何一国都难以抵挡这种诱惑。
然而，随着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际安全机制的建立，以及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问相互依存关系更加紧密等，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世界和平的力量不断壮大，战争的力量相对减小，世界各国和人民要和平、要安全、要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拦的历史潮流。
一些国家开始走出扩张、崛起、再扩张、直到衰落的历史怪圈。德国和日本汲取在以往崛起过程中因侵略扩张导致失败的惨痛教训，采取“搭便车”的依附性战略，以相对和平的方式，逐步实现了国家的重新崛起。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对外政策，坚持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协调发展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国防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正在走上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发展道路。
三、大国兴衰的周期过程并非一定影响国际体系的稳定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奠基之父”汉斯·摩根索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的行为是由对权利的追求驱使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政治的动因就是对权利的追求。新现实主义进一步认为，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有用手段，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安全，而不是权利。肯尼思·华尔兹提出，对一国来说，权力有一个适当的量，太大或太小都危险。权力太小，就会遭受别国的攻击；权力太大，则会刺激一国冒险扩张，也会刺激别国增加军备并与其他国家结盟抵制强国，造成国际局势不稳定。亨利·基辛格认为，传统的均势判断标准是领土，一国只有通过征服别国才能获得支配地位，因此，只要领土扩张被制止，均势局面就可维系。然而，战后国际体系的情况有所不同。实力的增长、支配地位的获得，完全可以通过一国内部发展来实现。一国通过掌握核武器拥有的军事实力比通过征服别国领土所获得的还要大。在这样一个多变的多极世界上，应该以实力和均势作为外交决策的依据，在均势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结构，以均势来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肯尼思·华尔兹提出，国家不应谋求权力的最大化，而应寻求权力的平衡。均势理论的实质是主要大国间实力平衡的分配。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每个国冢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然而，大国不只是为了争当大国中的强中之强，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主，即体系中唯一的大国……这种对权力的无情追逐，意味着大国可能伺机改变权力分配。一旦具备必要的实力，他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
基于这些观点，现实主义学派提出，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影响甚至打破现有的国际力量均势，从而可能导致国际局势不稳定甚至冲突。历史上，新兴大国的崛起都影响到甚至打破了当时的国际力量均势。18世纪后期，法国大革命后迅速崛起，称霸欧洲，打破了1648年以来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欧洲多极均势格局。19世纪后期，德国统一后迅速崛起，成为军事****国家，开始推行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政策，打破了19世纪初期形成的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多极均势格局。20世纪30年代，德日的迅速崛起，再次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下世界多极格局。可见，这些大国的崛起往往都是通过战争方式实现格局更迭，对国际军事安全形势带来巨大影响。
然而，当今时代已发生了深刻变化。战后，德国和日本在经济上再次崛起，在政治上国际影响力逐步上升，但并没有挑战当今的国际体系，更没有对其所依附的世界霸主美国构成挑战。目前，中国不是要挑战和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积极融入现行的国际体制，坚持实现国际政治的民主化，逐步改革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的不合理规则，日益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
四、以“软权力”实现大国崛起的成本最小、增值最大约瑟夫·奈认为，历史学家习惯于使用僵化的“历史类比法”，而经济学家则目光短浅地盯着几个经济数字，军事家只看中军事力量是否强大，他们往往看不到更重要的是“权力的第二个面孔”，那就是通常所说的“间接权力”，即“软权力”。约瑟夫·奈指出，从过去500年历史看，不同的权力资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在当今世界，“产生世界大国的种种条件已在变化，历史上循环往复争夺霸权的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大战也许不会再次出现了”，权力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无形的”权力资源即价值观的力量越来越重要，霸权愈来愈靠“硬实力”和“软实力”来共同支撑才能维持。
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权力是使他人做他不愿做的事的能力。
不仅要看一个国家的人口、领土、资源、经济规模、军事力量、政治结构等要素，还要看他们是如何被用来改变他人行为的。权力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威慑形式，主要指军事力量；一种是感召形式，主要指思想力量。这两种形式都可以改变他人的行为，但后者作为“软实力”，即“间接权力增值”，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它的成本最小。这就是说，思想力、感召力、信仰力能够使权力增值。
过去用武力占领别国领土比发展经济和贸易的成本要低得多。但今天不同了，要实现国家的崛起，使用军事力量的成本变得越来越大；而运用“软实力”则成本最小、增值最大。德国和日本都是有力的例证。德日两国曾经企图靠军事力量和发动战争来实现国家崛起，结果反遭失败；战后靠发展经济、科技和贸易，使其国家利益拓展到世界各地，实现了过去靠侵略战争不能实现的战略目的。美国虽然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来维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但其繁荣的经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同样是维系其世界霸权的重要支柱。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和平发展道路，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加多边外交活动，广泛加强双边外交，迅速融人世界经济体系，稳健快速地发展经济，极大地提高了综合国力，在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建设性作用，从而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明显提高。正是这种巨大的发展潜力和“软实力”大大增强了中国对世界的吸引力，“令全世界对中国着迷”。如今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忽视中国的存在，不能不考虑中国的意志和选择。可见，“软实力”是“硬实力”的一种体现；没有“硬实力”，就无所谓“软实力”；反过来，“软实力”增强了，也会促进“硬实力”增长。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不搞强权政治，倡导“和谐世界”的理念，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本身就是一种“软实力”。中国的发展将使世界战略力量格局更为平衡，中国的和平发展主要靠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战略智慧来实现，要靠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北京共识”模式来实现，中国将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