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大国崛起与国家安全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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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大国崛起的传统模式——历史的经验是鲜血铸就的

纵观世界近现代历史,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海权、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制度创新等,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则起到了关乎国家命运攸关的重要作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借助于海洋的优势,通过海洋扩张成为海上霸主并继而成为称雄一时的世界性大国;美国在19世纪通过奉行门罗主义走上了崛起之路,在实力强大后又通过海外扩张成为世界强国;苏联的崛起更多地带有世界革命的色彩,它通过发展军事实力和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崛起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德国、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在美国的保护伞下,通过奉行和平主义埋头发展经济实现了再度崛起。从这些大国崛起的传统模式中不难看出,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是大国崛起的关键所在。

一、殖民帝国崛起之路:坚船利炮+自由贸易+殖民主义

恩格斯曾指出,“展现在一切海洋国家面前的殖民事业的时代,也就是建立庞大的海军来保护刚刚开辟的殖民地以及殖民地的贸易的时代”。近代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海洋国家,信奉“强权即公理”的海洋秩序规则,为了寻求新的市场和商机,依靠军舰进行经济掠夺与殖民扩张,实现了国家的迅速发展与崛起。

15~16世纪有理由被称为葡西时代,位于欧洲西部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利用其发现和掌握的海上航线,不断攫取世界各地的财富,通过殖民扩张实现了迅速崛起并控制着整个世界。葡萄牙的坚船利炮将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一个个海上交通要点据为己有,垄断了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掌控了利润丰厚的黄金香料贸易。在16世纪初的前5年,葡萄牙的香料交易量从22万英镑迅速上升到230万英镑,成为当时海上贸易第一强国;在1493~1600年间,葡萄牙从非洲掠夺了2716万公斤黄金,价值50亿美元,又掠夺了巴西6亿美元的黄金和3亿美元的钻石。与此同时,西班牙也开始进行军舰在前、商船在后的远征,向美洲新大陆进军,掠夺那里的财富。据统计,从1502年到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1.86万吨注册白银和200吨注册黄金。凭借巨大的财富和利用这些财富武装起来的海上军力,葡萄牙和西班牙及后来的哈布斯堡王朝控制了从欧洲到亚洲、从非洲到美洲的整个世界:葡萄牙的殖民地遍布非洲、巴西以及环大西洋、印度洋航线的岛屿;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着欧洲近一半的天主教世界,在亚洲征服了菲律宾,在美洲占领了除巴西以外的所有土地。然而,葡、西王国的大国地位受到了同样是海洋国家的荷兰和英国的挑战。

1581年,荷兰击败了西班牙,摆脱了西班牙国王对荷兰各省的统、治。为了打破西班牙海上贸易封锁和解决生存危机,荷兰人组建了集海外掠夺与殖民扩张与一身的东印度公司,用武力开辟前往东方和美洲的航线。东印度公司不断向世界各地派出庞大的商运船队,将世界各地的财富源源不断地带回荷兰。到17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拥有15000个分支机构,垄断着全球50%的贸易交往。与此同时,为了争夺商业利润,荷兰与葡萄牙、西班牙进行了一系列战争,荷兰东印度公司多次劫掠西班牙的运钱船,攻占西班牙领地,从而成为世界商业霸主和强国。在亚洲,荷兰占据了中国的台湾,垄断了日本的对外贸易,把印度尼西亚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在非洲,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新航线的要塞好望角;在美洲,占领了巴西,建起了纽约城,并在大洋洲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国家——新西兰。

每一个近代霸权国家的崛起都离不开一支强大的海军。英国的崛起也不例外。自伊丽莎白一世继位以来,英国就开始大力发展海上力量,利用军舰同当时的海上霸主西班牙、荷兰争夺海洋贸易权益和势力范围。1588年,羽翼渐丰的英国同老牌帝国西班牙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英西大海战”,英国舰队重创西班牙一向所向披靡的“无敌舰队”。从此,英国开始进入世界海洋霸权和商业霸权的争夺中心,以一个新的海上强国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正如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副主席哈里·狄更斯所说:“英国的强大最终还是通过商业和殖民地的经济扩张。西班牙阻挡了它的发展,荷兰人和后来的法国人都挡住了它的路。因此,英国必须利用它的海军,挑战所有这些国家的权威和力量,争夺他们的殖民地和贸易。”1652~1674年,英国与荷兰接连发生了三次战争,击溃了荷兰的海上力量,剥夺了荷兰的霸权地位。1756~1763年,英国与法国进行了长达7年的战争,击溃了法国的海上力量。1805年,英国皇家海军与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进行决战,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彻底战胜了法国,确立了对海洋的世界性控制权。英国用武力迫使一个又一个国家打开大门接受其自由贸易政策,迅速扩张为一个“日不落的帝国”。

二、美国崛起之路:中立主义→门罗主义→全球扩张主义

美国从1783年建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用了160多年的时间就迅速崛起为拥有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世界超级大国。从国家安全战略选择的角度看,19世纪美国奉行的力避与欧洲大国冲突的中立主义、致力于美洲大陆领土扩张的门罗主义,为美国的崛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20世纪美国实行的以争霸全球、充当“世界领袖”为目标的全球扩张战略,则确保其达到崛起的巅峰。

美国建国初期的内外环境严峻,内部矛盾交织,外部欧洲列强忙于厮杀。为避免欧洲战乱殃及本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发表了《中立宣言》,声明“对交战各国均采取并保持友好和公正的立场”,强调“美国的命运不应与欧洲的命运缠结在一起”。这些观点成为美国早期中立主义政策的基础。在这种中立主义政策指导下,美国一方面利用与欧洲隔绝的地理环境,采取不介入立场,避免引火烧身,巩固新生政权;另一方面不断聚集力量,抓住欧洲列强无暇顾及美洲的战略机遇,加紧扩大版图。在几十年间,美国通过武力征服、吞并、购买和外交等手段,将领土范围向西一直扩展到太平洋东海岸,面积扩大到930万平方公里。美国不仅逐渐摆脱了欧洲的控制,而且成为横跨北美大陆、东西两面临海的海陆强国。与此同时,英法等国觊觎拉丁美洲,欧洲“神圣同盟”准备干涉蓬勃兴起的拉美革命。为确保美洲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1823年,美国第五届总统门罗提出了“门罗主义”的对外政策,企图在反殖民主义和保护拉美各国独立运动的外衣下,逐步实现把美洲变成“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的野心。为美国称霸美洲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战略方针。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美国更加强调“美洲体系原则”,并在“天定命运”思潮的指导下,与欧洲列强在拉美展开了激烈争夺,并最终控制了美洲的主导权。

到19世纪末,在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美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已不再仅仅满足于美洲市场,对海外市场有着强烈的需求,逐步开始了其海外扩张乃至全球扩张的战略步伐。此时,马汉的海权论应运而生,为美国提供了认识海洋和全球地缘战略价值的理论工具。在海权论的影响下,美国大力加强海军,并开始着手实施控制太平洋、大西洋及世界主要海上航道和海峡的战略计划。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海上力量打败了老牌帝国西班牙,获得了西班牙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属地,建立了海外扩张基地。这场战争标志着美国已由大陆扩张走向海外扩张和全球扩张。

进入20世纪后,美国步入了大国崛起的快速轨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利用中立政策,两边下注,大发战争财。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美国的崛起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战后,美国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大国,并开始积极参与重新瓜分世界的角逐:建立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取得了亚洲太平洋地区事务的主导权;建立国际联盟,企图建立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后因遇到阻力而退回到孤立主义路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和军事强国,在战争初期保持中立政策,积蓄了大量财富和实力。战后,美国攫取了大部分战果,获得了世界的领导地位;其工业总产值占到了世界的一半以上,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建立雅尔塔体系,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世界50个国家和地区派驻了军队,成为西方世界的盟主和超级大国。

三、苏联崛起之路:世界革命→经济军事化→霸权主义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崛起的道路艰难而复杂。一方面,这种模式导致苏联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从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崛起为世界上唯一可与美国对抗的超级大国;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也蕴含了一系列失败因素,导致苏联在国内发展和国际战略领域陷入绝境,进而最终解体和全面崩溃。

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社会制度是苏联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1917年10月,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人通过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认为,苏俄欲争取真正的和平,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应该推动和支持世界革命,通过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粉碎世界资本主义的联合。此后70多年时间里,世界革命一直是苏联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苏共高层始终把推动世界革命、消灭帝国主义作为确保革命彻底成功和苏维埃政权安全的重要手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国际环境和国力的不同,在策略和方式上有所不同。列宁基于国家弱小的现实,确立了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努力发展本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模式,为政权的稳固和国家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斯大林发展了列宁的世界革命思想,将建立苏联模式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作为长远战略目标,致力于“输出革命”、控制卫星国以及在全球范围同美国争夺势力范围,使苏联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稳定的中心”,极大地强化了苏联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为苏联的崛起奠定了稳固的外部基础。

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是苏联迅速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20年代后期,斯大林放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也不赞成布哈林的先轻后重的工业发展模式,将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作为国家发展的重点,大力加强国防实力和发展军备。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还不到德国的一半,美国的1/8.到1932年,苏联提前两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总产值从1928年的7.02亿卢布增长到1933年的20.91亿卢布,其中重工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为39.5%,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到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苏联的国民收入达到963亿卢布,工业生产总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其中煤、钢产量分别从1928年的3450万吨和400万吨提高到1.28亿吨和1770万吨,电力增长7倍,机床增产20倍以上。经济实力的增长极大地改善了苏军的技术装备水平,坦克数量增加到7633辆,飞机增加到5572架,苏军成为一支稍逊于法国和英国的武装力量,为苏联赢得苏德战争创造了前提。战后,苏联出于同美国争霸和军备竞赛的需要,进一步强化了国民经济车事化程度,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其国民生产总值一度达到美国的67%,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把大量的国民经济资源投入到战略武器研制、储备和太空军事化,使苏联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军事超级强国。

争夺世界霸权也是刺激苏联迅速崛起的主要因素之一。苏联把国家崛起的目标定位在挑战国际体系、争夺世界霸权上,这决定了它必然要走霸权主义道路。这里既有沙俄扩张主义思想的历史影响,又是苏联领导人错误战略指导思想的产物。为了抵御外来入侵,苏联采取了以侵略防止侵略的对外安全战略。在1939年9月到1940年8月间,依靠武力扩大了防御空间,通过出兵波兰、发动苏芬战争以及驻军波罗的海,使其国境线向西推进了150~400公里,从而构筑了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所谓“东方战线”防御带。冷战期间,为了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有效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扩大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苏联加紧组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营,控制东欧各国政府,干涉他国内政,损害兄弟国家的利益,导致苏南冲突、苏波矛盾、匈牙利事件及中苏关系的破裂,打着支援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号,在给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同时大行霸权主义之道。苏联成为冷战期间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

四、战后德日崛起之路:依附战略+科技政策+和平主义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和发动者,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下半叶的再度崛起表现出另外一种形式,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战胜国美国和苏联进一步提高了原有的国际地位,而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则开始调整内外政策,试图再度恢复大国地位。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控制和约束下,德日两国在政治上均不同程度地奉行和平主义思想,进行国家政治体制改造,并放弃发动战争和军队建设方面的有关权利,采取依附型战略,将自己绑在美国这架巨型战车上,以科技为先导,大力发展本国经济,到20世纪70年代逐步走上了再度崛起的道路。

德国政府充分汲取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摒弃以侵略扩张实现崛起的“铁与血”发展模式,切实奉行和平主义思想。根据周边环境的变化,德国政府采取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修复战争创伤,德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认可美国对德国的“领导”地位,成为美国在欧洲地区的“利益攸关者”,最大限度地获取依附战略的利益,充分利用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计划为本国经济“输血”,效仿美国模式实行联邦主义和自由经济秩序,建立了符合德国利益的经济体制。更重要的是,德国政府积极挖掘本国的教育与科技潜力,大力扶持科技创新,使科研开发经费在GDP中的比例始终保持在3%左右。与此同时,主动积极地与法国实现和解,通过欧洲联合来实现两国的互相融合与制约;及时调整对苏联的政策,推出“新东方政策”,努力缓和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冷战结束后,德国将自身统一纳入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之中,消除了周边国家的忧虑,维护了欧洲的安全与稳定。在军事建设方面,德国一直采取低姿态,避免出风头,不主动提出恢复战争权和军队建设方面的主张。到20世纪80年代初,德国一跃上升为世界科技强国,为德国的崛起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到1989年,东西两德统一后人均GDP已达到13978美元,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经济强国,成为欧洲经济的发动机。

战后初期,饱受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祸害的日本人民痛定思痛,不愿再走战争的道路,要求彻底抛弃战争,走和平国家的道路,成为民众的普遍呼声。日本在美国主导和安排下制定了“和平宪法”,放弃天皇专制制度,积极进行民主改革,宣布“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些都体现了日本的“和平国家”思想。在对外政策上,一度奉行和平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修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其中,日本把同美国的关系置于绝对优先地位,采取对美国服从的依附战略。在经济上,奉行“技术立国”战略,积极利用科技人才优势,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开发新材料、新能源,使日本的科学技术特别是特技应用技术在不少领域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英国,居领先地位,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复苏并创造了经济奇迹。战争使日本国民财富的42%遭到毁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1968年日本GDP已达到1419亿美元,跃居亚洲第一,并超过当时的联邦德国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超级经济大国,GDP比1955年增加了20倍,人均GDP增长了70倍,位居7个西方发达国家之首。

需要强调的是,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利用各种时机修改“和平宪法”,突破军费军备限制,强化美日同盟,恢复其军事力量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破坏周边安全与缓和。与此同时,日本虽已实现经济大国目标,但在国际政治上依然奉行对美国亦步亦趋、俯首称是的战略,使其成为一个缺乏战略意志的国家,极大地损害了其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