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1年拉奥政府上台至今，为印度推行以“实力对实力”、争当世界大国战略时期。进入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印度丧失了美苏两极争霸时期有利的国际地位，面临被国际社会“边缘化”的不利局面，其国际地位随之下降。同时，印度国内政局也进入了自独立以来最动荡的时期，党派斗争激烈，种族宗教矛盾激化，贫富差距扩大。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缓解国内矛盾，印度领导人提出了以“实力对实力”的国家安全战略，强调通过发展经济，壮大军事实力，继而全面提升综合圉力，争取跻身世界大国之列。其具体战略与策略是，在国内，积极推进经济改革，增强综合国力，强化大国意识和民族凝聚力；在国际上采取大国均衡战略，积极参加地区合作组织，实行睦邻友好政策，稳定周边，扩大国际影响力。
一、开展灵活外交，积极介入国际事务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以后，印度着眼于国际战略形势的新发展和国家安全环境的新特点，调整了安全战略思路。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开展灵活的外交活动，积极介入国际事务，谋取国家最大利益。
首先，发展与美国的关系。2001年2月出台的《关于国家安全问题报告》指出：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在全球战略中的突出地位不可能消失，印度与美国发展密切关系，将给印度的外部安全和国内安全环境带来有益的影响。印度通过多种途径拉近与美国的关系。如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允许美军使用军事设施，加大军购力度，举行联合军演，开展核技术、空间技术和导弹防御技术合作等。
其次，巩固印俄关系。瓦杰帕伊政府上台后，印俄关系也随之升温。2000年10月，印度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在国际组织、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的合作；协定签订一系列军火贸易和军工生产协定，并得到俄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承诺。
第三，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印中关系稳中有升。2005年，印度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进行国事访问，中印两国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开展战略对话，就边界问题举行会谈，经贸往来数量激增。双方还把2006年定为“中印友好年”。印巴关系也在持续缓和。近年来，印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巴态度，主动谋求与巴基斯坦改善关系。2004年2月，印度与巴基斯坦在伊斯兰堡举行了历史性的正式对话。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表示，将积极推动同巴基斯坦的全面对话进程，并愿意诚恳地讨论和解决两国间存在的所有问题，寻求与巴基斯坦发展“最友好的关系”。印巴双方就多方面的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进一步增强相互问的了解和信任。此外，印度还修改了与不丹多年前签署的不平等条约，积极推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进程。
第四，多边外交活跃。近年来，印度成为一系列多边外交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如：印度与德国、日本、巴西组成“四国集团”，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上，印度与中国、南非、巴西等国家一道，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促进“多哈发展议程”做出积极努力；在东亚峰会上，印度领导人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
二、实施“东进战略”，外交重点转向东亚
印度与东南亚在历史传统、风俗信仰和民族成分等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联盟在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全，促进区域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合作，推动亚太地区力量整合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新兴的战略力量。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印度开始对国家安全战略做出相应的调整，改变了偏重依靠大国和西方国家的做法，实行东西方兼顾的政策，并将东南亚作为外交战略的突破口。
1991年9月，拉奥政府通过了“外交政策决议”，制定了面向东方的对外战略。指出：“一直以来，印度主要面向西方，加强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商业和文化上的联系；现在已是转向注重东方、发展同东南亚和远东国家间的投资贸易关系、政治对话和文化联系的时候了。”该决议揭开了印度“东进战略”的大幕。1997年，古吉拉尔出任总理，进一步完善了印度“东进战略”。他表示，印度的未来取决于同中国、韩国、日本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1998年，人民党政府明确提出，“印度将更多地关注东亚和东南亚这些与印度有着天然密切联系的地区，相信‘东进’政策将开启印度外交的新时代”。
印度选择“东进”为突破口，主要出于以下考虑。首先，从政治层面上看，近年来，全球地缘战略重心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亚洲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分量日益增加。这就要求印度必须积极拓展周边外交空间。印度与东盟在战略上无重大分歧，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多有共识，双方发展密切的政治合作关系，可使印度赢得东盟在国际事务中更大支持，增大印度外交回旋空间。以联合国改革为例，印度迫切希望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希望通过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和援助逐步赢得支持。其次，从安全层面上看，东盟地处两大洋结合部，是连接亚太和南亚地区的战略枢纽。印度加强与东盟安全领域的合作，既可挤进亚太地区，又可改善周边安全环境，使其在孟加拉湾的战略利益得到更好的保证。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反恐背景下，印度积极寻求东盟在反恐情报领域的合作，协助提升东盟国家的反恐作战能力，共同遏制恐怖势力蔓延的势头。第三，从经济层面上看，南亚地区经济合作水平很低，而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因此，印度把与东盟建立经济合作关系看做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接轨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印度经济全球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印度前总理拉奥说：“亚太地区是我们进入全球化市场的跳板。”
印度“东进战略”融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于一体，涉及政治、经济、经贸、宗教、文化、防务等各个方面。其目的是通过与东盟的全方位接触与合作，扩大在其中的影响力，以之为跳板，最终融入亚太地区，谋求在美、中、俄、日、东盟之外形成新的力量中心，为其世界大国的目标铺路。
1996年，印度被接纳为东盟的“正式对话伙伴”，标志着印度的“东进战略”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印度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大了东进的“力度”与“深度”。1997年，印度倡导成立“孟印缅斯泰经济合作组织”，旨在加强五国在贸易、投资、通讯、交通、旅游、能源、渔业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2000年3月，印度和越南签署了15个项目的军事合作协议，印度首次将“东进”触角伸到南海。同年7月，印度决定与越老柬泰缅五国建立“湄公河一恒河合作组织”，并计划建造一条由印度通往中南半岛各国的“泛亚公路”。2002年11月，印度与东盟召开首次领导人会议和“印度东盟商业峰会”，最终确立了双方年度峰会机制，继东盟与中、日、韩“10 3”之后，弟四个“10 1”机制正式形成。2003年9月，印度提议建设一条新德里至河内的“泛亚铁路”，以改变其在湄公河领域竞争中的“后发”态势，为印度的“东进”战略提供更多方便。2004年10月，国大党辛格政府在第三届印度一东盟商业峰会上呼吁，进一步加强印度和东盟的经济联系，加快建立印度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同年11月30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第三次印度一东盟领导人会议上，辛格与东盟各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和平、进步与共同繁荣伙伴关系协定》，标志着印度“东进”战略取得了重大成果。
当然，印度“东进战略”也有制衡中国的目的。印度前外交秘书迪克希特曾明确指出，“中国的东南亚政策已成为影响印度对东盟地区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印度一直对中国的强大心存疑虑，视中国为其竞争对手和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因此，中国因素便成为印度实施“东进战略”时难以释怀的情结。一方面，一印度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存在着相互竞争；另一方面，印度利用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国家存在的矛盾和分歧以及这些国家对中国逐渐强大存在的疑虑心理，加大对中国遏制的力度。为了削弱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印度加强了与缅甸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中的合作。2001年2月，印度开放了东北部与缅甸边境的关口，并合作修筑印缅“友谊高速路”；帮助缅甸发展其他基础设施，如建立共同遥感中心；向缅甸出售军事装备，建立武器生产基地，培训军事人员以及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等。印度倡议成立“孟印缅斯泰经济合作组织”和“湄公河一恒河合作组织”的用意，也在于排除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此外，印度还利用东盟国家和日本与中国存在的领土纠纷，强化与东盟、日本等国的军事合作，以便在中国的西南、南面和东面构成军事压力，加大遏制中国的力度。
10多年来，印度实施“东进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与东亚各国对话增多，获得各国投资增多，安全合作与交流增多，这些既为印度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又改善了印度周边安全环境，其军事力量的活动范围延伸到西太平洋边缘。但是，印度“东进战略”也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主要是：在政治上，东盟各国在一定程度上对印度介入东南亚地区保留有一定的戒心，担心会降低自身在本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等伊斯兰国家对印度国内宗教教派冲突心存顾忌。在经济上，印度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在地区安全上，东盟国家对印度新一轮军备发展保持警惕。1998年，印度进行多次核试验，并拒绝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东南亚无核区条约》，引起东南亚国家的反感和担忧。此外，印度对东南亚地区乃至整个亚太的全面渗透，引起美国等其他大国的警惕。近年来，印美关系有所发展，美国虽表示愿意看到印度在亚洲范围内“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决不会允许印度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
三、控制印度洋地区，充当印度洋霸主
冷战结束之前，印度已完成了肢解巴基斯坦、吞并锡金、慑服周边小国、称霸南亚的战略目标。冷战结束后，印度把战略重点从邻国、从南亚转向印度洋海域，开始由大陆防务观向海洋防务观转变，实施其国家战略的下一个重要目标——控制印度洋。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防务界就存在大陆防务观向海洋防务观两种战略思想。以陆军为主的大陆防务派认为，印度海军战略应是“严格的沿海战略和陆基战略”，“应根据像印度这样经济落后、新独立国家的现状，采取更为现实的态度，印度的战略只限于保卫自己的领土”。他们指出，海军属资本密集型军种，发展海军需要昂贵的现代化军舰和海军基地，而“在一个有着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可供雇佣的国度里，提出扩充海军而不是继续装备人力密集型的步兵，这在经济上是站不住脚的”。以海军为主的海洋防务派则认为，印度近代之所以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印度封建统治者满足于次大陆的统治，忽视了对海洋的经略。独立后的印度欲强大起来就必须摆脱囿于次大陆的狭隘的大陆战略观，面向印度洋、争当海上强国。因此，“印度海军力量必须超过红海、波斯湾或阿拉伯海至孟加拉湾之间地区的任何国家的海军力量”，“倘若我们不主宰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我们的安全线将被掐断，自由将受到危害”。“从当前海上形势看，印度洋正处于英国撤出后的真空状态，而这一真空要么由超级大国来填补，要么由一个新的亚非国家来填补。既然没有任何其他亚非国家能够填补这一真空，既然印度半岛占据了天然的战略位置，印度海军理应起到重大作用”。而作为一个海上强国，印度必须具有一支强大的现代化造船工业，一支强大的远洋商船队和一支强大的现代化远洋海军，这三者结合是争作海上强国的必由之路。
1971年印巴第三次战争成为印度海洋观念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在战争中，印度海军大显身手，从东西两面出击，切断了东、西巴之间的海上联系，封锁并瘫痪了东、西巴沿海的主要通道，有力地配合了陆军对东巴的围歼。海军的重要作用开始为愈来愈多的人所承认，甚至连一贯反对大力发展海军的陆军也对海军刮目相看。另一方面，美国在战争期间曾派出“企业”号航母进入孟加拉湾企图进行干预，这一威慑性姿态给印度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战后，发展远洋海军、转向印度洋的战略，得到议会与舆论界的广泛支持。这种支持对印度海军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印度洋地区的形势再次复杂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印度洋的争夺不断加剧，直接威胁到印度洋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利益。当时，印度总理英·甘地说，“鉴于印度洋出现的新形势，从海洋在军事战略和作战方面的重要性来看，印度在印度洋既面临着各种挑战，也面临着各种机遇。对此，全国上下应予足够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接受了海军派的主张，决心强化海军建设，把战略重心由次大陆逐步转向印度洋。到70年代末，印度巩固了在次大陆已取得的有利战略地位，并完成了把战略重心由次大陆向印度洋转移的准备，为控制印度洋奠定了基础。
冷战结束后，印度防务界，尤其是外交界和海军对向印度洋发展的紧迫感愈加强烈。拉·甘地视察海军时指出：“印度要不惜一切保卫自己。如果我们要把印度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就必须完全控制我国周边的海域”；“印度的防务需要我们对通往印、度的海上通道进行无可争议的控制”。印度海军参谋长泰希利亚尼上将也指出，“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海洋这个昔日曾使印度沦为殖民地的工具，今日应成为印度摆脱贫困走向富强的助产婆”。为了加快实施印度洋控制战略，1990年，印度海军参谋长J。G。纳塔尼海军上将主持起草了《印度海军二十五年远景规划》，并制定了层次分明的海洋控制战略：一是确保内层防区的安全。把专属经济区以外300海里以内的海域划为“完全控制区”，即“内层防区”。在这一范围内，印度实行“海上拒止”的方针，在敌方来犯之前就先行攻击目标。二是取得外层防区的控制。内层防区以外300～600海里的海域划为“中等”控制区，即“外层防区”。在这一区域印度海上力量主要任务是保卫其远洋岛屿、海上通道、商船队，对广大海域进行“中等控制和监视”，要求海军具有海上军事投送能力，可以充当印度洋上的国际警察和战时能控制进入印度洋的5个通道。三是对远洋实施“软控制”。把印度半岛1000公里以外的其余部分划为“软控制区”。在这一广大海域内，印度海军要“具有一定海上投放能力”，对区外大国海军进行“海洋威慑”。至此，印度的“印度洋控制战略”正式成型。
“印度洋控制战略”是印度“称霸南亚、控制印度洋、成为世界大国”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依据自身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运用文武两手，双管齐下，逐次推进“印度洋控制战略”，收到明显效果。“文”的方面，印度“采取政治主动”，发展与沿岸国家的新型关系，在印度洋地区营造一个对印度更为有利的战略环境，以保障其在该地区战略利益的顺利实现。近年来，印度加强与沿岸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中的合作，增强在东南亚、中东乃至非洲等地区的影响力，谋求印度在该地区的安全主导地位，维护其重要的战略利益。同时，积极开展与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接触与合作，旨在让美国认同印度在印度洋的地位。“武”的方面，印度保持一种“强有力的军事态势”，确保对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绝对军事优势，同时能有效地“慑止任何其他大国海军进入印度洋”，遏制他们向印度洋扩展。为此，印度把建设一支攻守兼备、具有强大的远洋进攻作战能力的海军，作为实现“印度洋控制战略”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印度组建东方海军司令部，引进“戈尔什科夫”号航空母舰和“鲉鱼”级潜艇，启动航母和核潜艇建造项目，都是其加快实施“印度洋控制战略”的一个实际步骤。
进入21世纪，随着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大幅跃升，印度在印度洋的控制地位逐步得到美国的认可。美国曾暗示印度，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对美国的利益非常重要，它只对这两个战略位置感兴趣。种种迹象表明，美、印已在印度洋上划分了“利益范围”，美国实际上承认了印度在除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以外的整个印度洋上的控制地位，印度似乎也不再要求美国从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基地撤出。至此，印度以实力谋求南亚地区支配地位和印度洋控制地位的目标已基本实现。
四、推行核战略，跻身世界核俱乐部
1998年3月19日，印度人民党上台后，正式对外宣布了新政府的外交战略——“以实力对实力”的外交政策。同日，外交秘书迪克西特发表谈话，表示新政府要放弃印度自80年代以来国大党政府推行的温和外交政策，不会再向邻国做出单方面的让步。提出，要重新审视“国家面临的军事和政治威胁”，印度将保留“使用一切选择的权利，以确保印度的安全、领土完整和统一”。为此，“要重新评估我们的核政策，保留制造核武器的权利”，最终达到“在国际事务中印度要得到与其面积和能力相符合的地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98年5月11日和13日，印度在西部拉贾斯坦邦沙漠腹地的博克兰地区连续进行五次核试验，一举跨过“核门槛”，成为事实上的核武国家。
1998年5月核试验是印度数十年来一直处心积虑进行“核”积累的一次必然性释放。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社会要求限制核武器扩散的呼声越来越高，防止核扩散、全面禁止核试验已成为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主张和要求。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防止核扩散取得了明显进步，包括中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巴西、中非、阿根廷等一些国家公开宣布放弃其核计划；一些地区性无核区先后建立，如拉美无核区、南太平洋无核区、东南亚无核区、非洲无核区等。然而，正当核不扩散、核禁试等军控条约机制在全世界深得人心之际，印度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连续进行五次核试验，导致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严重倒退，国际防核扩散努力受到重挫。印度之所以敢于置国际舆论而不顾，孤注一掷地进行核试验，与其精心准备和周密筹划以及对风险的充分估计密不可分。
首先，在时机上选择在世纪之交世界多极化格局正在形成、各“极”忙于自身事务、地位尚未确定、国际社会难以形成统一力量和政策的情况下进行。印度认为，在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下，各主要国家难以步调一致地形成国际社会对印度的联合制裁。在印度看来，它的核试验虽然对国际社会为防止核扩散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所作的努力提出了挑战，但具体剑各国，则利害关系又各不相同。从伊拉克武器核查问题上，印度能够看到自己将有可能避免联合制裁的前景。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虽与当年的印苏关系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仍是俄的“东方政策”的重点对象国之一；英国是印度的前宗主国；法国在国际问题上一向有自己的独立主张，中国尽管会反对印度的举动，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般都采取反对制裁别国的态度。核试验后，事实正如印度所预想。虽然美、日、德、加、澳等国家宣布对印采取制裁措施，但是，法国表示制裁“不是一种好办法”，英国则表示制裁“只会加剧局势紧张”。俄罗斯不仅表示“不主张搞制裁”，而且宣布叶利钦总统将在当年l 2月份访印，这种姿态无疑对印起到了鼓励作用。
其次，做好应付国内国际不利局面的准备和对策。印度事先估计到美国会采取制裁措施，不然它难以向国际社会交代，但制裁的范围和时间都将是有限度的。事实上，印度核试验后，美国宣布的制裁范围只限于经济援助和军售领域，而并未宣布取消拟议中的克林顿总统访印。印度政府采取的“后续措施”主要是做美国的工作。它在宣布进行了核试验的同时就声称，“试验不是针对美国的”，并提出“希望美国不要因为印度进行了核试验而实行制裁”。与此同时，印度一方面表示，“如果印度受到任何制裁，它将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面对一切”，并由民间人士放风说，印度朝着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迈出的任何一步，都将取决于西方对印度这次核试验所“采取的行动和做出的反应”。
第三，把中国作为其进行核试验的“挡箭牌”。为了进行核试验，印度需要寻找一个能够“打动”世界的借口。在进行核试验前后，印度领导人，从国防部长到政府总理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为核试验寻找“理由”和借口。1998年5月3日，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在接见新闻记者时公开表示：“中国正在‘包围’印度，‘中国既向巴基斯坦提供导弹，也提供核诀窍’。由于这些和其他相类似的行动，中国是印度的头号潜在威胁。”印度总理瓦杰帕依在写给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信中声称：“有一个公开的核武器国家与我们接壤，这个国家1962年对印度发动了武装侵略。虽然我们同这个国家的关系最近10年来有所改善，但是主要由于边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种不信任的气氛持续存在。”
第四，在技术上完成了一步到位的全面安排，把多种核爆炸技术集中在48小时内完成，同时巧妙地避开了美国太空监测。印度五次核试验涵盖了低当量战术核武器、全尺寸裂变武器和热核武器，为今后设计具有不同用途、不同当量、适用于不同运载系统的核武器以及进行零当量的次临界试验提供了基础数据。核试验后，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奇丹巴拉姆公开表示，“如果有必要，我们可能会进行像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那样的亚临界试验”，无需进行核试验也可继续发展核武器。在安全保密方面，为避开国际社会的监视，特别是美国卫星的监视，印度采取了大量的反卫星侦察措施。当美间谍卫星飞越核试验基地上空的时候，印方偃旗息鼓，按兵不动，当美间谍卫星飞离后就抓紧时间进行核试验准备。印度还“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核试验前几小时，在东部奥里萨邦的导弹试验中心大张旗鼓地进行发射短程导弹准备，实施战略佯动，以掩蔽其核试验活动。印度还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把知道这次核试验计划的人员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在国家战略决策高层，除了总理瓦杰帕依外，只有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主任和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主任知情，而总统只是在核试验前一天才接到通知。
印度把成为有核国家作为其走向政治大国的重要战略举措。印度之所以大力发展核武器，其目的是使核武器成为其大国地位的“垫脚石”和跻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敲门砖”。正如印度前外长贾斯万特·辛格所说，核武器不是目的，而一种手段，它有助于印度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目标。
核试验后，印度面临着很大的国际压力，各国纷纷谴责印度倒行逆施的行径，并对印度实行经济制裁。为了缓解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摆脱国际社会的制裁，印度展开了强大的外交攻势。印度的努力很快就得到回报，大国开始纷纷重视对印外交。2000年3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南亚三国，这是美国总统41年来首次对印度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同年8月，日本首相森喜朗访问印度，双方宣布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lO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印度。德国外长、法国国防部长、英国外交大臣和内政大臣等接踵而至。与此同时，印度当局还拉拢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较短的时间里逐渐摆脱了核试验以来的孤立局面。
进行核试验是印度实施核战略迈出的关键一步，加入“国际核俱乐部”，取得与5个核大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才是其最终目的。印度认识到，要成为“国际核俱乐部”成员，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为此，印度以2000年克林顿访问印度为契机，加紧对美的“攻关”工作。“9·11”事件给印度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印度对美国发起的反恐战争给予坚定的支持，美国很快解除了核试验以来对印的经济制裁，两国关系急剧升温，并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04年1月，美印制定了“战略伙伴关系后续步骤”计划，承诺在空间技术、高科技项目、导弹防御和民用核技术等领域与印进行合作。2005年3月，美国制定了一个全方位提升与印度关系的计划——“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步骤”，旨在“帮助印度成为21世纪的世界主要大国”。同年6月，印国防部长幕克杰访美，美印双方签署“美印国防合作新框架”协议，两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水平”。7月，印度总理辛格访美，美印就开展民用核能合作达成原则协议。2006年3月1日，布什访印，美印双方达成“核技术合作协议”。该协议标志着美国对印度的核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印度的核武国家地位。印度用核武器把自己打入世界大国的构想取得实质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