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
平生事，
此时凝睇，
谁会凭栏意？
——王禹偁：《点绛唇》
我是个平凡的人，不幸生在不平凡的时代，“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无端惹出许多是非。旧中国风雨如磐，我身历其境，未免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心怀忧患，情切兴亡，参加了一些志在改变祖国命运的活动，主要是舞文弄墨，摇旗呐喊，不涉及实际政治，却落得二度入狱，两遭通缉，几次隐匿逃亡。这好比灯蛾扑火，还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到了新中国，欣逢盛世，满以为从此霁月光风，天下澄清了，怎么也没有想到，我的罪还没有赎净，还要到现代《神曲》的炼狱里受一回洗礼。
一九六六年，夏季酷热，一出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命题的荒诞剧出台了。历史脱了轨，中国发了疯，饱经沧桑的上海又一次猛烈震荡。一群新的主宰者突然出现，带着“红卫兵”臂章，洪水一样淹没了大街小巷、万户千家，随心所欲地抄家造反，打砸抢，谁也不能向他们说个“不”字。妇女光着脚在路上狼狈逃窜，成群结队的孩子拿着剪刀在后面呼啸追逐，因为高跟鞋和窄裤管也是革命对象。这场冲击波，最初涉及的是文艺界。文学艺术一向被称为政治气候的晴雨表，现在作家以自己的厄运报道了暴风雨的来临。王西彦、孔罗荪、吴强、魏金枝纷纷落网，叶以群被迫坠楼，“黑老K巴金”的特大号大字报开始张贴出来，几乎从上海作家协会大厅的屋顶垂到地面。大毒草《不夜城》刚受过全国性批判，我自然也没有幸免的理由。九月三日傍晚，我在家接到电话，通知即刻到作协开会。当时在协会，当家的是“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我一到，蒙他单独接见，脸部表情丰富，告诫我说：“外面形势对你很不利，现在上面给你一个机会，一个环境，让你去考虑考虑自己的问题。”说到这里，如响斯应，门一开，蓦地进来两位武装公安人员，我还来不及领会组长语言的全部含义，就被架上汽车带走了。那戏剧化的方式，很像反特影片里对付恐怖分子的场面。（应该补充一句：后来这位组长自己也成了审查对象。）
我背着囚犯的十字架，面壁三年，在兽笼式的铁栏后面度过六十华诞，茫茫千日愁如海。还连累了我的妻子国容，陪着我在外面加倍地受罪，几乎赔上了生命。
国容是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的专业是教育，从事的职业是教育，少女时代就是地下党员。她社会经历单纯，自尊心很强，“皦皦者易污，峣峣者易折”，在这方面特别敏感，受不得丝毫挫伤。我忽然成了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单是这一点，就够她受用了。我犯了什么罪，连我自己也不明白，她当然更莫名其妙，但她得对我莫须有的“严重罪行”负责，因为她成了侦破我这件大案的天然突破口。她没完没了地受审讯，被迫揭发交代。她无法编造我的罪行，不愿意和我划清界线，为了维护我的清白，被那种出名的“逼供信”酷虐游戏纠缠得几乎神经错乱。一次又一次地抄家，破“四旧”，抢房子，别有用心的人幸灾乐祸，肆无忌惮地上门捣乱……我坐了班房，一了百了；国容孤军匹马，四面受敌，天大的灾难，都由她一人顶着。
接着是她自己成为审查对象。她是一个重点女子中学的校长兼支部书记，平时大家客气地称她“陈校长”，现在胸前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每天到学校接受批斗。据说妇女是半爿天，到了“文革”期间，这半爿天就塌了，只要男的靠边，女的就都是“臭婆娘”。国容顶着双重的恶名，邻家的孩子看见她就向她扔石子，吐唾沫。
我失踪以后，国容一直无法知道我在哪里。她孤苦无告，长年累月地到处去看大字报，希望从中得到一点线索。她听说，有的审查对象被押送出境，从此杳无下落。她满怀恐惧，怕我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有一次她在路上遇见一位相熟的女同志，被打得满身伤痕，悄悄告诉她，听说我被公安局抓去了，她还不相信。可怜这位天真的地下党员，竟这样不了解政治！在这三年里，我们完全隔绝，不通任何消息，唯一的联系，是她可以给我送衣服和日用品，都是送到作协机关，听候造反派处理。她受审以后，停发工资，生活陷于极度困难，靠她父亲的接济，竭力给我送高档的东西，为的是不让我发觉她的处境。她苦心制造的假象也确实给了我宽慰，因为这对我在难中有无限丰富的含义。终于有那么一天，她收到了一份油印的通知单，开列着需要的物品，还有送达的地点。她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所在，兴冲冲地做了准备，修饰一番早已无心打理的仪容，换一身整洁的衣衫，怀着久别重逢的希望。那地点在思南路，她循着绿云叆叇的林阴道，恓恓惶惶地向前走。据她的臆想，我大概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隔离审查。她终于发现阴森森的监狱高墙和大铁门，这就是租界时代对付中国人的法国牢监，现在是我们的第二看守所。门外排着给犯人送东西的长队，那多数是畸形社会的人物，形形色色的刑事罪犯家属。她这才明白过来，在我们为之奋斗多年的新社会里，落到了什么地位。她赶快靠在路边的墙上，才没有使自己晕倒。
所有这些，都是我在事过境迁、风平浪静以后，才陆续了解的。国容当时所受的精神怆痛和折磨，那就只有她本人知道了！
我身罹法网，却还不时押解外出，接受各种批斗。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六日午后，又被押到作家协会。走道上用白粉写着硕大无朋的“打倒柯灵”，我从上面践踏而过，俯首敛容，走进人头济济的大厅。大会主题还是百批不厌的《不夜城》，论旨还是“美化资本家，丑化工人阶级”。这次重点发言人，是一位以攻势凌厉著称的理论家。大会到了尾声，我忽然听到台上宣布：我被监禁是黑市委保护我，现在要把我放在革命群众中交代问题。于是我又被押回看守所，令在“无罪释放”的证书上签字。我被捕那一天，一位相当高级的公安干部对我说：“你犯了那么多罪，还号称进步作家！这过去的十七年里，我们为什么不动你呢？那是因为黑线保护你，明白吗？”这几句自问自答的话，算是逮捕我的法律根据。现在经过漫长的三年，严鞫深究，穷追猛打，加上匪夷所思的心理战术，无数人的揭发，全国性的调查，结果就是这轻描淡写的“无罪释放”四字。说关就关，说放就放，随心所欲，理直气壮，这里的确存在着极大的优越性——不过这是就治人者而言，在治于人者那一面，是否真像布帛菽粟那样须臾不可离，就难说了。我虽然吃了三年冤枉官司，没有打成冤案，总是不幸中之大幸。“能忍则安”，是我们祖宗的传家宝，当时我神情麻木，只觉得松了口气，急于要脱身，因为我多么渴望那点可怜的人身自由。
我又被带到作家协会大门口，从牢房里带出来的衣物破烂，垃圾似的扔在马路边，一圈人把我围在核心，好像看马戏。我在牢里，曾经多次计划，有朝一日放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抛弃这些倒霉的东西，理一理发，若无其事地悄悄回家，好在邻居面前略为保全颜面，也免得国容过分伤心，没料到是眼前这样一种场面。我急于摆脱，提出要给我爱人打电话，押着我的工宣队员用手一指说：“这不就是！”他指的是一直站在我身旁的一位妇女，憔悴瘦损，风也吹得倒。我怔怔地望着她发呆，半晌才认出是国容。我可怜的老伴，竟变得对面不相识了！
我回到家，满目凄凉，恍如隔世。客厅、书房都贴着封条，只保留了一间四壁萧然的卧室。在那样地老天荒的年月里，国容罗掘俱穷，没有拖欠国家一文房租。房管局的造反派勒令受审查的住户到局里认罪，对着毛主席的宝像，满满跪了一地，国容照样参加。她本来奉公守法，现在更谨小慎微，逆来顺受。那时不知有多少人家扫地出门，我仗着国容，出狱后才有这一片容身之地。
我虽然经国家的专政机关查明无罪在案，却依然是个无罪的罪人，每天到作协劳动，交代检查，一切照旧，也依然到处游斗，“特务”、“汉奸”的帽子向我乱扣。我释放那天，作协的工宣队事先把国容找去，向她严厉警告：我罪行严重，拒不交代，在监狱里逃避斗争，现在要对我实行群众监督，她必须帮助我彻底坦白。这对她显然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把她推到了绝望的深渊。
我和国容历劫重逢，怎么也没想到，她会发生这样剧烈的变化。不但容貌变得我不认得了，而且丧失了语言能力，说话诘屈聱牙，格格不吐，完全像洋人生硬地说中国话。她本来健谈，却变得沉默寡言。又学会了抽烟，一支一支接连不断，没日没夜，把自己埋在烟雾弥漫中。她绝口不谈过去的事，我一谈，她就用眼色和手势制止。有一晚，我靠窗坐着，窗上映着我头部的剪影，忽然一声锐响，我遭到了射击，没有击中，落在地上的是一粒小铅球，想必是邻家的孩子干的，那时这样的恶作剧很流行。国容惊魂甫定，轻声说：“我们给人家当作特务在审查，你知道吗？四面都有耳朵。”说时神情惨淡，和我泪眼相向，久久无言。我心里很难受，眼看她从肉体到心灵，都给生生地摧残了。我在狱中，最牵肠挂肚的，就是怕她受不了这飞来横祸的袭击，更担心把她也拘禁起来，有一次听到牢房里仿佛有妇女说话的声音，但也摆脱不了那恐怖的黑影。我当时心有所感，常常构想些打油诗遣愁，为此曾有一首七绝，表示祝祷：
君是亭亭白玉莲，皎如幽谷出清泉。
我自泥泞君自洁，应得人天别样看。
有一次我得到她送的新棉鞋，情绪激动，另有一首：
莫道苍生正苦寒，谪居犹得试新棉。
名流千百无归宿，我在人间大有天。
我把这两首诗写在纸上给国容看。那天我们谈得很晚才休息。将近破晓，我在睡梦中被一阵钝重的抨击声惊醒，开了灯，只见国容躺在长沙发上，用毯子蒙着头，我过去揭开一看，我一生也没有经过这样的打击，天崩地裂也不会使我这样吃惊。
就在我写诗的纸上，她写了两行字：“亲爱的，我们是无罪的。我先走了，真抱歉。”她把诗用橡皮擦掉了，只是还留着隐约的痕迹，可以看出她的平静和坚定。惨剧幸而没有酿成，又招来了新的罪愆，因为这是“自绝于人民”的万恶行为。声势浩大的斗争大会，还有缤纷的冷言恶语，鄙夷轻蔑的眼色。国容送到医院抢救，医院里也是造反派当权，不但得不到正当的治疗，还受尽了白眼。“人生到此，天道宁论”，这是古人身陷绝境时无可奈何的呼声，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贴切的语言，能表达国容和我当时的处境。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有施行酷刑的野蛮传统，而且擅长锻炼罗织，但也想不出像“自绝于人民”这样刁钻促狭、不负责任的罪名！
人间毕竟还有温暖，国容年轻时的学生，不少走上社会后各有成就，始终没有和国容断绝交往，即使在那样万难的时刻，这是很可感谢的。有一位学生听到这消息，对我直跺脚叹气，说：“我一直有预感，她的坚持是为了等你出来，你出来了，她可能要出事。”我后来才知道，她曾经割过腕动脉，只是为了不愿抛下我在不明不白的诬陷中独自挣扎，她才自己动手包扎，在生死一发间救活了自己。她就是这样的脆弱而又坚强！
一场风波刚刚过去，作协就宣布全体下乡，到松江辰山劳动改造。自从发生那场意外，我没有睡过一晚好觉。我实在不愿意国容一个人留在家里，但又身不由己。国容倒很镇静，忙着替我准备行装，等我动身，她决定回娘家，依靠她父亲过日子。
《圣经·创世纪》里说，礼拜天是上帝赐予人类万世的节日。劳动改造另有章程，改为每月集体回上海，集中过四个休息日，因为下乡的不但有牛鬼蛇神，还有革命群众和工宣队、军宣队，他们的家都在上海。国容每月可以回家和我团聚一次。在寒冬的一月，我休假前写信和国容约定，准时到家，却发现室空无人，到处是灰尘，情况很反常。我满心惶惑，坐立不安，不知出了什么差错。正想出去打电话，听见了叩门声，我赶快开门迎接，进来的却是我岳父。他满脸愁容，强作镇定，说国容隔夜还在准备回家，睡下以后，却一直没有醒过来，现在已送到第六医院。是什么原因，他也说不清楚。又一次晴天霹雳击中了我，我一时目瞪口呆，手足失措，六神无主。
国容在病床上只是昏睡，经过三天的抢救，也没有醒过来。我和岳父最担心的是她再一次想不开，但彼此心照不宣，害怕说穿。医生给她洗胃的结果，证明没有服用过什么药物，才撂下心里的千斤重担。但医生同时明显地暗示，病人很难有苏醒的希望。我不分昼夜陪着她，望着她宁静的睡容，时不时叫她几声，希望把她叫醒，她没有丝毫反应。因为痰多，喉头壅塞，医生给用了吸痰器，轰轰震响。我听着她艰难的呼吸，唯恐一口气上不来，心弦绷得要断。想起她为我所受的委屈，所做的牺牲，我再也忍不住流泪。
造反派立法森严，审查对象不许乱说乱动，走到哪里，就到哪里消毒，宣布身份。我像脸上刺着金印，在医院里到处看人眼色。我本来患痔瘘，下乡劳动又造成了痛楚不堪的脱肛，身心交困，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到第四天，国容依然昏迷，我的假期已经满了。我向工宣队请假，工宣队坚决不许。下乡的前夜，我整晚坐在国容的病床前，默默地向她告别。我深自歉疚，为什么那么卑怯，那么残忍，连给妻子送终的权利也不敢断然争取！岳父舍不得他爱怜的女儿，老泪纵横，劝我放心，他会来全力照顾。他已经为女儿料理后事，赶制了一套衬衣衬裤，说让她好干干净净地穿了去。我和岳父约定：万一国容不幸，就打电话或电报，我好赶回来给她送葬；如果病有转机，要尽快告诉我，但不要打电话电报，因为我再也经不起惊吓。
天毕竟比人宽厚——“天无绝人之路”：国容到第七天，终于奇迹似的醒过来了。我在辰山收到了她的亲笔信，字迹歪斜潦草，难以认辨，写的是：“我醒过来了，请放心。毛主席万岁！”——那时正在盛行“早请示，晚汇报”，文件报告，都得引用毛主席的语录，作为“最高指示”开头。医生确诊，国容患的是中毒性肺炎。一般的病例，昏迷过久，醒过来就会神志失常，记忆消亡，过去成为一片空白。国容醒过来，发现自己在医院里，她开口的第一句话是一个问号，说：“柯灵呢，他怎么不来看我？”她还记得我休假的事。护士指着我岳父试探说：“你看，这不是吗？”她说：“不，这是我父亲。”天可怜见！她还是国容。
我平生最怕烟味，也反对抽烟。国容沉湎烟癖的时候，我每月领到有限的生活费，总是先买好香烟，当作礼物送给她。因为我理解受难的灵魂需要缓解。经过一场大病，烟瘾自然祛除，使我感到欣慰。有一次我在辰山街上小店理完发，因为刚听人谈到吸烟的危害，就顺便到代办邮政的烟纸店里，就着柜台给国容写了封信，寥寥数语，敦劝她为了健康，万不要再沾香烟。刚写完，背后伸过一只手，把信抢过去了。我一回头，原来是军宣队的连长。他脸色铁板，和我作了如下的对答：“你出来干什么？”“理发。”他一瞥我刚刚清理过烦恼丝的脑袋：“请过假了吗？”“请过了。”“写信请示了吗？”“没有，是临时我想到的。”他看完信，向柜台上一丢：“以后写信，要经我们审查批准。”我默然，把信封好，扔进了邮箱。
国容的体质完全损坏了，在医院里躺了好几个月，才能勉强下床，但两脚已不能走路，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上楼下楼，都由我背着。
我刚出狱时，有朋友私下向我道贺，说：“你幸亏进去了！”那神情又像庆幸又像羡慕。我当时听了很不受用，心想你倒进去试试！但渐渐的也就释躁矜平，承认了这个欲哭无泪的事实。
十年一觉，噩梦总算结束了。像四十年前一样，我们又一度为振兴中华的美好希望所陶醉。国容在“四人帮”治下已被迫从工作岗位撤退，腿部致残，失去行动自由，但并没有损伤她对生活的勇气与信心。繁琐的家务并没有束缚她的身心手足，兴致勃勃地拿起笔，翻译了根据格林童话《灰姑娘》改编的英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的文学本，美国当代哲学家马修斯的名著《哲学与幼童》。在“文革”爆发前，她已在病中翻译出版了好莱坞《二十部最佳电影剧本》中的《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她的教学生涯结束了，但没有忘情教育。她翻译的作品内容，都和教育理想有血缘关系。
“事如春梦了无痕”，过去的阴影并没有破坏我们暮年的恬静心境，因为我们没有把这种惨痛的经历当作个人恩怨。但对大是大非，我们不能因年老而无所容心，因为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文革”现象是人类文明的奇耻大辱，决不许重演！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被反复引用得老掉了牙，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提了。但忘记历史，掩盖历史，终将受历史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