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
几乎是与我刚来北京的同时，就知道宣外菜市口这个地名，而且随后又实地来到了这个地方。但奇怪的是，至少从街面上看，并没有见到菜市场，甚至也基本上没看到卖菜的。在百思之后，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地方曾经是菜市的集中地，至于在哪朝哪代猴年马月最为兴盛，我迄今没有做出精确的考证。
因为，我历来最重的是感受和感觉，而不是考证。我自知不是历史学家与民俗学家。
但给我挥之不去的惨烈印象却是：菜市口是百年前的重要刑场，尤其是志士喋血一桩桩惨案的发生地。人们所熟知的是，1898年“百日维新”后戊戌六君子被惨杀就在这个菜市口，那位今天在影视屏幕上被乐此不疲展示不够的慈禧太后长指甲一点，义薄云天的汉子谭嗣同等六位热血志士就倒在了血泊中……不过我这篇短文说的是另一起惨绝人寰的菜市口的喋血纪录，那就是发生在公元1629年民族英雄袁崇焕惨遭诬陷被分尸于此的令人发指的事件。袁崇焕，以其岭南书生之身，在后金猖獗，明朝文武谈虎色变众皆畏葸之时，挺身而出，请缨戍守辽东，连获宁远、宁锦大捷，并将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击成重伤不治身死。可谓战功累累，是风雨飘摇的明末一颗匡扶颓世的将星。而恰恰就是明朝那个多疑猜忌的崇祯皇帝，中了后金皇太极的反间计，暴怒之下，不由分说，抗敌的功臣就以罪不容诛的“谋反”之罪遭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所以说，菜市口在百多年前乃至三百多年前好像重要的职能也不是卖菜，而时不时地，刽子手的刀口与人的颈项进行绝对不平等的对话；不管颈项的主人愿不愿意，是罪有应得还是完全冤屈。于是，在距今378年前，袁督师就面临着这场不容辩白的天地倒置的劫难。
按说，当时的情景应该是，凡有良知之人都不忍看眼前施行的酷刑，不是一般的斩首，而是“寸磔”或称“凌迟”之类，古代的奴隶主和封建统治者少有的“杰作”往往用在功高才盛和正气浩然之士身上。既是圣旨，有谁能违，连就近临街的鹤年堂药房老字号也一脸无奈，纵有灵验的千金妙方也救不了喋血的汉子。
这且不说，更可叹的是，当时京师的许多以“圣命”为准绳的愚昧臣民，面对至冤至惨的抗敌英雄，不仅没有表现出起码的同情，反而大呼小叫争抢向前，以钱币换得一小块袁将军之肉啖之为解气之举。如此看来，所谓“公愤”有时也可能被人诱奸；所谓的“轻信”还是因为宣布罪状的是金口玉言的至尊皇上。
我不知道袁大将军当时是怎样想的。如果他在完全昏迷之前，看到他所捍卫的京师士民“义愤填膺”地挥舞拳头奔他而来，他脑子里是一片空白还是欲陈无声？是总也“想不通”还是直到最后一刻终于彻底地恍然大悟？究是何耶？恐怕当今的常在电视上指点迷津的心理学大师级专家也只能是“也许”、“可能”如此这般地推测而已。
其实以袁督师的才智，他是应该早有预感的，却又为什么再一再二地出山，锲而不舍地义赴戎机？根据有记载的史料和传说，这与他的不容推卸的责任和岭南汉子特“拧”的性格有关。从责任上看，他这人很难隐居万里之外眼睁睁地看着入侵的劫掠者肆意蹂躏无辜而坐视不理；何况他焉能不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道理？至于是出于忠君还是殷于民族大义，这在当时的臣子心目中是很难截然分清的。但具体到袁崇焕这个具体人物而言，哪方面的意识更为侧重，最清楚的恐怕还是他本人，正如本文开头时所说的那样：我重在感觉与感受，而不是考据。何况对于几百年前在人脑子里的“活思想”，谁又能成为他心里的虫儿？但大的倾向当是可以理清的。
然而，袁崇焕肯定又和历史上许多竭尽可能力争一切机会以“实现自我价值”的自命者不同，他既不同于那个秦汉之间的韩大将军韩信，也不同于元明之间的胡惟庸、李善长之流。这些人的基本特征是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际，投身或追随自立为王者成就大业，以自己的才能和功业取得封侯之位，到头来却被天下已定的主子所处置。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是也。而袁崇焕恰是在原所在之朝岌岌可危、外敌气焰正炽的最险恶情势下，力挽狂澜于既倒，施展人所之不可能。按照常理，当事人根本无暇也无心去憧憬未来个人美妙之极的前景。此种精神价值，当然是汉初之韩信、明初之胡、李之辈所不能比拟。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才大功高历来为封建统治者所忌甚至寝食不安。其实，“近距离”与“更疑忌”是一柄双刃剑；“功高”与“剪除”也往往只有一板之隔。试想，纵然皇太极没有施用反间计，袁崇焕在崇祯二年逃过了一劫，但当真从根本上解除了辽东之患之后，就能保证“安全着陆”了吗？想也未必。只不过，韩信是被戕于未央宫钟楼内；胡惟庸、李善长等人被灭族于明都南京的刑场；而袁崇焕则被分尸于燕京的菜市口。
又是菜市口，那个几百年后提起来还令人心痛之地！
但历史就是那么邪门儿，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尽管多少才高功烈之士终被统治者所“解决”，但很少有人“接受教训”，从此不再“投身”，不再“涌入”，不再觅得平生以一展才能，“实现自我价值”。不论就其本人来说，动机有何具体差别，境界高低有所不同。也不仅是社会意识的惯性使然，也是人性的“燃点”所致。因为，不甘居现状，力图上进，不自埋才智，而期望开花结果；乃至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之类，都是。又怎能不寻求一定依托，合适的“平台”，所谓机会难得是也。难怪唐太宗李世民当年在长安城楼，见各路应试的举子风尘仆仆负笈前来，得意地顾左右言：天下举子尽入我彀中矣！
这位历史上还算开明些的“天可汗”是很有悟性的：他有意无意地把人们（尤其是士人）人性中的惯性和弱点看透了。
那时，他当然不可能预测到千年后还会有一个著名的菜市口！
谁说人的命运是公平的？那种喋喋不休的妙论，无非是教人空等“善有善报”的转机。其实，如果不是百年后清乾隆朝侥幸揭秘，袁大将军的冤案不永沉海底才怪！至于乾隆朝为什么要揭秘，是由于爱新觉罗·弘历“天子圣明”？还是出于对其先皇高超“谋略”的炫耀？还真不好说。但有一点，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与其祖其父一样神经兮兮大搞文字狱的乾隆爷，会是出于对历史“高度尊重”的动机才将昔日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
不过，无论其动机为何，揭示出来总比不揭示出来要好。不然，假如直到今天仍未得昭雪，我们如今经过菜市口，没准还会拉开史评家的架势，指手画脚地大讲特讲：370多年前，就在这里处决了通敌的“袁逆”，当时人们好不解气哩！
所幸，“菜市口”这个地名，如今也只剩下一个虚名。第一，它仍不是一个偌大的菜市场；第二，它早已不是行刑的场地。不过，它所带的这个“菜”字，仍不禁使人产生一点联想：旧小说中不是常常爱用“如砍瓜切菜一般”吗？还有，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大城市有个俚语叫“菜儿”，即不值一回事，垫底的货色罢了。这些多余的联想都怪不得菜市口，它绝不愿承担那份沉重。何况，今天的菜市口，早已拓宽成通衢的大马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貌。“鹤年堂”老字号还在，我想它肯定乐意以它货真价实的药效，一洗百多年前给此地造成的精神创伤，还大家一个全新的菜市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