筱敏
当“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幕启的时候，我是一个跳猴皮筋跳得还不错的女孩子；而当“革命”被宣告结束，但幕布却迟迟难以落下的时候，我已被划入莫须有的集团，和一群思考着的青年一起，品尝了所谓思想罪的滋味。那年月这种反革命集团遍地都是。“革命”在铲除了大批大批的敌人之后，却为自己造就了更多新生的敌人，这似乎有点儿喜剧意味，只是置身其中的人是不会笑的。从十一岁到二十一岁，这无论如何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吮吸和生长阶段。我确信“文革”的目的绝不是制作我这样的人，但我确是在那个时代生长的，吮吸那个时代的养分，无论这养分是来自至高无上的太阳，还是来自被踏入泥沼的垃圾。
回顾某个过去的年代似乎需要某种资格，而我没有，事实上我说不出我被什么席卷过，摧残过。我的父母太平常了，轮不到他们当“走资派”或“反动权威”；红卫兵运动时我小了几岁，根本不在那些刚刚进入变声期的中学生们的视线之内；我很早就做了学徒工，现在说起来当然要算童工，但那时没有这个说法，只站在大街上踮着脚尖，欢送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而我自己因被遗忘而得以幸免……我一直被革命搁置一旁，我想，我算得上是这场风暴的边缘人，假如这场持续十年之久的风暴也能遗落边缘人的话。
我至今记得一九六七年夏季，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我和姐姐在紧闭的玻璃窗下看《红岩》，她看得太快，我只能在书页上胡乱捕捉一些鲜亮的字眼，时而默读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未及回想它的音调，书页已经翻过去了。于是，《红岩》在我眼里，一直是断断续续的鲜亮刚烈的字眼，从来不是自然连缀的故事。天色暗下来，我们放下书走到廊下，发现天空中飘飞着许多东西，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气势，颜色十分丰富。
姐姐说：“是飞机撒传单了！”
我很兴奋，跟着姐姐跑出去捡。那些日子我们不止一次看见过军用飞机飞过我们的楼顶，看见过从那巨物中播撒到天空的五色纸片。
革命的通常形象，是激昂的街头演讲，漫天飘飞的传单，号角，歌声，接下来是血。这些与我们所见的情形都是吻合的，只是我们无法辨认其内里的区别。比如这场革命，竟然出现军用飞机抛撒传单的壮观场景，便是以往的革命所未曾听闻的。
我和姐姐一路追去，风雨中有一种兴奋莫名的情绪。我对那年月时常遇见的传单里的内容并无兴趣，我读不懂，更不知道这张与那张的对立，它们使用的字词句其实都是一样的。我迷恋的只是张开两臂奔跑，而后抓住空中一片飘飞之物这样的情景本身。
那天我们没有拾到什么，那些铺天盖地的飘飞物狂暴地舞动之后，很快消失了。我不记得那天晚上我们是否读完了《红岩》，只是觉得身体里有一种鲜亮的亢奋，因为那天晚上一直没住的风声。
第二天早晨，我们照例在蒙蒙亮时爬起来，赶往市场排队买菜，却看见市场边上那一大片民宅被抹平了。是抹平，不是倾塌，我似乎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一片开阔地，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一片天空。就是昨天，龙卷风席卷了这里，瞬息之间，许多在这里栖息生养的人家就不复存在了。昨天空中飘飞的不是传单，而是这些人家屋上的瓦，灶里的柴，壁板，席，四季衣衫……在我们边跑边叫去追赶的时候，正是一场恐怖的惨剧发生的时候；我们惊叹风暴铺天盖地的气势，只是因为我们不过处在风的边缘。
我看见一位妇女跪在没有墙壁围绕的红砖地板上，在废墟中翻拣，她没有哭，这种时候眼泪有些奢侈，她需要找到她的锅，或者一只碗，她得继续活下去。
曾撰写《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的法国教士、宪法理论家西哀耶斯，被后来的人们问道：你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时期做了些什么？
他回答说：我活过来了。
活过来。这是从一碗菜汤，半间席棚开始的琐屑的事情，还有活下去的愿望。这种愿望有时强健有时纤微，然而她一直接续着。活过来的未必是最优秀的，但他负有活过来的人的责任，上帝只能把此后的使命交给生者。
我是在那样一个不正常的时代长成的，这在同代人聚首回顾的时候，往往被哀叹为不幸。但是，纵观中国近百年现代史，又有哪一代青年享受过所谓正常呢？
我们失学。一直领着我们不许旁顾的星星火炬突然灭了，一个惊慌失措的声音说“解散”。我们发现这是一片荒野，空荡荡的，可能分布着一万条道路，但没有任何一条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我们习惯了等着一个声音说“集合”，但是再没有了。革命把我们扔在不知其名的地方，然后就忘记了，因为我们既不是革命的力量，也不是革命的对象，所以我们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我们从覆满任何一面墙壁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上继续学习识字和造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样一些躁动的、颇具英雄主义的句式，肯定在我们身上点燃了某种惟少年人所独有的东西。理性是在成年以后生长的，而少年时代只生长情绪。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斗倒斗臭，油炸，绞死，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牛鬼蛇神，狼子野心，狗崽子，狗杂种，砸烂他的狗头，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现在，我记不清我是怎样对这种组词造句方式习以为常的，就像今天我不明白我的儿子怎么能面对充满暴力的卡通片慢慢地吃饭，每天屏幕上的打手都在冲对方大叫：“去死吧！”这时我总是胃部痉挛，而孩子却并不因此放下饭碗。
我看见过跳楼自杀的“有问题”的人，这个人是刚刚还跟我们一同捉迷藏的一个伙伴的母亲；我看见过姐姐去放大一个十五岁女孩的遗像，她是死于她同学的匕首之下的，因为他们对不明就里的理论持不同观点；我看见过电线杆上吊着的尸首，胸前悬挂的黑牌早晨是一个罪名，晚上是另一个罪名，只是没有人知道这一个真实的人的真实姓名；我看见过沿街的楼顶架起了机枪，夜里听着对峙的双方在互相喊话，都喊着“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接着就互相扫射起来，子弹的弧光在窗外的夜空灿烂飞舞，姐姐把我从床上拉起来，整夜蹲在窗根底下躲避流弹；……我听到过很多血腥的故事，而我无力讲述这些故事。
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某一只手的翻覆所能制造的闹剧。没有谁在回想自己少年时代的时候，可以毫不动情地鄙夷那个时代的。
我用注视正剧的目光注视我成长的时代，虔敬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基本素质。我的身量矮小，尽管踮着脚尖，也无法看到舞台中心的情景。除了在晃动的缝隙中偶然一瞥，我所看见的只能是飞扬到半空的事物，并藉这缤纷的色彩编织我想望中的剧情。于是我自己的园地中长起一片初生的小树林：巴黎公社，乌托邦，伊加利亚共产主义……这一切，就跟众多的童话故事在讲述了主人公历经艰险和苦难之后，必定结束于“从此以后他们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一样，让人在生活的惶惑中，时时紧抱美丽的幻想。如同幼儿需要童话的喂养，一种对社会生活的幻想适时地出现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从不认为是一种不幸，尽管成年以后，谁都会明白童话和幻想不是真的。
任何一场以民主和社会平等为号召的革命，都可以使民众成为充满幻想的少年。我不认为任何一个简单的标签，例如“浩劫”，或者“权术”，就可以把一个民族的一段重要历史摁进某个凹陷处，使人们的目光可以冷漠地从那里一掠而过。一如洋学者所说：“到目前为止，文化大革命一直被作为一个简便的标签用来描述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这一时期，但还没有对它本身的含义作进一步的探讨。”因为当我们的学者注视它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羸弱无力，于是便把视线挪开了，结果那简便的标签就成了有效的封条。
我绝非学者，只是在回想自己的少年时代的时候，我同样有一种心衰力竭的感觉。我所能拾起的，只是一些十分琐屑的粉末和碎片，照此逻辑，我只能长成粉末碎片。但我希望会有某些反逻辑的事情发生。
那个非常的年代，我在干什么呢？我在跳猴皮筋；爬树和翻围墙；弄一些大小纸盒子养蚕和小兔子；一听说哪里发生了武斗事件，就满城乱跑去找我姐姐，看她是不是还好好地活着像早晨出门的样子。接着，物质特别匮乏的时期开始了。我每天不断地去排队，为煤、柴、鱼肉和菜、红糖和粗盐、肥皂、火柴、不要布票的人造棉布……我学会了识别野菜和朽木上长出来的木耳，学会了做煤球，晒白菜干，腌制腊肉和咸鸭蛋，在没有阳光的屋后筑起栅栏，养鸡和种葱……我在长大，就像我的小鸡在长大一样，但没有人像我注意小鸡脱去绒毛的过程那样，注意我在什么时候开始变声，甚至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样，在我满十四岁的时候，就去当学徒工，开始我理想中从不允许的庸常生活。机械，枯燥，卑微，无足轻重。此后十四年的做工岁月，使我充分理解了“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含义。
我是在爬树和翻围墙的日子里，开始了我杂乱无章的阅读的。阅读事实上构成了我最重要的生长经历。少年时代远离电视这种信息强权的怪物，也算是我们的一大幸运。
现在的知识者一致断言，我们这一代被荒废了，因为我们成长于一个文化沙漠时期。然而，当我进入阅读之中，焦渴地四处窥探、张望，竟慢慢地靠近腹地的时候，我学着知识者的观望方式回首一瞥。我发现知识者的断言也并非全对，他们习惯上是不检视他们自身的。我以为我们的上一代人（常常正是他们对我们摇头叹息）也并非就享有了水草肥美。其实文化的沙漠期早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之前的很大一片封域里，我们都看不到一株独立生长的大树，几丛被不断修剪的灌木，星点随季节来去的花草，是构不成绿洲的。这其实是一场沙暴得以瞬息覆盖全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任何一位知识者，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沙漠期的形成，都负有责任。
我们不再能找到一名知识分子，这些本该充当社会的良心和理性的人都噤声了，不仅噤声，可能真的已经消失了。事实上，不再说话的知识分子，与根本就不存在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现在只愿意为此控诉强权，却不愿为此检视知识者为反抗强权做了一些什么，承担了一些什么。
我们与人类文明史中的所有先哲都隔断了，禁锢于一个孤岛，空气中充满硫磺味，我们不知道与此同时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具有人的尊严人的品格的思想者正在思考什么。我一边怀着犯禁的快意读那些“毒草”，其实大多不过是按我们熟悉的规程成长或修剪过的向阳花木而已，有一些人在活动，但没有独立的个人。违禁尚且如此，那么，顺理成章，另一边就只能读侵占了所有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忠”字。我没有注意到那一个转折是怎么开始的，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似乎一夜之间，所有的墙壁都涂红了，“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取代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无限忠于……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取代了“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强调绝对献身于领袖的“忠字化”热潮，在这十年中最具闹剧意味。忠字牌，忠字舞，表忠会，渗透每个家庭的每日必行的忠字仪式。顺着这般着了魔的惯性一直滑下去，我们终于错愕地发现，这场以热情赞美巴黎公社的群众民主为开场锣鼓的革命，竟然以称颂秦始皇的集权专制进入尾声，这对于每一个尚记得“共和”二字本意的公民，都是残酷的嘲弄。
上夜班的夜晚，我偶尔瞥一眼窗外昏黑的城，便有一种无端的惊恐。睡去了的城是很荒凉的。那些轮廓不清的民宅，连片成群，茫然地，疲弱地，漂浮在夜的死海之中。没有岸，也没有岸的消息，只有一些无常莫测的阵风。偶尔从某个小窗中透出一星灯火，便给我许多想象。以为那里该是有一位夜读者，有一位思想者，手持一部来自别一世界的书，书中有七十二条星状散开的道路，或者有一把坚忍顽强的种子，能即刻在荒漠之中沙沙成林。
那是我最为孤独郁闷的时期，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郁闷。作为个人，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没有发饰，没有一支能唱给自己的歌，没有师长，没有毕业纪念册，没有充饥的读物，也没有个人的梦想或前途。我们早已自觉地把自己放置到人民那里。然而，我不知道人民是怎样从那片轮廓不清的民宅中悬浮起来，成为一个虚构的整体，成为一个强横的巨枷，动辄就把一个人铐在枷内了。这是一个以人民的名义压制个人的时代。正因为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压制，所以我得知有无处不在的个人在顽强生长。
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在龙卷风的边缘兴奋地追逐飘飞物的小女孩了，但那个风雨交加的日子里读到过的一句诗我却记忆很深——“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要把这被颠倒的乾坤扭转……”
我不可能不去寻找。
长期听不到知识分子的声音，对于一个民族是毁灭性的，对于生长着的青年更是毁灭性的，我们难以忍受如此可怕的毁灭。绝望迫使我们自己出来充当知识分子，充当社会的良心和理性，尽管我们知识匮乏。
于是，一九七四年深秋的某一天，我在街头看到了那张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文化大革命残延到了这个时节，大字报早已不再时髦，早已在驱除清扫之列，因为它扰乱了全国统一的唯一的声音，而这个声音每日每时都在宣称它的至高无上，它绝不允许出现哪怕极其微弱的旁的声音。
然而，那张有违时令的大字报无疑是一个异端的声音。民主与法制，必然与无限忠于绝对权力是对抗的。
我站在人群里，默默地读完了它，走出来。接着又回到人群起始的一头，再次从第一个字开始。天昏暗下来，人越聚越紧。有人划着了火柴，这边的一支熄了，那边的一支燃起来（那时的火柴是凭票限量供应的）。一个女孩一手扶着一位老者，一手举起手电筒，一字一字念给半盲的老者听。人群慢慢挪动。
离开人群的时候，我才知道下雨了，深秋的冷雨，细细的，斜飘着。“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我想着这句话，在细雨中站了很久，这一刻我觉得自己不仅愿意承当，甚至是渴望厄运。
我没有坐上公共汽车，就跑，就翻围墙回家。父亲等在门口，刚一开门就厉声训斥我，因为我一向按时回家，按时为父母盛饭，因为我今天第一次晚归。我湿淋淋站着，流着泪，一句申辩也没有。父亲此时已经身患绝症。面对一辈子勤谨驯顺的父母，我突然生出一种怜悯，我觉得他们那么弱小，而我已经成人。或许我真的要成为这个家庭的叛逆了，这一年我十九岁，这是一个叛逆的年龄。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在那个强制噤声的时代，舍身站出来说话的青年人是很多的，而且许多正是当年紧跟统帅的红卫兵，只是因为迅速而有效的镇压，我们彼此难以听见。
是文化大革命教给我，一个有责任感的青年应该开口说话；也是文化大革命教给我，一颗忠顺的螺丝钉必须自觉噤声。但前者对我的影响更深入一些。所以我说话，虽然极其微弱，并不足道。于是我成了“反革命”。
像毛利人的少年必须经受住三名成年男子的挑战，秘鲁的少年必须跳过一座悬崖，墨西哥的少年必须负巨石泅渡海峡，以证明他们的成年一样，这是我的成年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