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三十年散文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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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蜡炬成灰——痛悼杨述

韦君宜

杨述已经去世了,寂寞地死了。他想做的工作没有做成,他想写的东西也无力写出,就此结束了他难以瞑目的一生。使生者心里的缺憾永远无法填补。

三十九年天天在一起的人忽然没有了,这是很难使人接受的。我翻他的抽屉,翻出他亲手包得好好的一包一包笔记本:政治学习笔记、日记、抄古人的诗、抄天安门的和流传的反“四人帮”的诗。我想整理整理,为他写一点东西,但是千头万绪塞在我胸口,再也无法用三两千字把它说出来。

我第一句要说的是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入党四十三年,以能作一个党员为生平第一要事。除了为党工作,他再没有什么别的要求,也没有业余嗜好(除了写点旧诗)。为了服从党的需要,他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家庭、母亲、哥哥,和知识分子通常最珍视的个人成就(他原是搞历史的,有过写中国社会发展史的计划)。为了放弃自己的研究计划(那是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反共高潮已经开始),他写过两句诗:“已悔名山不朽业,意坚志决报邦家”。邦家指的党,意思是为了党,愿意放弃自己“名山事业”了。他把自己的家庭也献给了党,从中学时代开始,他就用自己刚刚懂得的革命道理去影响寡母和兄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抗战开始时他竟把全家老幼都从家乡江苏淮安动员出来,从老母到兄嫂弟妹侄儿全体参加了革命,全部家产拿出来作了党的经费。老母最后穷困难以生活,哥哥被国民党捉去,英勇牺牲。这一切,他都视为当然。

在“四人帮”肆虐的那些年代,大家稀里糊涂被停止了党籍,有的同志气愤之极,就宣布:“看开了!由他们搞去吧。”有的同志受不了侮辱冤屈,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有的同志找点闲活干,打发那难熬的岁月,杨述则是另外一样。

他一开始挨了毒打,下了干校,病中仍从事劳动。可是他并没有被关进监狱,而且从一九七三年起已经发还了他的冻结存款,恢复了工资,生活并没有困难。只有一条,不给他做结论,不恢复党籍。他就为此整日整月整年的忧愁,终于弄成了一场大病。在做结论以前,脑血栓已发作过四次之多,他不能忍受的是他心目中最要紧的党不承认他是党员。

一九七三年以后,他天天东奔西走,去了解“组织上”对他们这伙人到底是从宽还是从严。一会儿听说开这个会议有这么一种“杠杠”,一会儿又听说定出了另一种“杠杠”,他把那些一概当作党的意图看待。听见就记,见了就抄。一见那种开除党籍给以生活出路的“杠杠”,他就气得发抖,说:“我要那生活出路干什么?”他说:“只要能恢复党籍,咱们就宁可全家搬到女儿插队的云南边疆去,全家老小去插队。”

最初我也劝过他:“急也无用。找点事情做做,静以待时吧。”但是他偏不,就是急。看着他每天咄咄书空,我心中不忍,只得帮同奔跑,算是聊以分忧。到现在数一数,申诉书足写了五十多份。就这么苦苦熬了十二年。身体拖垮了,脑子弄坏了,有人劝他:实在没有必要这样认真,白搞垮了自己。有人说:对这种世态,只有玩世不恭才是办法。他却无法接受。到了后期,他未始不知道当时把持着党权的是些什么东西,也在家里愤怒地向人揭那些坏蛋的老底,也知道申诉上去只能落在他们手里。但是,他总觉得党是个最神圣的徽号,代表着人类的希望和理想。能否在党内,这决不能不认真,怎么样也得认真对待。他这种无效的认真努力常使人觉得可怜。当然,也会有人觉得可敬。

好容易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才算解决问题,恢复了组织生活。他高兴地写了一首诗道:“十一月里风光好,岁月蹉跎人未老。回首夜来风雨声,名花沦落知多少?”他在高兴自己终得解决问题,还能为党工作,同时惋惜那些未能熬过这场劫难的同志。我记得他当时那个样子,天天打电话给这个给那个,邀请人家来吃饭,家里简直开了流水席。然后他离京休养了一趟,回来就要求工作。可是实际上,他的一部分脑神经已经被血栓压得坏死,开会都没法发表多少意见,已经很难工作了。

不能工作,他自己却不肯承认。还总说:“我要工作,我能工作,有这样的好形势我怎能不工作?”于是又开始了第二度的奔走,为工作而奔走。他去找人,拄着拐棍去爬楼,那样子引起别人的同情。也有人觉得真奇怪,人已病到这样,问题又已经解决,职位也算有了,还不歇歇,是为什么呢?但是他不。别的他什么也不要,孩子考大学,由他们自己考去,房子还住着原分配给的房子。在死前一年半,人已经走不动之后,还由孩子扶着去听报告,自己写悼念战友的文章。到脑血栓发作第五次之后,他到青年运动座谈会上去作过一次长篇发言,那是他一生的主张——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的青年运动在革命史中的作用,应该充分重视。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在革命的早期觉悟不足,革命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应当在党史中写够。为了这篇发言,他在家里先断断续续讲了一遍,录下音来,然后叫女儿整理成稿,他再拿着稿到会上去正式发言。他在常常在家里都说不出几句话的情况下,这次竟讲了一个多小时,回来又自己把稿抄写改正。当我看见他的手稿的时候,见每行字都一溜歪斜从左向右歪下去——他已经写不成横行了,但是还在努力写着。这光景使人看了落泪。这种干法是医生所不允许的。第五次脑血栓发作住院时,他在病房里看《青春漫语》的校样,医生就来禁止过。可是,只有这样做事情他才高兴,禁止他做他就发火、发急。而发了火也会加重病况,只好让他干。这是叫人眼看着而束手无策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着他最后这一年半的生涯。

他死前三个月,还发出一本稿子《一二·九漫语》。这原是他的旧作,我看他实在无力整理,便由我代为整理,但是他仍不放心,一定要自己看,然后自己又加一段:“鲁迅与一二·九”,还跟我说:“这段材料过去很少人知道,你也不知道。非加不可。”

直到他去世前一个月,已经是一天说不出两三句话,呼叫人都以“喂”代替了,但是还天天看报、写日记。他写的最后一行日记是:“五届政协第三次会开,邓小平致词。”到最后一次发病的当天还在说:“我的病能好。”还在椅子上做手脚锻炼。我完全想不到他的生命即将停止,出去替他请针灸医生,回来跨进门已经看见他倒下了——从此永远不能再起来了。千呼万唤,他已再也不能言语。在家护理他的保姆告诉我:他在我出门后是一直坐在桌子跟前,打开抽屉翻笔记本的,不知想整理什么东西,忽然头一歪,就倒在了藤椅上。他的一生啊,就这样在自己没有准备的状况下结束了。他是一根蜡烛,有一点点烛心就要燃烧,一直燃烧到完全成为蜡泪为止。

我一直觉得他的案子太冤枉,他这个人又实在太迂。现在已经失去了这个人,我才感觉到了他的值得珍贵,好像他日日夜夜仍在我身边。过去,他睡得早,我睡得晚,经常是我坐在写字台前,他睡在我背后的床上,一会儿就叫我一声。现在我又坐在写字台前,好像他仍然在我背后,看我在干什么。但是,这是幻影。我默默咀嚼着自己的苦痛,只能希望在幻影中间他那认真的目光能够帮助我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