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中国经济热点前沿(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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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资源与生态环境

(一)资源耗费与经济增长

毋庸置疑,能源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之一,而且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齐绍洲等实证分析了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与能源消费强度差异之间的关系。对1995~2002年东西部多个省份的数据,使用滞后调整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中国的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不发达地区的人均GDP差异存在收敛,随着人均GDP差异的收敛,西部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也是收敛的,但收敛的速度慢于人均GDP的收敛速度。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差异每降低1%,会导致西部与东部地区能源消费强度的差异减小0.4870%。第二,不同西部省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能源使用效率是提高还是下降存在差异,其中陕西、云南、河南、安徽、四川、湖南、广西、江西等8个省份在经济增长、缩小与东部地区人均GDP差异的过程中能源的使用效率在不断提高。而山西、宁夏、青海、贵州、内蒙古、甘肃等6个省份在人均GDP增长的同时,能源的使用效率在下降。这说明部分地区(主要是西部部分省区)仍在走一条高能耗的发展道路,而当前传统能源存在着一定的供给压力,区域经济发展方略必须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同时在区域产业转移进程中,西部地区特别要注重引进资源使用效率较高的产业。

(二)资源耗费与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机制包含双重含义:第一,正常使用资源过程中自愿对资源提供者进行合理的货币支付,这是商品交易行为;第二,使用资源时对资源造成破坏而进行的惩罚性补偿,这是带有惩戒性质的处罚行为。

金艳鸣等基于2002年贵州、广东和中国其他地区的资源-经济-环境社会核算矩阵(SAM),建立了三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分别模拟在电力生产环节和电力消费环节征收生态补偿税对贵州、广东和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环境和能源消耗的影响,并考虑了税收的不同返还方式对地区经济的影响。第一,按照“受益者付费”原则,在电力消费环节征收生态补偿税,以不同税收返还方式建立区域间生态补偿机制。当税收以污染治理补贴返还时,各地区污染治理水平显著提高,全国经济受到的负面影响有所改善;当税收作为节能技术投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时,各地区的实际GDP均有所增长,而能源消费量和污染产生量下降,获得了“双重红利”的理想效果;当税收以所得税减免的形式返还给居民时,在减少污染排放、降低能耗方面与前两种情形结果相近,而居民福利收益相对前两种返还方式有所提高。第二,按照“破坏者受罚”原则,在电力生产环节征收环境税负。在电力生产环节征收生态补偿税对各地区的经济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地区差异显著。广东省利用自身的贸易优势可以减少生态补偿税费对它的损害,实际GDP略有上升,因为贵州省的经济落后,消费者和贸易市场对商品的价格变化非常敏感,抵御冲击的能力有限,所以贵州省受到的负面冲击最大。因此,我国应该以差别环境税率协调地区经济发展,采取转移支付办法,根据自然条件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地区生态补偿。

徐大伟等人则测算了黄河下游地区居民对上游地区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和当地生态环境价值,并利用支付意愿价值的评估进一步探讨黄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的生态补偿经济政策机制。他们认为,在大河流域,由于环境资源产权界定或权利的初始分配不同,造成了流域上下游事实上发展权利的不平等,往往是环境的保护者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却没有相应的回报,而资源的受益者并没有支付相应的成本,所以需要一种补偿机制来弥补这种权利的失衡,对生态环境保护产生的正外部性进行实际补偿。研究以黄河流域下游地区的郑州市为例,按照郑州2005年实际家庭户数和人口数量指标进行测算,当地受访者支付意愿WTP的中位数为20元/户·月,平均数为38元/户·月,按累计频数分布测算的WTP为43.195元/户·月,经Spike模型修正后的WTP为24.2元/户·月,郑州市WTP值在5亿~11亿元/年之间,即郑州市居民对黄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支付意愿值至少为每年5亿元人民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对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保护存在着一定的支付意愿,政府应该充分调动各方力量进行环境保护,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使资源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相应的支付或补偿。

(三)环境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给古勒其以内蒙古自治区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作用机理,并对其相互作用进行定量分析,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国民经济与环境污染关系模型。研究发现内蒙古自治区当前的生态环境系统极为脆弱,草原退化、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气候干旱化、水资源总量减少、森林资源锐减和土壤肥力衰退等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内蒙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国民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定量分析,发现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排放均呈上升的趋势,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导致人居环境的恶化,还从资源约束的角度限制了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