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背景”
宣公二年，晋国的赵穿在桃园杀害了晋灵公。当时的赵盾正准备逃亡，还没有逃出国境，又返回来了，并且派赵穿到周朝迎接晋成公即位。
晋国的史官董狐就这件事记载说：“赵盾弑其君。”赵盾说不是自己杀害国君的，董狐说：“逃亡又不越出国境，返回来又不讨伐叛贼，不是你又是谁杀害国君的呢？”后来的孔子也说：“董狐是古代优秀的史官，记载的笔法没有隐瞒。赵盾是古代优秀的臣子，可惜，因为法而受到了恶名。如果越出国境就免除了恶名。”
昭公十九年，许悼公患疟疾，但因为喝了太子止进呈的药而死了，太子于是逃奔到了晋国。于是史官记载说：“太子杀害了君父。”
东莱先生认为赵盾本来就应当受此恶名，不存在所谓的“因为法而受到恶名”。而许国太子止由于进错了药而害死了君父，这就是杀害了君父，也不是“因为法而受到恶名”。
“原文”
手有高下，故委轻重于权[1]；目有憎爱，故委妍媸于镜；心有偏党，故委是非于圣人。天下之所以归诚委己，惟圣人之听，何也？至公而可以裁天下之不公也；至平而可以揆[2]天下之不平也；至正而可以服天下之不正也。中天下而立，并受万世是非之讼，天高海澄，众理自见。不为颜、闵[3]而损毫发之过，不为跖、蹻[4]而增锱铢之恶。苟持衡不定，轩轾靡常，则何以为万世公议之主哉？
“注释”
[1]权：秤。
[2]揆（kuí）：揆度，测量。
[3]颜、闵：颜回，闵子骞，都是孔子贤能的弟子。
[4]跖、蹻：都是古代的大盗。
[5]轩（xuān）轾（zhì）：高低，优劣。
“译文”
手有高低的偏差，所以用秤来测量轻重；眼睛有不同的爱憎，所以凭借镜子来映照容貌的美丑；内心有所偏爱，所以依据圣人来判断是非。天下的人之所以推心置腹，只听从圣人，这是为什么？最公正的可以裁断天下的不公正，最公平的可以揆度天下的不平，最端正的可以信服天下不端正的。在天下保持中正的姿态，全面接受万世是非的争论，就像天一样高，像海一样清，各种道理自然显现，不会因为是颜回和闵子骞而减损他们一丝一毫的过错，也不因为是盗跖、庄蹻而增加他们一点一滴的罪恶。如果所持的标准是不定的，高低无常，那么怎么可以作为万世公议的主宰呢？
“原文”
左氏载赵盾之弑君，托为仲尼之言曰：“为法受恶。”吾窃意非仲尼之言也。盾果有恶，岂容其辞？盾果无恶，岂容其受？操赏罚之柄者，但当核其有无耳，岂论辞受之地哉？今言“为法受恶”，是盾本无弑君之恶，作史者为法而强加之，盾亦为法而勉受之耳。宁有圣人肯许秉笔者辄加之以恶乎？圣人果许秉笔者加人以恶，则万世是非之衡，至是而挠[1]矣。法为罪设者也，无疾则无方，无罪则无法。若谓盾非弑君，特为法而受恶，则罪与法岂两物耶？自斯言既出，而赵盾之事始为后世所疑矣。盾之弑君，本无可疑。灵公之殒，虽假手于赵穿，然桃园之难不作于盾未出奔之前，而作于盾方出奔之后。盾身朝出，穿变夕兴。盾若不奔，穿亦不弑，是弑君之由实起于盾，穿特为盾役耳。
“注释”
[1]挠：弯曲，屈服。
“译文”
左丘明记载赵盾杀害国君，假托是孔子的话说：“因为法律而受到了恶名。”我私下认为，这不是孔子的话。赵盾如果真的有罪恶，难道能容忍他推辞掉？赵盾如果真的没有罪恶，难道能让他蒙受恶名？操持赏罚的权柄的人，只应当核实事情的有和无而已，难道这里是议论推辞和接受的地方吗？现在说“因为法律而受到了恶名”，这就是说赵盾本来没有杀害国君的罪恶，是记录历史的人强加给赵盾的，赵盾也是因为法而勉强忍受罪名而已。难道圣人肯容许操持史笔的人强加给他罪恶吗？圣人果真容许操持史笔的人强加罪恶，那么万世是非的标准，到这里就被弯曲了。法是因为罪恶而设置的，没有疾病就没有药方，没有罪恶就没有法。如果说赵盾没有杀害国君，只不过是因为法而受到了恶名，那么罪恶和法难道是两种东西吗？自从这种话说出来以后，赵盾的事情开始被后世的人怀疑了。赵盾杀害国君，本来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晋灵公被杀，虽然是借赵穿的手，但桃园里的祸难不是发生在赵盾出奔之前，而是发生在赵盾出奔之后。赵盾个人早上逃出去，赵穿的变乱晚上就爆发了。赵盾如果不出奔，赵穿也不杀害国君，这样，杀害国君的缘由，实际是起于赵盾，赵穿只不过是被赵盾使唤而已。
“原文”
使穿专弑君之谋，则事捷之后，当席其威而窃国灵[1]，何有于一亡大夫，复推之秉大柄乎？则穿之弑，为盾而不为己，明矣。盾闻君弑而亟反，不惟不能讨穿，又遣迎新君以固其宠，是德其为己[2]用而阴报之也。卒为将犯阵，及其成功，必曰将破敌，而不曰卒破敌；奴为主推刃，及其论罪，必曰主杀人，而不曰奴杀人。穿既为盾弑君，盾虽欲辞弑君之名，得乎？既不可辞，何名为受？董狐书之，仲尼因之，皆以正法而治盾之实恶，不闻有所谓“为法受恶”者也。后世误信左氏，遂以为真仲尼之言，乃谓圣人之笔，固有名诛而实贷，文抑而意扬者。
“注释”
[1]国灵：国家的政权。
[2]德其为己：德，感激。
“译文”
如果是赵穿独自谋划了杀害国君，那么事情成功之后，应当坐在这种威势上，窃取国家的灵位，为什么对待赵盾这样一个逃亡的大夫，却又把他推上了秉持大权的位置呢？那么赵穿杀害国君，是为了赵盾，而不是为了自己，这是很明白的了。赵盾听到国君被杀就急忙返回，不仅没有讨伐赵穿，又派他去迎接新任的国君来加固他的恩宠，这是感激他为自己出力，因而暗地里报答赵穿。兵卒为了将军而冒犯敌阵，等到成功了，必定会说是将军破了敌阵，而不说是兵卒破了敌阵；奴隶为了主子而杀了人，等到确论罪刑，必定会说是主人杀人，而不说是奴隶杀人。赵穿既然是为了赵盾而杀害了国君，赵盾即使想推辞杀害国君的恶名，做得到吗？既然推辞不掉，怎么说是蒙受恶名呢？史官董狐这样记载，孔子也这样因袭，都是按照正义之法来惩治赵盾实际的罪恶，没有听说过所谓的“因为法而受到了恶名”的人。后世的人错误地相信左丘明，于是认为真是孔子说的话，便认为圣人的笔法，本来就有名义上诛伐而实际上宽恕、文字上贬抑而意义上赞扬的情况。
“原文”
沿及许世子止之事，亦意以其非亲弑，附之于“为法受恶”之义。抑不知杀人之情，有谋有故，有戏有误，谓之杀则同也。杀人之具，有刃有梃，有醪有药，谓之杀亦同也。世有误以药杀人者，等之于成劫[1]屠剥辈，刑辟[2]轻重固有间矣。然不谓之杀人则不可。许止误进药，不幸而杀其君，虽视商臣、蔡般[3]之恶，相去不啻千万，至于弑君之名，安得而不与之同乎？书其弑君，盖法所当然，亦非所谓为法受恶也。
左氏托为仲尼之言，误后世如此。抑其间又有甚纰漏者，益知其非圣人之语焉。董狐责盾之两言，深中其肝膈之隐。所谓“亡不出竟”者，盖责其迁延宿留，潜有所待，以为与谋之证耳。曷尝谓在竟内则有罪，在竟外则无罪乎？左氏不达狐之意，复托仲尼之言曰：“惜也！越竟乃免。”审如是，则后有奸臣贼子如盾者，逆谋既定，从近关出候于竟外[4]，闻事克而徐归，遂可脱弑逆之名矣。是为奸臣贼子画逃罪之策也，夫岂圣人语耶？
“注释”
[1]成劫：成，一贯，经常，总，义同“成日”之“成”。“成劫”即义近于惯犯。
[2]刑辟：即刑法。辟，法。
[3]商臣、蔡般：即楚国太子商臣和蔡国太子般，他们都以太子的身份杀害了国君，分别见文公元年、襄公三十年。
[4]竟外：同境外。
“译文”
延续到后世的许国太子止的事情，也认为他没有亲自杀害国君，把这事附会到“因为法而受到了恶名”的道义上。却不知道杀人这样的事情，有阴谋杀害和因故杀害的，有戏杀和误杀的，说它们是杀害，则是一样的。杀人的工具，有刀和棒，有酒和毒药，说它们是杀害也是一样的。有的人误用毒药杀了人，把这样的人和一贯抢劫屠掠的人等同起来，刑法的轻重固然有差异，但不认为这是杀人，却是不可以的。许止进错了药，不幸杀害了自己的君父，这虽然和商臣、蔡般的罪恶比起来，相差不止千万里，至于杀害国君的罪名，怎么能够不是一样的呢？记载他杀害了国君，这样是合法的，也不是所谓的“因为法而受到了恶名”。
左丘明假托是孔子说的话，迷误后世的人竟然到了这种境地。但其中又有纰漏相当大的一些地方，让人更加知道不是圣人孔子说的话。董狐责备赵盾的那两句话，深深击中了他的隐衷。所谓“逃亡却又不越过边境”，大概是责备他犹豫徘徊，默默地有所等待，认为这是参与阴谋的证据，何尝说过在国境内就有罪，在国境外就没有罪呢？左丘明没有理解董狐的旨意，又假托孔子的话说：“可惜啊！越过边境就可以免除恶名。”如果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后世像赵盾这样的奸臣贼子，叛逆的谋略已经确定以后，从临近的边关出去，在境外等候，听到事情成功了就慢慢地回来，就可以洗脱杀害国君的罪名了。这是为奸臣贼子谋划逃脱罪名的计策，这难道会是圣人的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