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师过周北门（僖公三十三年）秦使孟明为政（文公元年）晋秦战彭衙复用孟明（文公二年）秦济河焚舟（文公三年）
“左传背景”
僖公三十二年，晋文公逝世，秦穆公不顾蹇叔的劝诫，趁机准备去袭击郑国，接应当年戍守在郑国的杞子等人。
僖公三十三年，秦军出动，前去袭击郑国，途中经过周王朝的都城，表现得不够礼貌和谦逊，周朝的王孙满就预测秦军失败。后来郑国商人弦高故意迷惑秦军，说郑国人早有所准备。结果秦军认为袭击的计谋被泄漏了，只好撤军。结果在撤军的路上经过殽山，被晋国人拦截了，晋国人捕获了秦国的将领孟明视（即孟明）、西乞术和白乙丙。结果，在晋文公的夫人、晋襄公的母亲文嬴的劝说下释放了孟明等人。孟明视回到秦国后，秦穆公并没有处罚他们，而且秦穆公后悔自己没有听从蹇叔的劝告，并自我反省。
文公元年，秦穆公没有听从别人的谗言，而是坚持任用孟明，并且自我反省。
文公二年，秦国为了报复僖公三十三年的殽之战，讨伐晋国，在彭衙和晋军打仗。秦穆公仍然任用孟明为将领。此次作战，孟明又失败了。但是秦穆公还是继续任用孟明。于是孟明增修国政，使晋国感到恐惧。
文公三年，秦军渡过黄河，把船烧了，决心要战胜晋国。晋国人不敢出来，秦国的军队抵达殽山，把僖公三十三年在这里战死的秦军尸体掩埋了，然后返回。于是秦国声威大震，取得了西戎的霸主地位。人们认为这是由于秦穆公善于改过自新，用人不疑。
东莱先生认为秦、晋、郑这三个国家都是由于利益关系而分分合合的，郑国的安全并不是靠烛之武的一张嘴所能保证的。东莱先生还高度称赞了秦穆公悔过自新的精神。
“原文”
天下之事，以利而合者，亦必以利而离。秦晋连兵而伐郑，郑将亡矣。烛之武出说秦穆公，立谈之间，存郑于将亡。不惟退秦师，而又得秦置戍而去，何移之速也？烛之武一言，使秦穆背晋亲郑，弃强援，附弱国；弃旧恩，召新怨；弃成功，犯危难，非利害深中秦穆之心，讵能若是乎？秦穆之于晋，相与[1]之久也，相信之深也，相结之厚也，一怵于烛之武之利，弃晋如涕唾[2]，亦何有于郑乎？他日利有大于烛之武者，吾知秦穆必飜然[3]从之矣。是则杞子袭郑之谋，实烛之武有以开之也。
“注释”
[1]相与：相互结盟。与，结盟。
[3]涕唾：眼泪和口水。
[2]飜（fān）然：同翻然，形容快速改变的样子。
“译文”
天下的事理是，如果因为利益而合到一块，也必定会因为利益而离散。秦国和晋国联军讨伐郑国，郑国即将灭亡了。烛之武逃出去游说秦穆公，片刻谈话之间，就把即将灭亡的郑国保存了。不只是让秦国退兵，而且又使得秦国在郑国设置防御再撤去，怎么改变得这么快呢？烛之武的一句话使得秦国背弃晋国而亲近郑国，背弃强大的后援，而依附弱小的郑国；背弃以前的恩情，招惹新的怨恨；背弃成功的事，冒犯危险和困难，如果不是利害关系深深地打动了秦穆公的内心，怎么可能会像这个样子呢？秦穆公对待晋国，相互结盟得很久了，互相信任也很深了，相互结交也很厚了，一旦被烛之武所说的利害吓住，就像掉出来的眼泪、吐出来的口水一样背弃了晋国，这和郑国有什么关系呢？以后如果有比烛之武说的利益更大的，我想秦穆公必定又会迅速听从。这样，杞子袭击郑国的谋划，实际是烛之武所开启的。
“原文”
举郑国之人，咸诵[1]烛之武退两国之师，续百年之祀于颊舌之间[2]，孰知危亡之衅亦已芽于武之颊舌乎？秦穆从烛之武之言而戍郑者，非爱郑也，利在焉，故也。从杞子之言而袭郑者，非憎郑也，利在焉，故也。心无晋、郑，惟利之趋，岂有轻绝数十年缔交之晋，而反重结数年始附之郑者乎？烛之武以利始之，杞子以利终之，使外无弦高之谋，内有三子之应，岂复有郑乎？是烛之武之留戍，乃所以留祸。虽免国于晋，而输国于秦也。君子之重言利，其以是哉？秦穆既以利轻绝晋，亦必以利轻绝郑。利心一开，不能自窒，宜其蔑蹇叔之谏，而取殽之败也。
“注释”
[1]诵：称颂。
[2]颊舌之间：脸颊和舌头之间，指一个人的口才，即所谓的嘴皮子。
“译文”
全郑国的人都称颂烛之武使两国撤退了军队，让郑国百年的命运因为烛之武的嘴皮子而得到延续，谁想到危亡的痕迹已经在烛之武的嘴皮子上萌生了呢？秦穆公听从烛之武的话而在郑国戍守，不是因为爱护郑国，因为有利益在那里，所以才如此。听从杞子的话袭击郑国，也不是憎恨郑国，利益在那里，所以才这样。心里没有晋国和郑国的分别，只有利益的驱使，难道会轻易地弃绝几十年结交的晋国，反而去重新结交最近几年才开始依附的郑国吗？烛之武用利益让他开始，杞子用利益让他结束。如果在国外没有弦高的谋略，国内又有三个人在作内应，难道还会再有郑国吗？这样，烛之武让秦国人留下来戍守，就是留下祸根。虽然使郑国避免了晋国的侵略，但却把国家送给了秦国。君子重视谈论利益，难道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吗？秦穆公既然因为利益而弃绝了晋国，也必定会因为利益而弃绝郑国。利益之心一旦开启了，就不能自我遏止，难怪秦穆公不顾蹇叔的劝谏，结果在殽之战失败了。
“原文”
殽之役，说者或归其曲[1]于晋，以谓秦所袭者郑，所灭者滑，于晋未有朝夕之急，乃冒丧而邀[2]之。吾以为，晋固可责，秦穆亦不得无罪焉。孙权与刘备，约同伐刘璋，备方发“被发入山”之辞以拒权，不旋踵而自取之，此权所以深怨，而有荆州之师也。晋与秦同围郑，秦独退师留戍以背晋，不旋踵而自袭之，此晋所以深怨，而有殽之师也。前则恐人分其利，后则以己专其利，最人情之所甚恶。知权之怨备，则知晋之怨秦矣，安可独归曲于晋乎？
“注释”
[1]曲：理亏。
[2]邀：拦截，半路袭击。
“译文”
对于殽之战，有的论者把理亏的一方归到晋国，认为秦国所袭击的是郑国，所灭的是滑国，对晋国而言并没有什么朝不保夕的危急，晋国却趁着有丧事的时候拦截秦军。我认为，晋国固然可以责备，秦穆公也不是没有罪过。孙权和刘备约好一同讨伐刘璋，刘备刚说了“准备披着头发隐居山林”这样的话来拒绝孙权，没有过一会儿就自己夺取了，这就是为什么孙权十分怨恨刘备，因而向荆州派兵。晋国和秦国一同围困郑国，秦国单独撤军并留守郑国，背叛了晋国，没有过一会儿又自己来偷袭郑国，这就是为什么晋国十分怨恨秦国，因而向殽山派兵。以前恐怕人家瓜分利益，后来自己独自享受利益，这是人情所最厌恶的。知道孙权怨恨刘备，就知道晋国怨恨秦国了，怎么可以把理亏单独归到晋国呢？
“原文”
然秦穆惩殽之败，仍用孟明，增修国政，竟刷大耻，夫子骤列其悔过之誓于二帝三王之后[1]者，抑有意焉。一悔可以破百非，一善可以涤百利。秦穆在春秋中，朝议暮贬，左瑕右玷，虽擢发不足以数其罪[2]。及入于《书》，则温然粹然，不见微隙。是典谟诰誓之秦穆，而非复春秋之秦穆也。圣人之劝深矣。自时厥后，晋有邲之败，齐有鞌之败，楚有鄢陵之败[3]，其余败军者，未易概举，如秦之惩败而悔过者，则无闻焉。此《书》之所以止于秦也。继秦穆而有悔过自誓之举，则夫子之序《书》，讵终于秦耶？
“注释”
[1]夫子骤列其悔过之誓于二帝三王之后：指《尚书》的最后一篇为《秦誓》。《秦誓》前面都是上古帝王说的一些话。
[2]虽擢发不足以数其罪：形容罪恶多得数不过来，超过了头发的数目。
[3]晋有邲之败，齐有鞌（ān）之败，楚有鄢陵之败：分别在宣公十二年、成公二年、成公十六年。
“译文”
然而秦穆公在殽之战失败了，仍然任用孟明，进一步改善国政，竟然洗刷了奇耻大辱，孔夫子骤然把秦穆公悔过的誓言放在二帝三王的后面，大概也是有深意的。一次悔改可以破除许多错误，一次善举可以洗掉许多私利。秦穆公在春秋的时候，早晚都有人议论和贬斥他，全身左右都是污点，即使拔着头发来数他的罪过也数不过来。等到列入了《尚书》，就变得温和纯正了，看不到一点瑕疵。这是典谟诰誓里面的秦穆公，而不是春秋时候的秦穆公。圣人的劝勉是有深意的。从那时以后，晋国有邲之战的失败，齐国有鞌之战的失败，楚国有鄢陵之战的失败，其他国家的失败不胜枚举，像秦穆公这样惩戒失败而且悔过的人却没有听说过。这就是《尚书》为什么在秦穆公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在秦穆公之后还有自我发誓悔过的举动，那么孔夫子排列《尚书》怎么会到秦穆公就停止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