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戴笠和毛人凤分别之后，下定决心奔赴广州。他只恨自己迟了一步，不能早一步借东风平步青云。这一次，戴春风算是真正开始了他的人生旅途，走出了他所熟悉的江浙，走向了他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广州。他先找了国立广东大学的校长戴季陶疏通关系，终于顺利地成为了黄埔军校第六期的一名学生。
入学之后的戴笠被编入入伍生第一团第十七连。他比许多年轻的学生要年长几岁，但是也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察言观色、人情世故方面也都通达熟练许多。所以他很快就在学校里打开了局面，成为了许多人的死党和好友。
他就像上了发条的玩具一样，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去。他感觉自己过去10年浪费了太多生命，如今必须争分夺秒地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时光。学校需要跑腿、采办的时候，他也总是自告奋勇，因为他性格外向，总是闲不住。同时他也需要经常出去转转，从采办中捞一点油水。
他注意到学校里有一个特殊的长官，是黄埔同学会监察干部，名叫胡靖安。他是黄埔第二期的毕业生，因为为人冷血残酷，但是对待蒋介石阿谀奉承，忠心不二，所以一直以来受到蒋的重用，专门留在学校监视共产党员的言行举止，向蒋报告。戴笠心想，如果能够和他搞好关系，那么估计以后面见蒋介石的机会也就多了。所以他一直努力在胡靖安面前保持对校长忠诚，排斥共产党员的形象。胡靖安慢慢注意到了他，并且向蒋介石推荐。终于蒋介石向戴笠传达了秘密指令，让他在军校里，多观察，多学习，多监视共产党一派的学生。
从蒋介石处回来之后，戴笠就开始更加起劲地与同学、教官接触，对于周围人说的话，特别是有关政治、军事，或者谈论时局的热门话题，他总是暗中听取，默记在心。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把所听的全部誊写到纸上，再交给胡靖安。后来他不放心自己的功绩被胡靖安占去，于是干脆买通了蒋介石手下的警卫员，亲自把情报递到蒋介石的桌上。
1927年4月12日那天，起床号像往常一样划破寂静的晨雾。入伍生也和往常一样在紧张、安静的氛围中起床、整理内务，在5分钟之内都跑步到了操场上集合。可是等人都到齐后，连长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下达整理队伍的口令。他冷冷地扫了一眼人群，冷峻而低沉地宣布：“共产党阴谋暴乱，在东莞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现奉校长命令，进行清党。凡是共产党员，向前三步走。”
操场上大家都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已经有几个忠贞的共产党员勇敢地站了出来。其他一些还在谨慎观望的听到第二遍命令后，也站了出来。
连长看看这些人，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单，点了十几个名字。戴笠听着，他明白这其中有好几个全都是因为跟共产党员走得较近，关系较好而被他呈报上去的。原来蒋介石派他在同学中搜集情报，是为了这次“清党”而准备的。
当共产党员全部被带走后，连长又宣布胡靖安被任命为入伍生部的政治部主任，并取得军校“清党委员会”的权力。之后才开始正常的操练。
大家心情都有些沉重，整个操场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雾气中。唯独戴笠的心情还有一些雀跃。他开始明白自己所擅长的情报工作所能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他仿佛看到了胡靖安的晋升就是他的明天。
但他来不及高兴多久，就因为在采办中克扣学生伙食费的行为被人发现，在愤怒的声讨中，被迫离开了黄埔军校。他也不太在意，前往南京投靠胡靖安，专心做情报工作。另一方面广为结交社会上三六九等的人物，和杜月笙等大亨都有往来。蒋介石对他也是越来越信任。
就在蒋介石力量大增的同时，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已经是阵脚大乱。因为蒋的退出，各派失去了共同的敌人，于是变成互相火并，乱杀一气。在蒋介石“下野”期间，宁、汉、沪（西山会议派）合流，9月16日，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行使中央职权，三方共推举32人为特委会委员，其中汪派占少数，大权落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手中。武汉方面的汪精卫不仅没当上“正统”领袖，反而在宁、沪两方的联合反对下，被迫通电“下野”。汪精卫回到武汉，联合唐生智，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与特委会抗衡。桂系则以特委会的名义武力讨唐，打败了唐生智，占领了武汉，唐生智逃往日本。汪精卫不甘失败，拉拢张发奎的第四军跑到广州，成立了广州国民党中央，出现了宁粤对立的局面。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集团，本想趁蒋介石“下野”独揽大权，但是南京方面的党政班底仍为蒋介石的部属，桂系无法控制，反而陷入困境。11月22日，南京召开“庆祝讨唐胜利大会”，蒋介石指使陈果夫策划枪击游行队伍事件，事后嫁祸于西山会议派，使西山会议派声名狼藉。
蒋介石看到时机成熟，便积极进行复职活动。他首先联合汪精卫，电邀汪精卫来沪商讨统一问题，借此打击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桂系怕蒋汪联合对付自己，便建议宁、粤、蒋三方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会议上，汪精卫为了摆脱不利地位，抢先提出请蒋介石复职。当时冯玉祥和阎锡山正遭到张作霖的猛烈进攻，也电吁蒋介石复职，继续北伐。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已处于孤立，只好随声附和。蒋介石复职已成定局后，他又利用中共在广州起义的事件打击汪精卫，说汪精卫与共产党联合搞暴动，汪精卫被迫离开上海，再次亡命法国。不久，蒋介石又逼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为他重拿大权扫清道路。
1928年1月，蒋介石宣布自己复职。而在2月份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当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执委常委、组织部长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就这样，蒋介石成功地以退为进，把国民党的党政军权成功地抓到了手中。
这时的蒋介石已经完全注意到情报工作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桂系的发难和何应钦的阳奉阴违全都是因为情报工作没有到位，不能预先掌握他们的情况而导致自己处于被动的位置。为此，蒋介石特别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这也是他所建立的第一个正式的特工组织。同时，他还在总司令部里一下子任命了数十名侍从副官和联络参谋，这些人几乎清一色出身于黄埔军校，其任务就是搜集各部队的情况和各级部队长官的政治倾向、思想动态、主要活动等。他们的工作直接向蒋介石个人负责，并由原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王柏龄主事。
这些专职情报特务中，不仅有老牌特务蔡劲军、胡靖安等人，还有不少成了之后蒋介石统治下的特务机构的骨干力量。例如戴笠就是因为在蒋介石“下野”期间积极搜集情报，工作成绩突出，加上胡靖安的力荐，一跃成为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正式成为国民政府任命的军官。
其他还有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陈果夫和调查科的科长陈立夫，这对兄弟的叔叔陈其美是蒋介石的恩师和密友，因此两人也深受蒋介石信任。在调查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统特务组织，和日后戴笠领导的军统特务组织成为蒋介石手下两个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而“二陈”和戴笠的关系也是始终处于紧张和对立中。
另外还有一个人叫做郑介民，是黄埔二期的学生。他是广东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过学。这次一并被蒋介石任命为侍从副官。蒋介石主要是利用他在两广的关系，搜集桂系和粤派部队的情报。
但是此时的戴笠却还不到风光无限的局面。不过他明白，自己的前途是和蒋介石的政治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爬上高位，必须做出点成绩向蒋介石证明自己。在策反奉系的活动中，戴笠孤军深入，离间了周伟龙，又除去了唐生智这个心头大患。又在刺探东北军的活动中，得到大量的内部情报，精心设计编织了平津情报网，这一切都让蒋介石大为欣赏，这也加强了戴笠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机会终于来了。为了进一步加强集权统治，防止国民党内部再次出现反蒋势力，蒋介石加快了建设与强化特务机构的脚步。1932年，蒋介石仿照《墨索里尼传记》中记载的意大利法西斯组织“黑衫党”，建立了中华“复兴社”，一个专为他服务的秘密组织。“复兴社”由蒋介石自任社长，中心骨干是由他的黄埔嫡系充任，以胡宗南、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这些被外界称为“黄埔十三太保”的学生为台柱。
虽然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中华复兴社的宗旨就是复兴中华固有的民族精神、道德，加强民族信心，坚持国家应只有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介石）。在领袖的领导下，加强团结、清除腐败、振兴中华，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但是实际上，“复兴社”成立的目的，主要就是帮助蒋介石整顿军队，组训民众，严肃纪律，铲除“共党”以及一切异己分子。蒋介石特别把特务处视为重中之重，因此对于处长的人选也是千挑万拣。
按照蒋介石的观点，特务工作在本质上是恶性的，因此，担任这样工作的人不但要忠诚、悦服、易于驾驭，而且应该残忍、卑劣、冷酷、精通欺诈等种种下流手段。除此之外，还应该对上级的命令善于领会和揣摩，具有主动性和攻击性，能够策划富有创造性的行动。
最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人选不能有太高的威望和资历，否则随着特务处势力膨胀，很容易出现功高盖主的危险局面。蒋介石思量再三，力排众议让五期肄业生戴笠当处长，而由郑介民当副处长。戴笠终于爬上了人生的第一个高峰。
但是这个特务头子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头几期毕业的老大哥都不听他的调度，于是他一心想要找自己的老乡来帮忙。但是那些从江山赶过来的土包子们要不就是文化水平太低，要不就是不能够明白他的心意，用起来都不顺手。当听到毛人凤的消息时，他也是十分焦急地等待，想要早一天见到这个给自己指明阳光大道的老朋友。
他们两个只是怀着共同的人生野心，期待着多年后的再次团聚。却没有想到他们的合体，就像是倚天剑和屠龙刀的相遇，必将在江湖上掀起一阵腥风血雨。只是这绝世利器，不是救世间万民于水火之中的正义武器，而是将要把人民带入更深重的苦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