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凤接到可以充分表现自己的任务，自然不敢怠慢。他带领特务处和南京警察局的几百个人昼夜调查，最后的疑点集中到外交部机要秘书黄浚身上。
黄浚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当时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他的儿子也是日本的留学生，毕业后也在外交部。其人平时阴沉稳重，很少与他人交往，但是常常去酒店妓院，凭他的薪水是不大能够承担得起的。他的职位使他能够接触到最核心的情报，而且不时地需要去外地出差。抗战开始后，他又在大谈投降论调。这种种迹象都表明他极有可能就是潜伏在南京政府内部的间谍。毛人凤了解这些情况后，立即命令对黄浚父子进行监控。国民党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队也决定集中力量侦察黄浚及与他有关的所有人员，在拿到铁证前，不能让黄浚等人有任何察觉。只有人赃均获时，才能将其一网打尽。一张铺天大网悄无声息地撒下了。
毛人凤在对黄浚的档案进行研究之后得知，他早年在日本上学时有一个关系密切的同班同学，是现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名叫须磨。这个所谓领事，实际上是披着外交人员外衣的日本间谍头子。他以看望老同学的名义与黄浚早有来往，但是特工部门从前却并未注意此事。现在看起来黄浚和他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可疑。
军统已经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附近并布下了天罗地网。但更令人奇怪的是，最近几个月来，他们既没见须磨“看望”黄浚，也没见“黄浚”去“拜访”须磨，仿佛两个人突然中断了联系。
毛人凤仔细考虑后认为，越是没有联系，越是说明两个人暗中有来往，或者是计划好了保持距离。总之，他们在酝酿更大的阴谋，必须尽早破获，才能保证情报的安全。
在盯防人员一段时间不眠不休的追踪之后，黄浚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一天黄浚下班后，既不乘车，也不带随从，独身一人到南京市玄武湖畔散步。他看似不经意地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巧克力糖，剥开糖纸，把糖果放进嘴里，然后将糖纸塞进了公园里一株大树的树洞内。然后就离开了。
几小时后，一个捡垃圾的人走过来，他用铁钳伸进树洞掏了一下就离开了。
侦察小组摸清其规律后，决定实施当场逮捕。但是不知黄浚是有所察觉还是日本方面有命令，黄浚在这之后就没有来玄武湖了。
而此时又发生了另外的事情，那就是中央军校逃车案。
中央军校的前身是黄埔军校，也是进行比较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军校每年有一个星期属于“总理纪念周”，由蒋介石向该校师生和中央及南京市的军政大员训话。
1937年9月4日，又是“总理纪念周”的一天，这天上午8时，与会人员都在列队静候蒋介石亲临发言，可是半小时过去了，仍不见蒋的踪影。忽然，学校负责人登上主席台，向与会人员宣布：现在发现一辆汽车混入学校，内有两名嫌疑人员，宪兵正在进行搜查，请大家原地不动，听候新的通知。
不一刻，有人向会议主持人报告两名嫌疑人员已乘汽车逃出校门，有关军警正在追捕中。据此，会议主持人宣布大会停止进行，学生和教师到自己的教室听令。与会的中央和南京市的军政大员到校门口值勤宪兵处登记车号和乘坐人员姓名职务后回原单位。
不久，宪兵带队官向学校负责人报告：进出校门的各单位主官乘坐的车号及人员姓名职务均相符，只有行政院一辆小汽车不是主官乘来参加“纪念周”的，而是自行闯入，强行出校门时，打倒值勤人员，迅速驾车逃跑。而这辆车就是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的。
毛人凤分析，黄浚的车驶进中央军校一定有所图谋，只是因为其他原因才中断。经过这一件事，他绝不会死心，即使不会主动出面和集团中的其他人员进行联络，也一定会让集团中的其他成员代替自己。所以，他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增加了负责盯梢的特务的数量，不仅看牢了黄浚父子以及他们经常活动的场所，而且对他们周边的亲信也加紧了监视。
不久，监视黄浚汽车司机的人员发现，这个叫小王的司机经常到新街口附近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咖啡店去喝咖啡。他每次进店后，就将自己的礼帽挂在衣帽间的衣架上。几乎与他同时，就有一个日本人进店喝咖啡，也将一顶与小王同样的礼帽挂在小王挂礼帽的衣架上。那个日本人喝完咖啡先离开小店，会顺手将小王的礼帽戴上，扬长而去。而小王喝完咖啡，也就顺势戴上日本人那顶礼帽，假装不知道已经被调换过的事实。因为他们的动作迅速而隐蔽，所以侦察小组也是在多次观察研究之后才找到其中的问题，他们认定这是他们进行情报交换的新方法。
侦察小组还发现那个从咖啡店走出来的日本人经常有规律地骑车去中山路逸仙桥南一家“私人医院”。这家“医院”其实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一个秘密联络站。那个日本人名叫河本明夫，名义上是日本总领事馆的管理员，实际上是须磨手下的一个情报员，平时作风很低调，所以没有被特务人员注意。
黄浚传递情报的渠道和手段以及有关人员的材料是搞到手了。但情报的内容还没全掌握。为此，毛人凤又设了一计：
这天，当河本明夫晚上从“医院”中走出来乘自行车回日本领事馆的途中，行至与中山路垂直相通的汉口路时，突然从汉口路冲出三个骑自行车的“冒失人”，猛地冲向河本，河本躲闪不及，连人带车被撞翻在地，头上的礼帽也甩落在地上，被风吹出了十几步远。而撞了他的年轻人眨眼间便不见了。
河本此时已经是头破血流，手上也带着伤。但是他还是踉踉跄跄地站起来，不是急着叫人或者扶车，而是跌跌撞撞地要去拿地上的帽子。这时几名好心的路人和交通警察路过这里，扶起河本把他抬进汽车，并且劝他说：“哎呀，你伤的这么重，我们送你到附近的马林医院去吧。”
河本忍着痛说：“帽子，我要我的帽子。”
交通警察说：“帽子丢不了，我帮你去捡，你不是日本人吗？我们警察是‘保护’你们的！”
其实河本心里也知道有些不妙，可是无奈自己就像被绑架一样地抬走了。装扮成撞车人、过路人和交警的特务们继续把戏演下去，而帽子已经被送去附近一个秘密的住所检查拍照。
河本被包扎了头上的伤口，打起吊带后走出急诊室，警察就把帽子递上去。河本一把抓过来捏了一下，暗暗松了一口气。警察就乘机提出送他回住所，河本不便拒绝，也就让他们送自己回中山路的医院。警察一路上假装闲话家常一般地从他口中套话，一直陪他到医院里，四处打量了一番，才告辞离开。
这件事一结束，他立刻从医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叫山口的人。但是毛人凤根本就不在乎他这样的小鱼小虾。他连夜整理好了情报，连同整个侦破经过一起写成报告，交给戴笠，由戴笠上报给蒋介石。蒋介石下令立即逮捕黄浚及其集团成员：“一定要全歼，不能使一个漏网！”
这又是一个难题落在毛人凤身上了。抓住黄浚或者是日本方面的间谍头目容易，但是他们周边从事情报工作的人三教九流都有，如何才能把他们一一鉴别出来呢？考虑了两天两夜，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
这天是黄浚亲自戴着帽子到咖啡馆中小坐。除了山口出现以外，还有一个军统的特务人员也戴着类似款式的礼帽出现，同他们的两顶帽子并排在衣帽架上挂好。坐下没一会儿，忽然门口有人打起架来，黄浚和山口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这时一个拿报纸的军统特务做掩护，另一个特务飞快地调换了帽子的顺序，拿走了日方的帽子，把自己的帽子挂在刚才日方特务挂帽子的地方。等到门口的武斗平息之后，黄浚起身，戴上军统伪造的帽子离开。
第二天晚上11点，黄浚按照信上的指示，约齐了所有“有功人员”在黄公馆聚会，等待须磨亲自到场向有功人员发巨额奖酬和表示关怀。没想到半点钟后大门敲响，走进来的不是留着山羊胡的须磨，而是一脸菩萨笑容的毛人凤。他把手一挥，身后几十名特务立刻包围了黄浚的住处，将所有日方间谍都扣押起来。
原来这封信能逃过黄浚的检查，是因为它由军统中的“伪造专家”皮伯圣干的。他不仅模仿出了须磨的笔迹与口吻，甚至还找了相同成色的纸张和墨水，做得几乎是天衣无缝，和前几次搜出的帽子情报没有差别。
黄浚不是没有疑惑过，但是最近他的手头十分吃紧，看到须磨“分发巨额酬劳”的字样时，就被金钱冲昏了头脑，于是叫齐了自己手下的全部人员。这一中计不仅让所有的金钱梦成为了泡影，也让自己的所作所为暴露在了世人的面前。
蒋介石看到黄浚和他的儿子黄晟留学日本回国后，利用职务之便，组成了以他们为首的卖国小集团，替日本侵略者服务，以换取日本人的赏赐，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甚至敢对自己和宋美龄下手，就恨不得要把他们碎尸万段。1937年12月初，南京沦陷前夕，黄浚及其儿子黄晟以卖国罪被判处死刑，公开枪决。其他罪犯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也因为这件事，毛人凤的名字深深印刻在了蒋介石脑海中，他看到戴笠，使劲夸奖毛人凤，把功劳都往他身上堆叠，不禁好奇地说：“难得你这么推崇一个人，有机会我倒要好好见见毛人凤这个家伙。”
素来在蒋介石身边的人都是害怕自己的位置被他人抢去，为什么戴笠还要那么帮着毛人凤上位？原来戴笠在这段时间的谍战斗争中，渐渐感到自己精力有限，无法面面顾及。而轻易让位，又怕中统和CC派的人抢了他原先已经经营好的地盘，跟他作对。所以他急切地寻找一个得力的助手帮助他扩大力量，稳定地位。毛人凤的能力他绝对信服。而同窗、同乡的情谊又让他确信毛人凤不会反过来对自己动手，因为两人是拴在一条裤腰带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是现在毛人凤的资历实在比较靠后，如果不能想办法让蒋介石快速认同他，那么不知道还要熬多少年才能出头。
戴笠见蒋介石兴致颇好，面上也浮起了难得的笑容。他心想，一定要帮着毛人凤再旺旺地烧一把火，让蒋介石看看他们军统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