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古代只有美学思想没有美学学科，美学学科是在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由王国维从国外引进的，稍后又经过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倡导，国人才开始自觉地把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进行研究和加以建设，这本身就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是说到20世纪我国美学学科的研究和建设，我觉得似乎又可以20世纪五十年代为界把它分为两个时期。在五十年代以前，不仅刊行于三十年代末期的吕澂、范寿康、陈望道等人分别撰写的《美学概论》，就是刊行于三十年代中期的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谈美》等，也都只是停留在对西方美学理论的介绍上，大多理论深度有限；但凡是在当时能流传开来并风行至今的著作，似乎都有这样一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与20世纪初许多思想先驱介绍西学是为了探寻救国的真理一样，这些从事美学介绍和研究的学者都抱着借助美学来改善人生的强烈愿望，来从事美学的介绍和研究的工作；再加上他们都有很深的国学根基，因而使得他们在介绍西方美学时有意无意地融入了我国传统人生论哲学的思想，因此都很关切现实人生，而非把它当作一门纯粹的科学来看待。尽管各家的思想观点不同，具体的论述和主张不一，如王国维提倡借审美来“解脱人生的苦痛”，梁启超提倡以审美来实现“生活的艺术化”，蔡元培提倡“美育代宗教”等，但总的思想倾向无不都是这样。他们的指导思想现在看来自然不一定完全正确，因为他们论述审美可以改造现实人生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为叔本华所曲解了的康德的“审美无利害性”的思想。康德有感于自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兴起以来，人们由于物质欲望的膨胀而导致德性的衰落，吸取了柏拉图的“美不同于善”以及夏夫兹博里和哈奇生的美感是无利害感的思想，从质的方面把审美判断规定为“唯一无利害关系的自由的愉快”，它关注的只是事物的表象而不引发人的欲望，不产生任何“占有”的冲动，故而十分有助于道德人格的建设。因为在康德看来道德是出于义务和责任而非为了得到个人的利益，所以要成为道德的人，他首先必须成为审美的人。这原本是有其合理成分和积极意义的，但后来却被叔本华所曲解和利用，叔本华认为人生痛苦的根源就在于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使人感到痛苦，一旦欲望得到满足，人们又会感到厌倦，随之而来的又是痛苦，所以人生就像一个钟摆，永远在痛苦的两极来回摆动。而审美由于只是对表象本身发生兴趣而并无外求，是不计利害得失的，所以能使人从欲望带来的痛苦中获得暂时的解脱，这样就把社会的问题归结为个人欲望的问题，提出以排除个人欲望来求得社会问题的解决。这经叔本华阐释的审美无利害性的思想对当时我国从事美学介绍和研究的学者影响极大，王国维自然是这一思想最忠实的宣扬者，后来朱光潜、宗白华、丰子恺等人何尝没有受其影响？如朱光潜在阐述“人生的艺术化”时认为：“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问题，大半由于人心太坏”，“人心之坏，由于‘未能免俗’”，“现世只是一个密密无缝的利害网，一般人都不能逃脱这一圈套，所以转来转去，仍然被利害两个大字系住”，不能超脱，“这种人愈多，社会愈趋腐蚀”。而“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的世界，超乎利害关系而独立。在创造或欣赏艺术时，人们都从有利害关系的实用世界搬到无利害关系的理想世界里去”，因而就可以达到“怡情养性”、“净化人心”的作用，所以他认为“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心美化”，这样审美也就成了一种救世之道。这种审美救世主义不仅完全脱离实际，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起着为当时中国腐败的社会制度辩护的作用，与当时正在蓬勃开展的革命潮流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这些理论在我看来都还不能说是一种真正科学的理论建设。但不论怎样，这些从事美学介绍和研究的学者不是把美学当作一种纯粹科学，认为美学研究应在改造社会人生方面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一主张，我觉得无疑是值得肯定、继承和发扬的。当然，当时坚持把美学作为一门纯粹的科学来研究和建设的学者和著作也是存在的，如出现在四十年代的蔡仪所倡导的认识论美学，以及他的代表作《新美学》等。
二
建国以后百废待兴，人们的注意力首先关注的是经济和政治的方面，人文科学包括美学研究一度时间处于停顿的状态。到了五六十年代之交，由朱光潜对以往自己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进行自我批判引发，掀起了一场美学问题的大讨论，才使美学研究从沉寂中苏醒过来再度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兴趣，并逐渐走向学理上的探讨和理论上的建设。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派”美学是在与朱光潜、蔡仪等人的美学思想的论争过程中，从苏联美学家万斯洛夫、斯托洛维奇等人的著作中受到启发，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理论依据，把美、美感、自然美等美学上的根本性的和重大的问题，放到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来寻求最终的解答，这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实践论美学”。
实践论美学核心命题是“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认为美是人由于通过生产劳动改变了自然与人的关系，使自然由“自在的”变为“为我的”、与人从对立的变为亲和的，才有可能成为美的对象，但这一理论后来却遭到不少人的质疑，认为它“无法揭示美的特性”。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疑惑，我认为就是由于他们没有分清不同层面的研究，不知道实践论美学主要是一种对于美的哲学探讨，是一种哲学美学、理论美学，它研究的不是具体的美的现象，而是审美关系发生的原因。“原因就是对于‘为什么’的问答”，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只有当我们知道了一个事物的原因，我们才有了该事物的知识”。所以美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离不开对于审美关系产生的原因的探讨，这样我们才能找到相关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马克思说理论只有“抓住事物的根本”才能彻底，才能说服人，我们的理论才有深度。这我认为是20世纪我国美学从介绍转向理论建设迈出的一大步。这里，“实践”只不过是一个理论支点和思想前提，不是直接用来解释什么是美、美感和自然美的；要以实践的观点来具体说明这些问题，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大概是由于受了我国传统的注重经验和应用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我国学界有些人总是不理解理论前提只不过指导我们去探究真理、发现真理，而非最终的答案，总是把前提与结论混同起来，往往因不能直接说明具体问题来否定理论前提。如同“反映”、“意识形态”等概念在文艺理论界的命运那样，“实践”在我国美学界的命运也是如此，于是就出现了所谓“后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提出审美的感性、个人性、超越性等问题无疑是有意义的；但这些学者似乎不认识这些问题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和解释。这是因为人类的历史包括人类精神文化的历史，都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就在于它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人的审美活动的历史也是这样。因此，要从根本上来说明和解释审美活动中的感性、个人性、超越性的问题，我认为也必须联系人的活动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因为人对美的感觉和体验不可能完全凭自然的感官而只能以在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人化的感官”亦即“文化的感官”为中介；美所给予个人的享受也并非只是感官的快适，而是具有社会普遍有效性的一种“人性的享受”；而正是由于审美愉悦具有这种对于人类普遍有效的性质，它才有可能超越一己的利害关系而进入与别人的沟通和交融。这都说明只有社会的人、文化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审美的人。这样的人只能是历史的产物，只能是通过人自身的活动来塑造和建构完成的。这都说明对于这些具体问题，我们只有在实践观点的指导下一步步地进行细致、深入探讨，才有望可能得到科学的说明和解答。
实践美学是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针对“主观派”（吕荧、高尔泰）、“客观派”（蔡仪）、“主客观（精神上的）统一派”（朱光潜）提出的，它强调美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说明美既不只是主观的心理的事实，也并非完全是客观的物理的事实（自然性），或由于个人主观感情是移入对象在精神上达到主客观的统一才产生的；从根本上说，它只能是在人类实践、首先是生产劳动过程中，由于对象不断人化，由“自在的”成为“为我的”而与人形成一种审美的价值关系（社会性）之后才出现的。它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层面上对美所作的界定。我们的美学理论自然不能只满足于这一基础层面的探讨，还有必要进一步联系人的生存活动、生命活动来进行研究，但这是一种细化、深化、具体化的工作，与历史唯物主义层面研究之间不应看作是完全对立的。实践论美学在我国美学史上的价值就在于它为我们解决了美的这一根本性质问题，为我们思考美学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正确理论前提。当时讨论只是开始，我们不能要求它立即完成整个美学体系的建构和达到对所有美学问题的最终解决。这需要有一个时间的过程，正如我们不能刚栽下桃树就立即要求吃桃那样。但我觉得实践论美学的根子是正的，它的植根处也是一片沃土，它的前景是令人乐观的，是有望过些时候能结出丰硕的果实的。“后实践美学”显然是急切地想吃桃子而因这刚种下的桃树一时不能结果索性把它连根铲除。这样，他们就离开实践这人类全部历史包括审美活动历史的根基，抽象地去谈论审美活动的感性、个人性、超越性等方面的内容，从而使得他们奉献给人的桃子不是实际的桃子，而只是一种画在纸上的桃子。
三
因此，我认为要反思20世纪中国美学学科建设的经验和教训，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的不是实践论美学，而是把美学与现实人生分离而走向“艺术哲学”这种使美学研究对象狭隘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建国以前也已经存在，如蔡仪的《新美学》就是属于这一派，但当时并不占据主流的地位；它在我国的统治地位还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苏联美学的影响下形成的。苏联的美学有它自己的传统，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的传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是在批判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派的美学思想又在继承黑格尔——包括在文艺理论上黑格尔批判者和继承者别林斯基的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像黑格尔那样以艺术美来排斥现实美，而相反地认为现实美高于艺术美；但他研究的重点是落在艺术如何作为当人们不能直接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美的享受时起着生活的“替代物”的作用并成为“生活的教科书”的，他把美学的对象主要限于艺术的领域这一点与黑格尔是一脉相承的。苏联美学就是以20世纪三十年代在苏联确立的比较机械的唯物主义哲学认识论为指导，吸取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的理论资源而创立的。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介绍到我国并对我国美学理论建设产生较大影响的涅陀希文的《艺术概论》、德米特里耶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概论》以及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艺术研究所和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编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等，都属于这一类型的美学。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在谈到美学研究的对象时是这样表述的：“美学这个科学部门所研究的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一般发展规律，特别是作为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艺术的一般规律。换句话说，美学研究人对现实的一般审美关系，尤其是它们的高级形式——艺术”。这概括应该说是比较全面、完整的，但它的重点还是落实在艺术上。20世纪六十年代我国自己编撰的首部美学教材——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显然就是依据这一理论模式来编撰的，它在为我国的美学理论的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似乎也存在着这样两个可商讨的问题：除了把美学艺术哲学化以外，就是把美学研究认识论化。我觉得把美学研究的重点落实在艺术上也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它把美学研究看作只是服务于艺术创作和欣赏；而认识论视角的研究也无疑是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的内容，问题在于它们把艺术的性质只当作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与认识来加以阐释，而忽视美的价值属性以及它在诗化人生方面所应有的作用。这就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艺术在知情意诸方面塑造和完善人的人格、促进人生艺术化方面的功能的认识，而且也使得美学研究与我国传统的美学思想日趋分离。在美学的民族化方面，反而不及20世纪前半世纪的中国美学。所以我觉得要使我国的美学在21世纪有更大的发展和建树，这个方向倒是有必要作些调整和改变的。
我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只限于艺术，美学并非就是艺术哲学，它有在更大的领域内促进人生艺术化的功能。这不仅是出于现实的、人的生存的需要，也是我们通过对中西美学思想传统的全面认识所得到的启示。西方美学思想自古希腊以来就有两大传统，它们分别把美划分为“内省的美”和“外观的美”两种，柏拉图认为美是“理念”分有的，审美是人们在迷狂状态中进入到灵魂对曾经在上界观照过的理念的回忆所生，他所理解的美显然是一种内省的美；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审美是美的事物由于它自身的秩序、匀称、变化统一所引起人的快感，他所理解的美是一种外观的美。这理解显然比柏拉图的思想要符合人的感性经验，因而在后世得到较为普遍的承认。如英国经验派美学中偏重于感觉论的那一派，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所谓美学的本义也就是“感性学”，所谓美也就被看作“感性认识的完善”。它后来也得到康德的认同，否则就不尊重常识；康德与经验派美学家的不同只不过他认为仅凭经验事实还不足以形成审美判断，若要使之成为审美判断，还需要把它纳入到普遍规律来进行思考而已。但是柏拉图的传统在西方也从未中断，它在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神学美学、英国经验派美学中偏重于情感论的一些学者如夏夫兹博里、哈奇生等人的著作中以及康德和19世纪浪漫主义诗学那里都得到继承和发扬，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神学美学，它们提出“美在上帝”，而上帝是没有肉身的，他不会直接现身于现实世界中，人们只能是在礼拜和祝祷中在精神上与之进行交往。所以基督教神学美学提出除了“可见的美”之外，还有“不可见的美”，一种不是凭借感官而只能通过“精神的眼睛”才能观照到的美；并认为“不可见的美”高于“可见的美”。
夏夫兹博里和哈奇生提出审美需要通过“内在感官”，一种在视、听、触、味、嗅五官之外的“第六感官”，浪漫主义诗论家也提出美是一种“超验的事实”，审美的感官是一种“宗教的感官”，是“人理解神性的感官”，这些观点看似神秘，其实无非是说明审美不能只是凭感觉而更需要通过内心体验。这思想应该说是很深刻的。但由于他们受了神秘主义和宗教神学的影响，把这种内心体验指向彼岸世界、超验世界，而导致与经验生活脱离。相比之下，我认为我国传统的美学思想要比它们高明得多。我国古代美学思想中少用“美”这个概念，与西方美学中“美”相对应的就客观方面说是“品”，如绘画中的“岁寒三友”、“四君子”等，都是因为其品性的坚贞、高洁而被视为美德的象征才成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题材；在主观方面说是“乐”（lè），就是一种超脱的、自由的、优游自得的内心体验，表明我国古代美学思想所提倡的不是外观性的审美而是内省性的审美。这一点与西方美学思想中柏拉图主义的传统有些类似，所以在看待外部事物时，中国古代美学更重视它的内在品性而不看重它的外在相貌，《庄子·德充符》举哀骀它、闉跂、支离、无唇、瓮大瘿等奇丑者之所以能得到人们的爱慕为例，提出“德有所长，形有所忘”就是这个意思；即使六朝的品藻人物，也是通过外貌来窥视他的内质，表明正是他人品的高洁，才决定了他的外貌具有这样不凡的气度。此外，像所谓“孔颜之乐”，所谓“游于至乐”，实际上都是一种内省性的审美。这样就不仅把美与艺术，而且把美与人生联系在一起，把审美境界看作是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并认为这种境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自己的人格修养和人生态度所造就的。如孔子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就是在赞美颜回在这样穷困艰苦的生活境遇中，仍然始终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从中反映了颜回有高尚的人格和修养，所以孔子反复称赞颜回是一个贤人。因此我国古代美学思想谈到审美功效时也不仅仅局限于获得感官的快适而更看重它对于人格提升的作用，从而也使审美的领域不限于直接使人愉快的对象，而更包括那些间接使人愉快的对象，因而，挫折、磨难、惊涛骇浪、名山大川都可以使人从中产生审美体验，都可以从中返视自身人格的高尚而使人感到愉快。近年有学者把中国传统美学概括为“修养美学”，提出“内审美”，我觉得是有见地的。这样，就不像西方内省性美学那样从理念、上帝、彼岸世界去探寻美的本质，而把美的根源落实到人的人格修养和人生境界之中，使得超验的内容与经验达到有机的统一。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一个成天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的人是永远摆脱不了烦恼而得到快乐的。所以虽然审美不可能使每个人都进入自由、超脱的人生境界，但在当今物欲横流、道德沦落的社会里，却多少可以成为抵制人的物化、异化，在维护自身人格独立方面起着一道防线的作用。它虽然不能直接改变“世道”，但却可以净化“人心”。因此我觉得突破把审美认识论化、艺术哲学化的倾向，把审美、艺术、人生三者统一起来进行研究，不仅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的需要，也是中西美学思想史的全部内容以及我国20世纪美学研究发展的功过得失向我们所昭示的真理。
说明一点，我这些年来倾心的主要是文艺理论方面，对于我国20世纪美学的评述都是凭早年学习所得的印象，其中“后实践美学”的论著都只是浮浅的了解而还没有细读过原作，所以有些意见可能不一定准确，希望诸位方家多多予以指正。
2007年3月31日—4月1日
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