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东义按：]众所周知，在当前中国文艺界一派繁荣的表象下，大众文化甚嚣尘上、精英文艺彷徨萎缩、人文精神整体式微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此诸如“超女”、“芙蓉姐姐”、“身体写作”等等现象眩人耳目的语境中，重提文艺的理想信念和终极关怀，强调文艺的审美价值或批判精神，似乎是极为迂阔而不合时宜的事情。那么，我们的文艺除了迎合和表现商品大潮所诱发的种种物质欲望和解构功能而外，是否真的无所作为了？甚至真的就该彻底退场了？就此相关问题，笔者近日采访了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浙江大学中文系王元骧教授。现将访谈内容简要笔录如下：
乔东义（以下简称乔）：王老师，您好！据我所知，您长期以来一直在文艺学领域辛勤耕耘，并取得了累累硕果。我想先请您谈谈，您当初是如何走上文艺学研究之路的？
王元骧（以下简称王）：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偶然。以我的先天素质来看，我并不适宜于搞理论研究，我始终觉得我的形象思维能力胜过抽象思维能力。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画画、看戏、唱歌，以及无师自通地做一些小玩意儿。我的画画在我生活的小镇上是出名的。读初中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在老师倡导下，我们三个同学（除我之外还有叶鹏和高中时期去世的董诚锵）利用假期时间组织义绘活动，给商店画广告，给照相馆画布景和道具等，用所得的钱来捐献飞机大炮。当时学校里为配合运动，演出也特别多，于是布景设计、海报制作甚至连化装的工作也都落实在我身上。大概我的海报还画得相当美观夺目，以至戏一散场出来就发现已被人揭走了。到了读高中（普师）时，我又特别迷上了音乐，除了练琴还学着谱曲等等。只是当时没有条件让我向这些方面发展，否则，我也许会比现在有出息得多。
由于我偏重于形象思维，所以在专业课方面我特别喜欢语文，对数理化都不大感兴趣，特别是代数。初中二年级上学期的一次代数期中考试，老师出的题目比较难，大多数同学都不及格，我的卷子批下来却有64分。这位老师颇为惊讶，以怀疑的语气自言自语地说“怎么王××竟考了64分”！当时不少同学都拥在他靠走廊窗口的办公桌边看批卷子，我也恰在其中，他对我的这种怀疑态度使我深为反感，从此以后更不喜欢代数，上课时常常走神，作业也经常不交。不久前我还做了这样一个梦：临近大考了，一学期的代数作业我几乎都没有做，也从没有复习过，恐慌得急出一身汗来。课外书当时倒读了不少，作文也常受到老师表扬，并常被老师在课堂上宣读。同学们都叫我“小鲁迅”，我自己也梦想以后能当作家。所以到普师毕业，学校推荐我对口报考浙江师范学院（当时的浙江师范学院是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理学院的一部分、之江大学和杭州俄语专科学校于1952年联合组建而成的，1958年末并入新成立的杭州大学，1998年又回归新浙大，成为新浙江大学的西溪校区），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文系。在浙师读书期间我特别喜欢中国古代文学，这种兴趣甚至一直保持到现在。1958年浙师毕业时，我被分配到刚成立的杭州大学中文系。当时杭大中文系只有四位教师，两位讲师、两位助教，我是两位助教之一。由于文学概论（当时叫“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一年级新生的主干课，于是领导安排我去担任文学理论课的教学工作。不到半年，杭大兼并了浙师，但浙师所缺的也正是文艺理论教师，因而我就继续连任。从此我就与文学理论结下了不解之缘。
乔：既然您觉得自己形象思维能力胜过抽象思维能力，那么您是如何适应了抽象的文艺理论，并且一直坚持这一方面的教学和研究的呢？
王：这首先当然是工作的需要，但与我原来的兴趣爱好也不完全相悖，因为文艺理论研究的对象就是文学和艺术。我读大学二年级时学校推行学年论文，我选的题目是《屈原枙九章枛研究》，写作时总感到自己的分析难以深入，于是就找了些文艺理论的书来看，开始对文艺理论萌生了兴趣。1958年教学革命大辩论，为了驳斥同学中对于“山水诗”和“王（维）孟（浩然）诗派”的那种简单粗暴的否定的评价，我也曾就这些问题作过一些理论上的探讨，觉得要说清文艺上的问题，文艺理论还是很有作用的。不过按我个人的兴趣，我还是想搞中国古代文学（主要是诗词），因为我总觉得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不行。从我早年所写的文艺理论文章来看，主要也是偏重于经验的描述的。现在许多同志看了我的论著都说我很思辨，安徽大学的吕美生教授曾在来信中说我是“思辨理论第一家”，这种思辨其实是我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逐步培养起来的。因为我当时发现许多我们搞文艺理论的说不清的问题，却被哲学家三言两语就说得非常明白、透彻，所以我就开始读一些哲学方面的书，这样对哲学就渐渐入迷了，自己的文章也渐渐变得思辨起来。不过我没有陷入纯逻辑的推演，我在理论阐述中写进了不少自己阅读和欣赏的心得、体会，使得我的理论不同于那些从概念到概念的教条，这就得归因于我以往的文学阅读和艺术鉴赏给我打下的基础了。
乔：如您所说，文学阅读和艺术鉴赏对您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很有作用，除此之外，您认为它还有哪些价值和意义呢？
王：这价值和意义可就大了，根据我切身的体会，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文学艺术的阅读和欣赏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人心是由“知”（认识）、“意”（意志）、“情”（情感）三方面组成的，其中情是沟通知和意的心理中介。也就是说，人们认识到了的东西不一定能变为自己的行动，只有体验到了的东西才能在行动中得以实现。但“情”是由“欲”发展和提升而来的，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欲只关系一己的利害，而情却是一种在人们之间可以传达交流的情绪体验，它可以使人从彼此孤立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而意识到自己和别人是同一的。不少人说我为人正直，我觉得我的正直来自我心地的善良。我一辈子没做过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事，这除了受到父母的影响之外，就得归功于文学艺术对我的熏陶了，它培养了我的同情心和正义感。黑格尔曾说：“爱就是意识到我和别人是统一的”，而当我们在阅读和欣赏好作品时被作品所感动，我们就会在想象中置身于作品中那些受苦受难的善良人物的境地，把他们的苦乐当作自己的苦乐，把他们的愿望当作自己的追求，这就可以培养起我们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所以我平时考察问题总首先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很少从自己出发，而且特别憎恶强权和霸道（因为我自己也常是一个被排挤、受欺凌者），遇事总是站在被压制、被欺凌者这方面，常常为了公道、正义替别人打抱不平，而不惜招来怨恨。
其次，阅读和欣赏文艺作品还激发了我学习和工作的心理能量和精神动力。我总觉得我的情商高于智商，只要我对某一事物发生兴趣，我就会一往情深，不计利害得失去从事它，从不见异思迁或半途而废。记得小时候每逢过年，我家所在的小镇街头就摆满卖年货的小摊，其中许多是年画，画的大多是些“三国”、“水浒”中的故事和京剧中的人物。我看中了就想买，但母亲不给钱，怎么办呢？我就站在年画摊前看上个半天，把人物的姿态、服饰等一一记在心里，回家凭自己的记忆画下来。这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习性直到现在似乎都没有改变，某种意义上甚至变得比以前更为自觉、更为执著。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文艺作品的塑造和强化。因为真正搞文艺或爱好文艺的人对于文艺总怀有一种痴迷的心态，只是倾注于对象本身，为对象本身所吸引，而很少心有旁骛。这不仅使我在工作和研究中总是感到自得其乐，乐在其中、乐此不疲，不会有什么压力和痛苦，而且不需要太多理性的强制和责任心的驱使，仅凭兴趣就可以把事情做好，没有目前许多打工族那样对工作怀有一种倦怠和厌恶的情绪。现在什么都商业化、功利化了，收藏字画也是为了投资赢利，这样艺术就成了手段，它自身的价值也就丧失了。这与真正的文艺爱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真正的文艺爱好是激活人的审美情感的，这是康德说的一种“生命力被提高的情感”，它可以成为我们从事活动的动机和活力。
再次，文艺还能使我以审美的、超脱的态度去化解生活中的一些烦恼，使一些乏味的琐事也变得意趣盎然。大的方面就不说了，就拿像拖地板这样的家务活来说，谁都觉得是一种乏味的劳作，但如果我们在拖着地板时拿一首乐曲如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比才的《斗牛士之歌》或柴可夫斯基的《西班牙舞曲》在心里哼哼，拖地板似乎也就成了一种舞蹈动作，不知不觉也就完成了。又如当今城市，私家车如蚂蚁遍地而交通设施却相当落后，坐公共汽车出门办事，堵车是常有的事，对于心急的人来说，没病也会急出病来的。但如果当车停下来时，车窗正对着美的物体，如一座希腊式的古典建筑，我就会乘机欣赏起那爱奥尼亚式柱头捲涡优美流畅的线条来，就像我每次坐火车去北京，当经过东南角楼时，总想一睹它那雄伟的身姿和品味它那历史沧桑感，总希望火车开得慢一些，最好是停下来，也就不再有堵车的烦恼了。我工作劳累之后还常喜欢到我宿舍附近去爬宝石山，爬山免不了有些吃力，但当周围无人时我学着芭蕾剧《天鹅湖》中的奥吉塔那样舞动起双臂来，自己也仿佛变成了天鹅，顿时轻松不少，而且可以协调四肢的活动，达到锻炼的最佳效果。
当然，文艺还有其他一些重要作用，这里就不多谈了。总之，我觉得文艺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多，我曾想写一篇散文，叫《感恩艺术》，但由于一直忙于其他事情，还没有动笔。
乔：我记得有一本书叫《艺术：使人成为人》，讲的似乎就是您说的这些道理。
王：对，正是如此！蓝德曼在《哲学人类学》中也说过，动物是被上帝塑造完成后来到世间的，它们先天具有日后生命活动的一切能力；而人来到世上是一个半成品，他需要经过社会和文化的再塑造才能最后完成，这当中应该包括文学艺术对人的塑造。席勒说，只有通过审美才能使文明人与野蛮人最终区分开来，这就是因为审美能克服知、意、情在人身上分裂的状态，从而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使人的人格变得高尚，生活变得美好，使人拥有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人的生活。
乔：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好像很少有人这样来理解文学艺术，现在流行着这样的一种理论，即现在人们的工作太紧张了，心理压力很大，文艺可以通过释放人的情绪来缓解人的心理压力，让人们放松放松，对此您是怎样看的？
王：文学艺术当然有缓解人的心理压力的功能，席勒也曾说过美的东西能使紧张的人放松。但缓解心理压力，让人放松的活动方式很多，打球、漂流、坐过山车等等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文艺是一种精神产品，它只能是通过精神上调节和抚慰来达到这个目的，那种完全没有精神内涵和思想意义的“搞笑”就会使人感到低俗、无聊。这样，文艺自身的目的也就失落，而被沦为一种手段了。我认为这是随着人的异化而导致的文学艺术的异化！当今流传的“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观点，就是为这种异化的合法性制造理论依据的。
乔：这也正是当前文艺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您能不能把您的见解谈得更具体一些？
王：我觉得仅就文艺本身来谈文艺的价值和意义是很难说清这个问题的，还应该联系人的生存活动来看。文艺为什么会产生和发展？这就得从人的生存的需要来考察。人自然有感性的、物质性的一面，否则人就成了神仙了；但人还有理性的、精神性的一面，否则人就成了动物了。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在人身上形成了一种张力，构成了人的活动的内在动因，使得人永远处于动态的、不断建构的运动过程中。而文艺对人生存的意义就在于使这种张力保持在一种协调和平衡的状态，一方面，它把理性的化为感性的，把理性的原则交付给人的感觉和体验去判决，使人摆脱理性的强制；另一方面，它又能使人在感性生活中不忘理性的召唤，具有形上的情怀，使人身处苦难依然能看到希望，而不失生存的意志，身处幸福中仍能保持一种忧患的意识，而免于走向沉沦，从而达到从智、情、意诸方面全面提升人的人格和境界的目的。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文艺不仅是手段，它还有着以人为目的的理由！现在有人提出消费时代文艺终结了，我不仅不赞成这类观点，而且认为在当今反而更突显文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为这是抵制消费时代人性异化、维护自身人格全面发展的需求。
乔：那么，这怎么能与缓解人生存的心理压力联系起来？
王：关于文艺缓解人的心理压力的功能，我前面已经承认，但要深入说明这种作用，还得要我们对心理压力作进一步的分析。心理压力作为一种惊恐、烦恼、紧张、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焦虑的情绪，在现代人中较为普遍，是现代人的一种心理顽疾。现在人们对于心理压力理解比较肤浅，似乎都归结为外部的原因，都是由于工作紧张所带来的；而无视它还有更深刻的内部的原因。这内部原因在我看来是由于现代人太个人、太自我、太务实、太追求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把自己完全交给欲望来支配，认为工作就是为了挣钱。这样就造成了自己与别人、与社会的疏远和分离，这就必然会把工作和享受对立起来，找不到工作的目的、意义和乐趣，就必然会对工作产生厌倦和恐惧的心理。因为欲望总是伴随着痛苦的，就像叔本华所说的：欲望不能满足是痛苦，欲望满足之后会使人感到厌倦，这又是一种痛苦。我曾在报纸上看到这么一则报导：一个大富翁自述他终日为财富而奔忙，但当他有了亿万家产时，突然感到自己这一辈子就像登楼，待他登上最顶层时，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空的，这使他深感人生的空虚和渺茫。这就是存在主义哲学、心理学所说的潜能丧失发展机会而迫近非存在时所产生的焦虑和恐惧。要使这种来自内部精神压力得以缓解，唯一的途径就是重建形而上学的情怀。因为形而上学所探讨的是一种终极的存在，它是永远没有终点的，但它承担起了对于人生意义、价值作终极追问的使命。美是人类永恒的期盼，比如我们平时做事总希望尽善尽美，但事实上这目的往往是达不到的，你今天满意的事情到明天就未必会再满意，就像柯罗连科在他的散文《火光》中所描写的：他在一个漆黑无边的夜晚，乘船在一条险恶的河流中航行，看到前面闪动的火光那样，尽管小船行驶了很久，而火光却依然是那样的遥远，但它毕竟让人们看到了目标和希望，从而使人信心倍增，振奋精神去迎接光明。美与美的艺术对人的意义也是这样，它使我们在经验生活之中看到了一个经验生活之上的世界，在实是人生中看到了一个应是人生的愿景，从而使我们有了一种永恒的期盼，使我们在达到有限的目的之后，还感到有一个更为高远的目的等待着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终点永远在前面！所以我认为在重建形上情怀方面，美与美的艺术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消费文化、娱乐文化的鼓吹者看不到现代社会人的心理压力的内部根源，认为只是由于工作的紧张带来的，认为仅仅在业余时间放松放松就可以得到缓解。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只不过是让人在暂时的快乐中忘却痛苦，这绝不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心理疗救！
乔：那么在当前消费文化泛滥的情况下，您是否会感到自己的理论有点远离现实，有点乌托邦色彩呢？
王：我认为理论与现实也应存在着一种张力。因为我总觉得真正有价值的理论是反思性、批判性的，而不仅仅是描述性、说明性的，不是现实生活中出现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的理论就去追随它。这样的理论岂不成了黑格尔说的要到白天结束才起飞的雅典娜的猫头鹰，只是跟在现状后面亦步亦趋？马尔库塞说这种理论是对现状的谄媚，是一种拍马屁的理论，我觉得是击中了要害的。而要对现状进行反思、批判，就需要有一个理论前提，一个思想依据，就要我们自己对文学艺术的性质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理解。而这些探讨在我国当前文艺理论界非常缺乏，这固然由于它本身存在着较大的难度，使有些人望而却步；同时与当今的“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等后现代思潮在我国的流行也是分不开的。所以我觉得要发展和振兴我国的文艺理论，一方面要批判把理论虚无化的倾向，另一方面要强化对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从中确立我们反思和批判的思想原则。我们的理论要有所作为，要对文艺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就应该与现状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
乔：我很赞同您谈的文学艺术应以人为目的的思想，这确实应该成为我们反思和评价文艺现状的理论前提，这个问题涉及的面很广，我们的刊物以“文学教育”为宗旨，根据您的理解，您对当前我国文学教育现状有何看法？
王：教育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教育即学校课堂教育，记得以前曾有中学语文课应是工具课还是思想课之争，我觉得这争论似乎没有完全争到点子上。语文课自然应有训练语文能力和进行思想教育的任务，但却忘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审美教育。我认为我们的文学教育应从智、情、意诸方面全面地塑造学生的心灵，陶冶学生的思想情操，开拓学生的思想境界，提升学生的思想品格，把我前面所说的“以人为目的”落实到塑造学生美好心灵、培育学生的健全的人格上来。这一点还需要我们的大环境配合。最近浙江报纸上连续报导中学生甚至小学生杀人的事，我真是看得触目惊心。这难道与我们今天的文化环境没有关系吗？当今中国出现精神退场和道德滑坡的状况，其原因当然是复杂的，我以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忽视了审美在塑造青少年灵魂方面的作用。而现在有些书商缺乏应有的道德约束，一味地去赚一些昧心钱，出售那些品格低下的“青春读物”、“身体文学”，如果用它们所宣扬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去塑造我们年青一代的思想灵魂，那只能增加我们民族前途的隐忧。
乔：那么您认为对于现在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来说，哪些文艺作品更值得一读，更能塑造美好的心灵培育健全的人格呢？
王：这个问题我不大有能力回答，因为我自己读的作品也不多，新近创作、出版的作品就读得更少。我这里只能简单地谈谈个人的经验。我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读书爱好。上中学的时候，我喜欢读雨果、屠格涅夫、普希金、雪莱、斯托姆、鲁迅、郭沫若、冰心、巴金、田汉等人的作品，后来又逐渐扩大到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作品。现在读长篇的作品已没有时间和精力了，但有时还随便看看中国古典诗词如陶渊明、苏东坡等人的作品，而鲁迅的作品我始终很喜欢。总的来说，我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大多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总是为美好的社会人生进行着诚挚的追寻和不懈的探索，富有诗意和激情。现代主义文艺有的虽然十分深刻，但我总觉得太自我、太悲观、太颓伤也太没有理性，与我的文艺观念相差较大，所以很难引起我的兴趣。我觉得文艺应该让人看到一些光明和希望，给人以力量和勇气才好。
乔：您所谈的这些丰富的体会和见解，确实触及了当下文艺教育现状的一些实质性问题，能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启发和思考。您谈得非常好，谢谢您，也感谢您对《文学教育》刊物的支持！
2007年3月28日
原载《文学教育》2007年第10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