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由于幅员辽阔，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长期以来，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方言大世界。在历史上，我国语言文字的高度一致性是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过多的方言也影响了经济更好的发展、国家更加昌盛。
就汉语说，有北方话、吴语、粤语、闽南话、闽北话等，相互差异巨大，简直如同外语。一种方言因地域不同，往往又分为支派，如北方话又分为：北方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还有一些其他变体，如流行粵、桂、闽部分地区的客家话，保留了较多的汉语古音韵，既不同于北方话，也没有被粤语同化。领导太平天国起义的洪秀全，便是讲客家话的客家人。方言是可以分为越来越多的支派的。如山东话属北方话中的北方方言，但鲁西北地区与鲁中地区便见差异，胶东地区则另有一番韵味了。山东省德州市东郊的一个普通的村庄王张屯村，村中心一条南北大道，路西、路东历来口音不同，西边是区分“Z，C，S”与“zh，ch，sh”的，东边则一概不加区别，读作“Z，C，S”。毛泽东同志的老家湖南湘潭也有类似的情况。1915年4月5日，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先生日记便记载：“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
方言的存在，有碍于社会文明的进步，阻碍人们之间有效的交流。当然，如果一个山东胶东人与一个天津人对话，音韵差异虽大，尚且能够听懂语意。但如果地域跨度一旦拉大，进入不同方言地带，语言之间近乎异邦。如上海人讲“到快哉”，操其他方言的人便很难听懂其义为“快到了”；福建福州人讲“你有读册无？”，操其他方言者也不懂其义为“你读过书没有？”；粤语讲“你食先，唔使客气”，只有落在书面上才能被其他方言的人看出八九不离十。所以，方言不仅是语音不同，而且语法、词汇都各有特点。
方言的延续与落后经济状态下人员交流少、社交活动少、大多数人祖祖辈辈守着本乡本土，只与左邻右舍和近处交往有关。这种状态，必将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而成为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空前统一、强盛，推广普通话早已提上了日程并收到一定的成效。许多地方规定，干部在大会上讲话，教师在课堂上讲课，一律要讲普通话。
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国内交往的密切，讲普通话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推广的优势。普及普通话已成为大势所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各地代表和委员都用普通话发言，连方言土语较重的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浙江来的代表和委员，普通话也讲得很好。甚至新疆维吾尔族代表、贵州深山区的苗族委员，也能流畅地讲普通话。
湖北省1994年实行一种新办法，把会讲普通话作为优先招收工人、提拔干部的一个条件。湖北讲普通话的人多起来了。
香港越来越多的就业广告，招聘会讲普通话的人。年逾古稀的陈和景先生，痛感于港人大都听不懂普通话，购物问不明价格，问路讲不清地名，乘车遭司机愚弄，下决心在港人中推广普通话。他花掉一百多万元的个人储蓄，四处奔走，八方求援，为了香港600万同胞和100多万就读学生都能讲普通话，做到所有中国人“语同音，耳无碍”而努力。1994年6月赵朴初先生为此题词曰：“同文曾助九州同，但惜方言语未通。”
在北京站，从全国来的经商者、打工者，一下火车，就能讲普通话，问路搭车。安徽来的“小保姆”们，在北京干上两年，开口全是地道的普通话。
无论方言多么固执地束缚着一些人的口音，随着讲普通话大潮的冲击，它进博物馆的日子已不会太远了。
（刘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