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节一过，客运列车便忙碌起来，京广线、京沪线的大城市车站滞留着大批从农村出来的北上南下的“打工族”。据报载：1993年从年初一至元宵节，经广州火车站出站的外地民工已超过100万人。尽管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已动用临时客车，甚至大篷车专门运送南下民工，但京广沿线车站仍然滞留大批等待南下的民工。上海火车站1993年2月初回流量已达60多万人次，绝大部分是到浦东的“打工族”。
“打工族”从农村流向城市，给交通运输带来了极大压力。每年春节前后，数以千万计的民工往返于城乡之间，致使铁路客流量暴涨，一些铁路干线、车站旅客挤塞，列车严重超员，超员率达100%，甚至130%。有的列车因负荷过重，造成车厢底盘弹簧压断。在某些车站，大量农民为强行上车，往往撬开车窗蜂拥而上，这不仅给车站工作人员的管理带来很大难度，也给车上旅客带来了极大麻烦与不便。
“打工族”大量流入城市，也增加了城市负担。本来城市的住房、交通就比较拥挤，“打工族”的涌入，加大了这些方面的负荷。同时也给城市的社会治安、市容市貌、环境卫生造成了一些混乱，在城市里往往“打工族”集中居住的社区，就是脏、乱、差社区。“打工族”无户籍管理，流动性大，发案率高，是城市社会治安的难点。1989年，上海公安机关抓获的外来人口违法犯罪占全部刑事作案成员的1/3.而据1988年统计，重庆市暂住人口发生的刑事案件也已占全市刑事案件的40—50%。
“打工族”大量流入城市，也给计划生育工作增加了难度。“超生游击队”的主体就是“打工族”。有的民工为了多生孩子，不惜东藏西躲，把城市的临时工棚作为逃避计划生育的场所。据成都市东城区调査，全区流动人口中，1988年计划外怀孕的146例，其中非婚孕34例，多胎孕15例。
“打工族”绝大部分是从农村出来的青壮劳力。由于青壮劳力外出，家中的土地便由年老体弱者耕种。根据在浙江、江苏、安徽等地调查，农村中缺乏青壮劳力已成为普遍现象，有些村落的种田队伍几乎80—90%是由妇女和50岁以上的老人组成。这往往造成田间管理粗放，水利失修，亩产量下降。
城市里“打工族”的大量涌现，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在这之前各地政府对农民进城打工严加控制。1979年以后，政府对农民进城打工逐渐放松，以至最后确立了允许农民进城从业的政策。除了政策变化的原因外，还有以下三点是导致“打工族”大量涌入城市的原因。
一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谋求出路。1979年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农村的劳动生产率有了极大提高。这样，家庭剩余劳动力就比较突出。另外，随着农村人口增加，人均土地面积逐步减少，也加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据1991年统计，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达1亿多，有的学者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将有6.6亿农村劳动人口，其中3.16亿将成为剩余劳动力。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力需要谋求出路，进城打工是最简便的途径，于是在沿海和内地经济较发达的大城市，就出现了一支庞大的“打工族”队伍。据统计，1990年底，全国农村流入城市的人数达7000万人。照目前的流入趋势，我国1995年流入城市的“打工族”将突破1亿人，到本世纪末流入城市的“打工族”将达2亿人。
二是城市经济迅速发展也对农村低价劳动力有较大需求。由于文化、心理等方面原因，有许多工作，城市人不愿干，如建筑业、搬运业、纺织业、修补业和一些脏累的职业，这些职位的空缺，也为“打工族”流入城市提供了就业机会。目前上海建筑行业使用的外地民工多达51万人。
三是在城市打工的收入往往超过在农村务农的收入。增加收入就可以改善生活。“打工族”虽不能达到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比在家务农显著改善。
“打工族”的大量出现，虽然给城市生活带来负荷，但也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力，也使得农村剩余劳力资源得到利用。目前，应加强对“打工族”的管理，避免无序流动。地方政府要完善劳务组织，建立劳务监察和服务性网络，对“打工族”的流向给予指导，克服流动的盲目性。主要大城市可以建立行业劳务市场，对“打工族”实行市场化管理。同时，推行打工证制度，控制“打工族”数量，提高“打工族”的素质。
（樊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