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80%，这是旧中国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经过1950年全国范围的“扫除文盲，普及文化”运动，1955年团中央开展的“七年内扫除全国农村青年文盲”的运动，195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展的“三年内扫除全国职工中文盲”的运动，及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全国扫除文盲的决定，在全国形成了文化学习和扫除文盲的高潮。截止1957年，全国共扫除文盲3000万人。1978年至1988年，我国又扫除文盲3650万人，使我国的扫除文盲的人数累计达1.9亿人。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82年的22.8170，下降到1990年的15.88%。从文盲、半文盲的年龄构成来看，60岁以上年龄组占61.8%，而15至19岁年龄组已降到5.3%。这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重视教育事业的结果，有效地提高了劳动力的文化素质。
但是，在胜利的喜悦中，扫盲工作面对的艰巨任务仍须我们高度重视。根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尚有15周岁以上的文盲1.8亿，文盲率为22.3%。这些文盲、半文盲主要分布在农村。部分边远、贫困、少数民族地区文盲率更高，达30—67%。为实现我国将在本世纪末使青壮年人口中的文盲率降到5%以下的目标，扫盲的任务，特别是农村扫盲的任务还很艰巨。
扫盲在农村是一个紧迫而艰难的任务。在1.8亿文盲、半文盲中，1/3是妇女，而且集中在中国西部9省区。不少有识之士注意到，由于文盲多，文化素质差，农村某些地方封建迷信沉渣泛起，算命热膨胀，“巫医”胡作非为。不少农民由于没文化，还在遭受装神弄鬼的巫医愚弄。据统计，全国城乡各地搞邪术的巫医至少有180万人，且公开为业，其中71%是文盲、半文盲。农村约有73.9%的病人求巫医治病，受害甚重。有09.2%的男巫奸污过女病人，10.6%的巫医致死过人命。更有甚耆，个别不法之徒，竟然妖言惑众，利用某些地区农民的愚昧煽动暴乱，残害群众。农民在呼吁文化。农民要脱贫致富也迫切需要首先摆脱文盲愚昧状态。
农村扫盲工作难度较大。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流动农民文盲增多，使扫盲工作出现死角。不少农村青壮年文盲，离开农村，到城市去打工，城乡都难于对其进行扫盲工作。据有关材料披露，目前广州、珠海、上海等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这种文盲占流动人口的比例高达3021.流动农民文盲人数有日趋扩大之势。
第二，某些基层领导对农村扫盲不够重视。由于对经济体制改革缺乏正确认识，部分领导人错误地认为现在是“自己顾自己”，扫盲是“管闲事”，致使扫盲工作开展不利。
第三，脱盲考试中有找人代考、蒙混过关现象，扫盲质量难保。有些地区平日不注重扫盲工作，待到上级验收时，找人代文盲参加考核。如文盲较多的陕西某地，在扫盲考核中竟让小学生代替文盲答卷，每位小学生分别代答了4—5份卷子。
第四，堵盲不力，新文盲不断产生。一些尚未普及初等教育的地区，小学生中途辍学现象严重，新文盲有了“后续部队”。
在1990年3月曼谷召开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上，我国宣布到2000年普及初等教育，基本扫除文盲。为此，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中十分重视基础教育，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普及9年义务教育，保证适龄儿童入学，制止学生辍学。团中央有关机构坚持在全国推行“希望工程”，救助失学青少年恢复学习。抓紧扫除农村青壮年文盲，坚持标准，讲求实效，把文化教育和职业教育结合起来。党和政府还增加了农村的扫盲拨款，设立社会扫盲基金，加强领导，把扫盲任务落实到乡、村。
不少地方扫盲搞得有声有色，很有实效，探索出农村扫盲的新路子。如青海省就出现了扫盲的复式教学班、寄宿制小学、半日或全日制小学、早午晚班，写字、刺绣、种菜班，扫盲工作形式多样，卓有成效。这都为解开农村扫盲的难题提供了成功经验。
（刘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