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之高，在战后世界历史七是不多见的。但是，在我国现有条件下，投资规模的高峰、经济增长速度的高峰、物价上涨高峰与通货膨胀常常结伴而行。改革开放15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已经经历了三次“启动——升温——过热——调整”的周期性波动，每次增长周期的下跌，都是受到通货膨胀的制约而形成的。因此，坚决遏制通货膨胀，已成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关键环节。
通货膨胀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造成的损害极大。其一，使价格导向发生混乱，引起资源配置的，失误；其二，助长投机行为，加剧分配不公，几次通货膨胀，都是投机行为最严重的时候；其三，扰乱经济秩序，阻碍经济发展，贻误发展速度；其四，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影响社会安定。也有的人认为通货嘭胀能刺激生产发展。但是，中国和外国经济发展都证明：严重的通货膨胀，对于正常的工商经营都没有好处，只会对社会生产起破坏作用。
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不在于价格改革，而在于固定资产投资膨胀、过热。价格改革，虽然也会增加居民的生活费用支出，相应增加货币发行量，但只要改革力度适当，增发的货币不超过流通的正常需要，就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固定资产投资膨张导致的物价上涨则必然造成通货膨胀。过去固定资产投资靠国家预算拨款，现在改为银行贷款。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就要加大信贷赤字，就要靠增发货币来弥补。在固定资产投资热中，有些企业和单位挪用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结果不是迫使银行增拨流动资金，就是拖欠贷款，导致“三角债”。这种固定资产投资热带来的增大货币发行，往往是严重的通货膨胀。
1981年以来，我国改用“投资率”这个概念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投资率即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我国，适度的投资率最好控制在25—28%，30%也还可以接受。一旦突破30%，国民经济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难以保持协调持续发展，各方面都感到紧张。1993年，国家突破了投资率的警戒线。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1993年投资计划为8000亿元，投资率在30%以内。执行结果，实际完成11829亿元，超过3829亿元，投资率超过计划7.7个百分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本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28.8%，而固定资产投资却增长50.6%。在建项目普遍遇到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的问题，国家被迫超量发行货币，1993年货币投入量为40年来最大的一次，市场货币流通量在1992年增长36.5%的基础上，又增长35.3%，仅次于1988年增长46.700的水平。这就导致了通货膨胀。1993年的零售价指数，在上年增长5.4%的基础上，上涨了13%；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在上年上涨6.4%的基础上，又上涨了14.7%。这引发了资金紧张，供应紧张，价格暴涨。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一点，并非坏事，但绝非越大越好。我们吃够了投资规模偏大、过大的苦头。客观规律告诉人们，建设规模要与国力大小相适应，才使经济发展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自1992年开始，我国连续几年行进在年增长13%的快车道上，这就更要警惕经济增长过快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危险。
通货膨胀并非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必然产物，只要适度控制建设发展速度即固定投资率，就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期的延长，防止通货膨胀造成的“硬着陆”。在这方面，中央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加强政府干预，进行宏观调控。建立市场经济，价格放开，不等于政府可以撒手不管。二是转变发展思路，重在提高经济效益。我国投资率控制在30%以内，效益与速度的结合是最好的，物价也是比较平稳的。依靠高投资取得高速度，必然带来低效益，高物价，江泽民总书记说：“发展要有新思路，真正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不能继续走盲日追求产值速度和扩大投资规模的老路。”三是处理好国家与地方、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一个企业不可能又提高产品价格，又能得到更多的银行贷款。物价总水平上涨，也会使一个企业的产品失去竞争力。地方那盘棋，要顾及到全国这一盘大棋。四是重视和支持农业的发展，抓好“菜篮子工程”。只要把粮食和“菜篮子工程”抓紧抓好，物价就不会出大问题。
既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又要控制通货膨胀，不是不能做到，而是可以做好的。
（刘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