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夔州期间，虽然只有两年多，在杜甫的生命中并不算漫长的时光，而且他这期间一直身体不好，年老多病，但这一时期所作的诗歌却有四百六十多篇，占杜甫一生诗歌创作总数的三分之一。可见在夔州期间迎来了杜甫诗歌创作的一个高潮，也是他一生诗歌创作最后的一个高潮。
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表现得比以往更加成熟，而且诗歌的内容更加广泛，创作诗歌往往顺手拈来，不加修饰，却下笔如有神。杜甫的七律诗在音律、内容深度等方面达到最高水准的作品《登高》一诗，即创作于这个时期。这一时期杜甫诗歌创作的内容丰富多彩，手法变化多端，哪一时期的创作都赶不上夔州诗。
杜甫在夔州时期创作的诗歌，在诗的内容的博大精深上也达到了极致。《壮游》《遣怀》《昔游》等诗是为自己立传，《八哀诗》是为他人立传。这些诗不但见个人遭遇，亦见时代变迁，方面深广，感情亦深。刘克庄说：“杜《八哀诗》，崔德符谓可以表里雅颂，中古作者莫及。韩子苍谓其笔力变化，当与太史公诸赞方驾……”仇兆鳌评《昔游》诗说：“此诗长短适中，浓淡合节，整散兼行，而摹情写景，已觉兴会淋漓，此五古之最可法者。”不止此诗，就是《壮游》《遣怀》《昔游》等诗，也无不如此。可见，兴会淋漓，挥洒自如，为这一时期杜甫诗歌的特色。
杜甫在夔州期间的创作，是他一生爱憎等情感的真实流露，毫不矫饰和隐讳，也不必忌讳。他痛陈军政弊端，如《诸将五首》等，如“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诗人的责难正确而尖锐，鞭辟入里，振聋发聩。甚至对往昔的朋友也毫不加掩饰地进行责难，如对高适的批评等，这种率真而大胆，为以前所没有的。这反映了诗人愈到老年，人愈加显得真诚，不掩不隐，挥洒自如，显示出一种史家的风骨。
杜甫作为一位敢于探索、突破常规的文学家，到了晚年，由于见多识广，艺术纯熟，经验丰富，感受深刻，在诗歌创作上突破寻常法度，信手拈来，随意挥洒，又能裁减得当，内涵丰富。在夔州时的五律如《洞房》《宿昔》《能画》《斗鸡》《历历》《洛阳》《骊山》《提封》八首和《鹦鹉》《孤雁》《鸥》《猿》《鸡》等，或因事咏史，或藉物寓言，莫不挥洒自如又不违格律，铅华洗净更见清真。
这一时期的诗歌中也有很多苍老率真之作。如《白帝城最高楼》中有“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白帝》中有“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等，出语“横逆不可挡”，显示出真诚感人，颇见筋骨的力度。
与王昌龄、王维、李白诸诗家比较，杜甫的绝句就写得更加自由了。比如《三绝句》中的“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都写得极其自由而且口语化程度很高，显示了杜甫老年时在艺术上不拘绳墨，挥洒自如之妙。
夔州诗中的五古大都写得恣意汪洋，如《客堂》《课伐木》《雷》《火》《毒热寄简崔评事十六弟》《贻华阳柳少府》《信行远修水筒》《驱竖子摘苍耳》《催宗文树鸡栅》《种莴苣》《听杨氏歌》《西阁曝日》《园官送菜》《园人送瓜》《柴门》《槐叶冷淘》《上后园山脚》等，这些诗歌，写得很散漫，在日常生活的描叙中展示了生活的真意。
夔州诗的七古中《缚鸡行》《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大觉高僧兰若》《久雨期王将军不至》《夜归》《晚晴》《复阴》《前苦寒行二首》《后苦寒行二首》等，生活气息也很浓，诵之仿佛见老杜的身影。《古柏行》气势磅礴，《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抚事慷慨而词气纵横，皆臻老境却无颓丧之病，很是难得。
苏轼曾评价杜甫诗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张戒说：“子美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故曰：‘吟多意有余’。又曰：‘诗尽人间兴’。诚哉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