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高适，自从青年时代相识于汶上就志同道合，情同手足。他们曾在山东的密林里一起过着呼鹰逐鹿、对酒当歌、吟诗唱和的生活，他还与高适等人北上邯郸，登上战国时赵王的丛台，高歌怀古；在与李白相聚的短短三个月中，高适也和他们始终在一起；在长安，在成都，高适与他都常有诗歌唱和，而且高适是他的少数几个救济者之一，他们的友谊不可谓不深刻。但在当高适的行为与国家利益不相符合或没有维护国家利益的时候，杜甫还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表现出对待朋友上的严肃与真诚。
严武回朝后，朝廷派高适出任成都尹、西川节度使，但高适在这个位置上并没有良好的表现。严武走后，先是徐知道叛乱，后是李忠厚叛乱，两次大的叛乱，给成都带来的灾难不亚于安史之乱中的长安与洛阳所遭受的灾难。这两次大的叛乱，高适都没有能够及时镇压下去，而是任其泛滥，不可收拾。
而且，吐蕃趁此机会，大举进攻西南边疆。起初杜甫闻知高适为西川节度使时，对高适充满了信心，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盼他能够控制边疆，并相信被敌军围困的松州城定能解围。但不久吐蕃陷陇右，逼近长安，高适率军攻吐蕃南境，本想从旁节制，不料到了十二月，松维保三州和西山城戍均被吐蕃攻陷，蜀军失利。吐蕃对成都、长安构成了包围，杜甫原先希望高适能为国效力驱逐达虏的愿望破灭了。
由于高适在军事上的失利，朝廷将高适招回，另派人选镇边。
杜甫对高适在军事上的失误极为不满，对老朋友高适在出任西川节度使时的丧师失地多有抱恨之语。他在《奉寄高常侍》中说：
汶上相逢年颇多，飞腾无那故人何！
总戎楚蜀应全未，方驾曹刘不啻过。
今日朝廷须汲黯，中原将帅忆廉颇。
天涯春色催迟暮，别泪遥添锦水波。
诗的意思是说，回想起我青年时代壮游时与您相逢于齐鲁汶水之上，至今已经历很多年。您现在如此的飞黄腾达我真无法企及，您先后在蜀楚两地作淮南、剑南西川节度使，该完全施展出您的武略吧？您的文章可以与曹植、刘桢并驾齐驱那也不为过，今日朝廷需要像西汉汲黯那样的人，所以招您回去，中原的将士也很想念您这位当今的廉颇。这会儿我正在天涯伤春叹老，惜别之泪流个不停，增添了遥远的锦水的波澜。
这首诗中虽然提到更多的是惜别的情谊，但也涉及了高适丧师失地所犯下的错误。“总戎楚蜀应全未”一语，说高适大概没有施展出他的全部才能吧，这是对高适的委婉的批评，其意是说他没有完全为朝廷尽力尽忠导致丧师失地。“中原将帅忆廉颇”，这既是对高适的鼓励，也是对高适的劝勉，希望他能发挥出像廉颇那样的才能来，当然这话的意思也是对他过失的不满，希望他能引以为戒，像古代的常胜将军廉颇学习。
从中可以看出杜甫对待高适在丧师失地，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与灾难时的态度。这时，他对好友是毫不留情地持批评态度的。这反映了他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而不徇私情，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反映了他对国家的忠诚。而且不但如此，他看到高适在抗击吐蕃的无能时，还建议朝廷重新考虑西川节度使的人选，这更是完全以国家利益为重了。
杜甫在《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中，认为应以“重臣旧德、智略经久、举事允惬、不陨仓黄之际、临危制变之明者”出任剑南节度使。为了国家的利益，杜甫希望朝廷能重新考虑节度使的人选，并指出了选择的范围，应该在那些德高望重并具有丰富经验的大臣中选择，这更是对高适的批评。
杜甫对待朋友，是以一颗赤诚之心相待的真正的挚友，既敢于为朋友的名誉而斗争，敢于为朋友的命运的不平而呐喊。同时，他还敢于批评朋友的错误，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前面提到杜甫对李白的伟大友谊，其中就有对李白的谏言。“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是对李白豪放而目中无人的好言规劝，希望他不要太任性，应该收敛些。杜甫对李白如此，对高适也是如此。
当朋友的行为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作为其朋友，是徇私情，还是敢于批评朋友，这很能反映一个人的内心品质。若是一个人始终有以国家利益为上的崇高思想，那么他就不会隐瞒朋友的缺点错误，而是劝慰朋友，批评朋友，努力使其改正缺点。这也是真正对朋友负责的态度。俗语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若不是朋友的善意的提醒，或许某些错误就永远得不到根除。
杜甫一生交友众多，好友遍天下，他对待朋友，更多的是褒扬与夸耀，并深以他们为荣耀，但有时在某些问题上，也敢于直言朋友的错误。这并没有引起朋友的反感，相反使他们的友谊更加牢固。因为杜甫是以一颗具有强烈正义感的心来批评朋友，是为了他们的行为更加符合国家的利益，使他们能在事业上有所作为，这是对国家对朋友的负责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