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史·俞大猷传》的最后，引时任福建巡抚的谭纶给俞大猷的信说：“在节制部伍的精明上，您（指俞大猷）不如谭纶；在赏罚的分明上，您不如戚继光；在作战的勇猛快速上，您不如刘显。然而这些都是小事，您则为大将之才。”
如此“大将之才”的俞大猷，却在历史的书卷中被尘封淹没得很深很久。他本是戚继光的上级，在抗倭上功勋卓著，是与戚继光齐名的抗倭英雄，但世人只知道戚继光抗倭，而很少有人知道俞大猷抗倭。史家对俞大猷是公平公正的，毕竟为他写史立传。但世人则不知何故对他淡忘。许多大人物在世时声名显赫，死后不为人知。这是因为这样的名人在世时“注水”太多，名不副实，死后被人忘记也就十分自然。俞大猷不同。他在世时就是一名叱咤风云的名将。他虽然功名显赫，为国家立下大功，却屡遭打击陷害，一生沉浮漂移，命运多舛，坎坷不断。很多名人在世时不为人知，死后被世人发掘出来成了“香饽饽”。俞大猷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尽管他因大功大德而彪炳史册，却依旧没有多少人关注他。作为福建晋江人，俞大猷至少在闽南家喻户晓吧？然而不，我问过10多个晋江人，知道的只有一二。为此，我十分悲悯！又在悲凉的心境下动情地为俞大猷写下这篇文字，不是为了对他歌功颂德，而是向世人说一段一个人在逆境下奋争的坎坷命运。
俞大猷生活过的晋江安海，今天是个繁华乡镇，高楼林立，人来车往，商业气息十分浓郁，可在500年前的明中后期，这里就是个破败不堪的小渔村。每每狂猛的海风袭来，小渔船被摧毁，养殖网箱被巨浪吞没，村庄被风雨打得七零八落。俞大猷虽说是习武世家，父亲也不过是个“百户”，相当于今天一个基层连队的连长，母亲是乡下人。这样的家庭结构，经济上自然不可能富裕。俞大猷少年好学，除读四书五经外，还学习各种兵法书籍，更喜欢学习《易经》。他听说有一位叫赵本学的大师可以用《易经》的道理去探索军事学上战术运用的灵活变化，便主动找上门去请教，深受教益，这为他后来领兵作战进行灵活布阵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还向一位叫李良钦的大师学习剑法，成为一名剑术纯熟的大侠。这为他后来著书立说写下《剑经》一书提供了厚实的条件。正当他还想继续学习深造的时候，他的父亲突然病故，他只好放弃学业，继承了父亲“百户”的世袭职位，到军队里为国效力。
嘉靖十四年（1535年），全国举行武科会试，年轻的俞大猷大胆参试，成绩良好，中了武举，升为千户。朝廷派他到金门守防。当时的金门人口不多，但这里的官军市民无事生非者不少，告到公堂，难以治理。前面的官员对此一筹莫展，气恼不已。俞大猷到任后，采取教化的方法，诱导民众讲礼法、懂规矩，和为贵、安为上，民众诉讼为之停息。当时海盗之患时有发生，俞大猷上书提刑按察使司，提出治理海盗的有效谏言。按察使本应高兴才对，谁料按察使恼怒地训斥俞大猷说：你一个小小军校，有什么资格上书言事？将俞大猷一顿乱打，并剥夺了他千户的官职。
这显然是俞大猷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俞大猷明明是一片好心为护海防安定的，却招致飞来横祸。他痛苦不堪，也百思不得其解。在不能辩诬的时代，俞大猷只好忍气吞声。时任兵部尚书的毛伯温是个既清醒又精明的高官，他要带兵去征伐安南（今越南），俞大猷得知又上书言对，陈述自己的作战方略并请求从军作战。毛伯温接到俞大猷的谏言，读后颇感震惊，没想到基层官兵中还有像俞大猷这样的有勇有谋的干将，十分欣喜。只因安南问题乃和平解决，俞大猷未能当即起用。但毛伯温记住了俞大猷这位年轻战将。
几年之后，北方蒙古俺答部举兵大举进攻山西，皇帝下诏选举天下壮武勇士。俞大猷亲自到巡按御史面前自荐。御史对他很感兴趣，便将他的名字报至兵部。兵部尚书毛伯温很快安排高官翟鹏召见俞大猷，就征伐蒙古问题讨论军事方略。俞大猷每每以真知灼见折服翟鹏，翟鹏对俞大猷施礼致意，此举使全军震惊。然而不知何故，翟鹏也未能重用俞大猷。俞大猷空怀一腔报国之志，却也只能郁闷地打道回府。
这就是命运的乖戻。但这种打击并没有使俞大猷彻底泄气。他虽然心里有气，却不怨天尤人，他只能等待时机。当毛伯温接到福建漳（州）汀（州）两地发生民变的报告时，他这回起用了俞大猷，任命他为汀漳守备。俞大猷不辱使命，到任后很快将民变平息。他的部队驻扎在武平，闲来无事，俞大猷就在当地倡导文化建设，建起“读易轩”，与读书人一起举办文会，诗词唱和，每天还要教授武士击剑。兵部接到海盗犯我东南沿海的报告，毛伯温又下令俞大猷率军出击，消灭倭寇。俞大猷二话不说，带领部队就出发，连续捣毁海盗老巢，斩杀敌人300多人，不仅受到嘉奖，还被提升为署理都指挥佥事，隶属广东都司。
俞大猷生来不与官长为敌，也不与属下结仇。但老天却偏偏让他撞上与他故意过不去的上司。就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俞大猷奉命平定“安南事变”，生擒敌首，消灭敌人1200多，凯旋时，手握朝廷大权的严嵩，故意抑制打压俞大猷，不为他报功，只以赠银50两作罢。这一点银两，连抚恤死难弟兄都不够。无奈，俞大猷只好从自己的结余中拿出银两犒劳下属。
应当说，这也是命运对他的一次作弄。
俞大猷能征善战的名声传扬天下后，朝廷想不用他都不行。这或许就是一种“名将效应”。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大举侵扰浙东。皇帝诏令俞大猷为宁波、台州诸府参将。当时宁波守军不能打仗，被倭寇所破，是俞大猷率军击退敌人。倭寇败而不退，转而又去攻击绍兴临山卫，再攻至松阳（今属浙江）。俞大猷得报，很快调集兵马支援绍兴和松阳。他们在知县罗拱辰的兵马配合下，奋力抵抗倭寇进攻，取得胜利。然而，莫名其妙的是，俞大猷打了胜仗，杀敌不少，却被朝廷处分，以“失事”为由停发他的俸禄。俞大猷一头雾水。因为前方战事紧急，他无心向朝廷申诉，只能把委屈吞进腹中，照样不声不响地组织军队抗倭，追杀大批量的倭寇于海中，焚烧敌船50余艘，获得“松阳大捷”。战绩报至朝廷，高官们十分尴尬，不得不撤销对俞大猷的停发俸禄的处分。俞大猷十分悲痛，他很想到高官们那里讨个说法，但想到海防吃紧，国家安危还待他和官兵们去守卫，也就放弃了赴京城申冤的念头。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三月，因江苏都督兼总兵官刘远不能平倭，朝廷把他撤了，将能征善战的俞大猷任命为总兵官。倭寇进犯西庵、沈庄及清水洼。俞大猷领兵还击，很快把倭寇击退。倭寇逃到浙江的陶山，又逃到黄浦，俞大猷乘胜追击，将倭寇打得无处逃窜。倭寇很不甘心，又往徐海集结。俞大猷再率军平乱，再次打得倭寇鬼哭狼嚎。皇帝这才知道俞大猷真正能战，提升他为都督佥事。
浙江巡抚胡宗宪是俞大猷、戚继光的上司，虽然他本人抗倭不怎样，但他多次支持俞大猷和戚继光抗倭，也算是个明事懂理的好官。但是胡宗宪和敌寇汪直（安徽徽州人，明朝著名海盗）有染，公然与汪直通市贸易，受到俞大猷的坚决反对。但胡宗宪是上司，俞大猷反对归反对，却不起作用。后来汪直被诱捕，倭寇大举进兵攻击舟山。朝廷命胡宗宪尽快平倭。胡宗宪不能打，只好派俞大猷发兵围剿。舟山乃易守难攻之地，俞大猷这回虽小有胜利，却也没能及时将倭寇击退，夺回舟山。他请求胡宗宪派兵增援，朝廷也催促胡宗宪抓紧结束战斗。胡宗宪大话敷衍。朝廷不满，怪罪下来，胡宗宪推脱责任。朝廷于是撤销俞大猷及参将戚继光的职务，并限定他们一个月平定倭寇。俞大猷和戚继光感觉压力很大，但却能积极谋划，以更大兵力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势，倭寇也死打硬守。战争持胶着状态。俞大猷认为坚持就是胜利，倭寇粮草将尽，我却有后方补给。果然，倭寇坚持不住就乘上战船逃跑。俞大猷早料到这一手，早就布置妥帖，乘船赶往海上拦截，将倭船击沉。倭寇被迫往东南方向的福建逃窜，俞大猷和戚继光又乘胜追击，杀倭四五千人，几乎平定倭患。这时又是胡宗宪使坏，他认为剿倭已经一年有余，此时倭寇逃往他省更好，只要浙江太平无事就行。于是暗地派人告知倭寇让他们溜走。俞大猷和戚继光取得“舟山战役”大胜，却反被朝廷训斥。俞大猷不解，问道何故。弹劾的御史大夫说，他们的罪名是放走倭寇残部。俞大猷喊冤，他说放走倭寇的是胡宗宪，他下令叫我们不必追击。现在追查起来，怎么降罪于我了？御史大夫于是弹劾胡宗宪。胡宗宪吓得要命，就又将罪责推到俞大猷身上。俞大猷反抗。胡宗宪害怕事情闹大，就来做俞大猷的思想工作，请俞大猷为自己代过受罚，向他保证日后予以补偿。俞大猷想不通，他很想申诉，但胡宗宪向他求情，他又心软下去。那是个可以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尤其嘉靖一朝，黑白颠倒的事件屡次出现。张经抗倭有功被杀，就是典型一例。现在轮到俞大猷了。嘉靖皇帝大怒，他下令逮捕俞大猷，撤职查办，剥夺世袭爵位。
这一次打击，比此前的任何一次都大。深陷牢狱的俞大猷，只能悲叹命运的哀凉。
二
牢狱里的生活十分惨痛。俞大猷只能以超强的毅力忍受。他当然没有失去坚强地活下去的信心。他不虚度光阴，找来书籍不断阅读，以此给自己增加知识养料。他在读书之余也反思自己，思来想去，总觉得不应坐以待毙。有朋友来探监，他就把自己想早些出去的想法告知友人。他最要好的朋友陆炳决定帮忙俞大猷。陆炳为他用丰厚家产向当时手握大权的严嵩之子严世蕃行贿，俞大猷这才得以出狱，并被派去边塞立功赎罪。
苍茫的漠北，沙漠漫漫，风沙扬起时遮天蔽日。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俞大猷，开始很不习惯于北方气候，但他适应能力强，不但很快在生活上习惯，而且熟悉了沙漠地形地物。大同巡抚李文进了解俞大猷的才华，主动找他谈论军事作战问题。俞大猷不负众望，再一次显示出他超人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根据沙漠作战特点，自己创造性地设计制作出一种抵御敌人骑兵的独轮车。他用百辆独轮车，三千骑兵，在安银堡大败敌人。人们这才发现，俞大猷不但善于海战，而且善于沙漠山地作战，可谓军事通才。巡抚李文进很高兴，他向朝廷推荐了俞大猷的这一战车御敌之法，朝廷请俞大猷为师，推广他发明的战车，并且设置了专门对蒙古作战的兵车营。京师营中有兵车营这一编制，也是从这里开始。俞大猷乘着士兵情绪高昂，同李文进商讨偷袭蒙古部落的计策，两人英雄所见略同，于是把作战计划布置下去，很快偷袭成功。朝廷为此给俞大猷平反，还其世袭爵位。
西北边陲一向不宁。俞大猷未到大同时就有准备。当他听说广武（今山西北部）地区被敌人攻掠，就主动带领军队前往反击，很快把敌人打退，广武军民纵情欢呼。
能征善战的将军哪里都需要。这不，南边的镇簟（今属浙江宁波）出现匪情，川湖总督黄光升向朝廷推荐俞大猷率军前往镇压，朝廷准许。俞大猷于是被任命为镇簟参将，他很快率领军队将镇簟匪盗平定，那些曾经陷害过他的官员不服都不行。
在此之前，俞大猷就专门组织训练过他的“俞家军”。与戚继光所教“戚家军”不同的是，俞大猷除教“俞家军”基础理论知识外，更注重让士兵们学习他独创的剑法（亦即棍法），重点学他通过《易经》理论糅合军事布阵而创造的“剑阵”，“剑阵”主要由剑、射、阵三法组成，精华在剑，也就是棍法。它的强项是集结士兵合力，集体配合攻击敌人。在很多战斗中，“俞家军”都发挥出重大作用，成为与“戚家军”齐名的抗倭劲旅。
广东饶平贼人张琏，数次攻陷城邑，多年了却没有人能够将其平定。皇帝于是下诏调俞大猷去南赣，集合广东和福建的兵力进行讨伐。这时胡宗宪兼管江西，他知道张琏远离巢穴，命俞大猷带兵迅速追击。俞大猷告诉胡宗宪：以奇兵偷袭张琏巢穴，打击他可能来救护的援军，这才是上策，怎么能用数万人的部队去跟着张琏一个人流动呢？胡宗宪以为俞大猷曾为他受过而记恨他，故而不听他的指挥。俞大猷非常坦然。他告诉胡宗宪，若是记恨，当初就没有必要替胡宗宪受过受罪。现在不听你胡宗宪的打法，实在是你胡宗宪的战法太低劣，无法让我俞大猷接受，并不是我有意不听指挥。胡宗宪自知理亏，也就作罢。俞大猷按照自己的战法，先率军将张琏老巢端掉，算定张琏会带兵回救，于是在险处设伏，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张琏乃一介草莽武夫，一听说自己的老巢被俞大猷端掉，速速调兵遣将，赶忙打回老巢。
眼见着张琏的队伍渐渐走进俞大猷布好的“口袋阵”，站在高山之巅进行瞭望的俞大猷十分欣慰。当俞大猷的歼敌号角吹响时，英勇的“俞家军”奋起杀敌，呼声震天。落入“口袋”的敌军鬼哭狼嚎，狼狈逃窜。“俞家军”一下斩杀敌人1200余。张琏且战且退，毫无招架之力。俞大猷号召军队乘胜追击，将张琏和另一匪首萧雪峰擒获。仗打胜了，抢功的人也来了。广东军官上报朝廷说张琏是他们抓获的。俞大猷感到好笑。但他不予计较，只是告诉广东军官说，既然你们能战，这么多年了为何不把敌匪消灭？既然你们抓获敌匪首，为何张琏还在我的手中？广东军官听了这番话，无地自容。
面对被“俞家军”俘虏的两万多匪兵，有人主张将他们全部斩杀。俞大猷坚决不同意。他对属下分析说：这些匪兵绝大部分是受骗而来的农家子弟，如果全杀，他们年迈的父母就无人赡养，年轻的媳妇也会失去丈夫；这些人本性不是很坏，经过教育相信他们会改邪归正。只有少数那些头领，无恶不作，犯下滔天罪行，这些人当杀。这样，那些经过教育的两万余农家兵丁，就被俞大猷逐一遣返回家。为此，朝廷升俞大猷为副总兵，协助驻守南（今江西大余和广东南雄地区）、赣（州）、汀（州）、漳（州）、惠（州）、潮（州）诸郡。
权力大了，兵马也多了，俞大猷打起仗来更是得心应手。他此后又率军连续平定了一些边地山区的匪患或民变，得到朝廷肯定，提升他为福建总兵官。这期间，俞大猷多次与戚继光联手，将福建，尤其是兴化（今福建莆田）府的倭寇击退，获得朝廷奖许。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十月，俞大猷调任南赣，次年改任广东。当时潮州倭寇两万多人与福建大盗相互联络，坑害百姓。加上福建延平（今福建南平）和汀洲（今福建龙岩）又有盗寇作乱。朝廷告急。当时部队尚未集结，兵力部署也未做好。为了安抚朝廷，俞大猷决定单身闯入敌营，说服那些首领，叫他们回到山寨，停止扰民掠财，遣散兵丁。属下劝他说，这样做太危险，弄不好会被匪寇杀头。俞大猷镇定自若。他很有信心，凭着他的威名，不但不会被杀，还有把握说服敌寇首领。俞大猷走后，人们都为他捏一把汗，认为凶多吉少。谁想，俞大猷孤身闯敌营，竟然把那些首领说服，一个个离开城邑，回到山寨。这事让全国人为之震惊，简直把俞大猷看成“神人”。有一个叫着温七的匪寇首领，不肯听话，继续为非作歹。俞大猷一听就火冒三丈，迅速带兵将温七剿灭。俞大猷的名声更为叫响，发展到只要敌寇一听到“俞家军”的名声，就拔腿逃窜。就在俞大猷和戚继光联手将潮（州）漳（州）两地倭寇和吴平的军兵消灭后，不久俞大猷又率军进入海丰（今属广东）剿倭。这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倭寇拼死抵抗，俞家军奋勇杀敌，倭寇被斩杀400多人，战船也被打沉。侥幸逃脱的2000余倭寇退到海丰金锡都据险死守。俞大猷率大军围困达两个月之久，倭寇粮尽，企图逃跑，全被早有准备的“俞家军”拦截歼灭。
河源（今广东省河源市），翁源（今广东省翁源县）贼寇首领李亚元活动猖獗。广东总督吴桂芳知道俞大猷能打仗，就要求朝廷调俞大猷前去征讨。俞大猷在吴桂芳的支持下征兵10万，分五路进击，先取敌人老巢，再分军各个击破，很快将李亚元首领生擒，俘虏，斩杀敌人共计10400多人，救回被强抢的百姓8万余人，又一次取得重大胜利。没多久，他就被升为都督同知。又因为他在这个职位上带兵消灭了大倭寇曾一本，被朝廷升为右都督。
三
俞大猷在政治方面也颇有智慧，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待少数民族问题的处置上。
大明王朝的早期，民族矛盾就已显现，到了中后期民族矛盾更趋尖锐。除内蒙古、东北地区战争频发外，云南、广西地区时不时发生少数民族地区的起义造反或者民变。为此大明政府十分头痛，又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应对。作为一名驰骋疆场声名显赫的战将，俞大猷曾多次被派往广西平定民变。还在毛伯温任兵部尚书的时候，他就奉命到新兴（今广东中部偏西）、恩平（今广东西南部）处理动乱。当时有个叫潭元清的首领，屡次背叛朝廷。总督将此事派给俞大猷处理。俞大猷采取的方略是少数民族“自治之法”，基层的村寨由当地人选出代表管理；村寨和村寨之间不能串联谋反；遇到困难请求政府解决。这三条一颁布，很多人回归山寨，不再闹事。但也有一些亡命之徒，他们公然与政府作对，就是要造反。俞大猷还是先礼后兵。他很有耐心地走进各峒的造反者中去，用道理说服他们，跟他们阐明顺逆的利害关系，并教他们击剑之法，各峒的反叛者都接受俞大猷的忠告。有一个力大无比，曾杀死老虎的名叫苏青蛇的头领，不服气俞大猷，俞大猷设计让他落套，没多久就把他除掉。反叛者愈发惊恐。面对那些已经抢夺百姓良田的反叛头目，俞大猷第一招是劝其归还。第二招是对少数不归还田地的头领进行招抚，叫他们还地后让他们做一个小官小吏，管理峒里事务。如若还是不肯还田地的，俞大猷就用第三条招数，那就是将其孤立起来，搞臭其名声，再将其打击歼灭。只用了一段时间，新兴、恩平两县就为之安宁。朝廷对俞大猷的“怀柔之策”大加赞赏。
在俞大猷几十年南征北战的生命历史中，烽火硝烟的熏染不知几多。他是一首声响激烈的狂飙突进的战场战歌，他用心血和智慧谱写出壮丽的卫国保民之豪迈交响乐！诚然，他也吃过一两次败仗，但最终的胜利，还是靠他自己拿下。
俞大猷后来又被派去广西作战，原因是古田（今属广西）僮人（壮族一支）黄朝猛、韦银豹在嘉靖末年曾经两次劫掠省城官库，杀害官员和百姓。广西巡抚殷正茂上疏朝廷，希望派俞大猷带兵前往镇压。俞大猷到任后，巡抚殷正茂征兵14万，叫俞大猷统属征讨。俞大猷不负使命，他分兵七路，连续攻破数10处贼人巢穴。贼人力保潮水寨，该寨建在高山的顶端，易守难攻。俞大猷的军队连攻10余日未能奏效。俞大猷便改变战法，变强攻为偷袭，改日战为夜战，大炮先攻，步兵再上，一举成功将敌寇全歼，共杀死和俘虏敌人8400多名。活捉了敌首黄朝猛、韦银豹。百年来的贼寇之患一朝尽除，军民们欢天喜地。
然而，俞大猷到底生存在一个朝廷吏治腐败的黑暗时代，尽管他功勋卓著，为国立下大功，却老是宦海沉浮，老是遭人暗算，老是命运不济。他在晚年的时候，还被巡抚李良臣妄加罪名弹劾。尽管兵部大员为他辩诬，皇帝却偏听偏信，将俞大猷遣回原籍。只有在内忧外患的危亡时刻，朝廷才又想到起用他。他虽然上了年纪，一身病痛，满脸沧桑，却依旧满怀报国之心。他或许有些愚忠，却也无怨无悔。只要提到带兵打仗，他就精神抖擞。他同戚继光就很多次成功合作，击败倭寇，一同被世人称誉为“抗倭民族英雄”。史书对俞大猷的评介很高，称赞他是一位数建奇功的廉洁将帅，“眼光远大，不贪近功，忠诚为国的精神老而弥笃”。福建武平、海南崖州、广东饶平都为俞大猷立祠祭祀。
写完这篇文字，我的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