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在那个时代，那个皇帝在治官吏方面，仅仅用思想教育是永远不够。腐败的现象难以遏制。朱元璋对这一点是比较有正确的认识：他认为，元朝吏治如此腐败，与法律的宽纵松驰是分不开的，为了纠治业已根深蒂固的官吏贪暴之风，必须“刑用重典”，推行严刑峻法。建国前夕，他多次与刘基讨论治道，在赐给刘基的一封手书中，他坚定地指出：“朕收平天下，非猛不可！”即位之初，他又召见群臣，宣布自己要实行“严法禁”的政策：“只要发现贪污纳贿、蠹害百姓的官吏，定严加治罪，绝不宽恕，你们要记住我说的话。如果处身廉洁、奉公守法，就像人走在平坦的大道上，从容自适；如果贪污纳贿，触犯法律，财像走在荆棘丛中，寸步难行，就是勉强走过来，也要体无完肤了！”
尽管朱元璋采取以猛治国的态度，但官场的风气却并不是像他想象那么自然改现。腐败气氛依然存在，只好以法外施刑的办法来治理。
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在一个手诏中指出：“近来习俗没有变化，贪墨官吏如蝼蚁蝇蚋，不知悔改。”他宣布：“自今犯赃罪者，严惩不贷。”后来，他又指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犯了公务性错误，还可以原谅，“若贪虐之徒，虽小罪，亦不赦也”。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断有贪墨官吏被揭露出来，这使朱元璋越来越失去耐心。
他觉得，用正常的法律手段已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就开始法外施刑，不断加强惩罚力度。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下令，凡是犯有赃罪的官吏，一律贬到风阳开荒屯田，到第二年，在风阳屯种的官吏就达到近万人。由于被逮治的官员很多，到处出现缺官现象，吏部只好不停地选补。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曾对一批即将赴任的官员说：“近来各处官府奏称缺官，朝廷按时选补，可选补未久，又奏称缺官，为何犯罪罢黜者如此之多？如果收起作奸之心，改而向善，那该多好。国家的俸禄，就像泉水一样，汲取不尽，可惜那些人都不想守法以自保，欺人欺天，追求赃利，就是积钱满屋，一旦事发，都不是自己的了。你们要以那些人为借鉴，努力为善，这样就可以永保禄位了！”
在这样严密的法禁下，竟然还有不少官吏心存侥幸，作奸犯科。说起来，官吏们基本上都是读圣贤书出身。对于志存高远的人来说，读书做官是为了经世致用，施展才学抱负。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读书的目的在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他们知道，只有读书才能做官，而做官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家致富，吃喝玩乐。既然抱着这样的目的做官，他们岂能甘于清贫，明知法网严密，亦难自我约束，真个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以致朱元璋哀叹说：“朕竭语言，尽心力，终岁不能化矣，呜呼艰哉！”朱元璋性格本就褊急，贪墨之风屡禁不绝，使他心浮气躁，越来越不耐烦，于是法外施刑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据说，他曾下令，所有案犯，不论贪赃数目多少，一律处死。朱元璋还几乎把中国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酷刑都搬用过来，并自创了一些酷刑，用以惩治贪官。有人记载说，朱元璋使用的酷刑，有凌迟，即把人绑在柱子上，千刀万剐；有洗刷，即把人脱光衣服，放到铁床上，用开水浇，有铁刷，即用铁帚扫去人的皮肉；有枭令，即用铁钩钩住人的后背，挂在架子上；有游锡蛇，即把熔化的锡水从人的嘴里灌下去；有称竿，即把人绑在竿稍上；有抽肠，即把人挂在架子上，用铁钩从肛门把肠子钩出来；有剥皮，即把人的皮完整剥下来，填上草，放在官府正堂的公座帝边。这些刑罚，真是骇人听闻。在他亲自编纂的《大诰》中，就有使用族诛、凌迟、挑筋、刖足、剁指、断手、挑膝盖、斩趾、黥刺、阉割、荆、劓等酷刑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