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重文轻武、武力不振，连年用兵军费不支，还要向契丹、西夏、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纳贡。开支巨大，国力不支，不得不靠大量发行纸币穷于应付，南宋不断增发会子，物价不断上涨，物价浮动，市井萧条，也使城市工商业遭到破坏，南宋王朝日益走上了经济崩溃的道路。
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朝廷发行纸币会子。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为一贯、二贯和三贯三种，后赠印二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值三种，乾道五年（1169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额是三百万贯，到乾道四年（1168年）仅七年，先增至七百万贯，进而攀升到一千万贯。第二、三界会子数加印，币值增长指数已达百分之三百以上。到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会子的发行量比孝宗前期猛增了六十五倍。
在财政政策上，会子与铜钱可以自由兑换。但会子不断贬值，两者的兑换率在宁宗以后也急剧走低。当时为了开禧北伐，把会子的发行量扩大了十四倍了；从兑换率来看，会子这一期间起码贬值了一半。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会子之多如决堤之水，物价之涨如脱缰之马，谁都不愿把不断贬值的会子攥在手里，纷纷以会子挤兑铜钱。
嘉定二年（1209年），正值会子换界，朝廷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率兑换，同时辅以严厉的法禁。朝廷本意是为了平息挤兑风波，但无疑向持有者宣布会子已彻底丧失信用度，因而效果适得其反。无论贫富谁都不愿使用会子，持有者更是急于脱手。朝廷竟强行规定，让士民工商根据财产高下，按比例换购会子，违者抵罪，并鼓励打小报告告发。于是，俯首帖耳者甚至卖田质宅，被迫以低价收回会子；而那些以低于实际比价抛售会子的民户，都因触犯法禁而被籍没家财。但朝廷的禁令也无法阻遏低价抛售和拒收会子的狂潮，这一强劲的势头反过来驱使会子进一步贬值。
通货膨胀引发社会动荡，富户大受损失，贫民更是雪上加霜。这年冬天，手中有会子也买不到米，饥饿难忍的乞丐群起抢夺商贩们的炊饼。社会危机一触即发，迫不得已，朝廷采取了三方面的补救措施：一是放宽新旧会子兑换的限期，二是发还民户因抛售会子而被籍没的家产，三是从卖官鬻爵和出售没官田等渠道筹措一千四百万贯，作为回收旧会子的资本。
宁宗以后，新旧两界会子的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深层次的问题越积越多。朝廷一有财政短缺，就以滥印会子的办法来饮鸩止渴。理宗亲政时，会子已印发了十七界，社会上流通的十六、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再次导致“会价日损，物价日昂”的局面，理宗只得以出卖度牒与封赠敕告等回笼的资金来收回部分会子。
1234年，南宋与蒙古交战失败以后，会子与铜钱的兑换率从端平亲政初暴跌二十五个百分点。而嘉熙四年（1240年）发行的十八界会子，数量反比十七界大为增加，大概为弥补联蒙灭金与端平入洛的亏空。同时规定五道十七界会子只能兑换回一道十八界会子，贬值幅度之大前所未有，米价也立即暴涨至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乾道年间米价（每斗三百文）的十一倍强。
淳祐七年（1247年），理宗正式颁诏：十七、十八两界会子不再立限，永远使用。希望通过将会子变为不兑换货币，来抑制通货膨胀的汹涌势头。但二百文的十八界会子，居然还买不上一双草鞋，一切措施都已无济于事。老百姓不再把会子当钱看，“弃掷燔烧，不复爱惜”。
延伸阅读
南宋经济概况
南宋时期，水利兴修，超过北宋。垦田面积增大，注意精耕细作，产量有所提高，上等田亩收五六石。经济作物种植范围扩大，出现了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商品化的迹象，粮食贸易成为交易的大宗；采用货币折租形式者有所增加。南宋时期，政府控制的地区比北宋小，可是统治集团的挥霍并不减少，加上巨额军费及输纳给金朝的大量岁币，财政支出大大超过了北宋。而对劳动者的剥削比起北宋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统计，南宋人民的负担比徽宗时增加了一倍，比北宋初增加了七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