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决策事关重大，没有原则性作保障必定会出现严重问题。然而所作的决策、所处理的问题以及所依托的领导环境总是错综复杂、千变万化，每种情况都有不同。因而领导者在作出决策之前应掌握好问题的关键所在，用智慧的头脑权衡利弊，从最科学的角度审时度势，从而机动灵活地作出最理性的决策。
1.智慧高于一切
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孟子·万章下》）
译：智，就像是一种技巧；圣，就像是一种力量。犹如在百步之外射箭，射到，是靠你的力量；射中目的，就不是仅靠你的力量了。
善于运用智慧，这是一个领导者不同于常人之处，三国时期诸葛亮对蜀军阵法的重视和演练，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话说回来，诸葛亮终其一生也未能剪灭群雄，将三足鼎立的格局操纵成一统山河。这固然是由客观历史原因决定的，然而追溯起来，如果没有诸葛亮的出现，刘备根本不可能成为后来三足鼎立中的一极，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正是由于诸葛亮的苦心经营，才使刘备有了一块安身立命的根据地。诸葛亮锐意进取，以利益为根据地，进一步操纵周边的力量，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智慧二字。
唐朝宰相狄仁杰面对武则天夺取李氏天下，从来就没有反对过她。即便在武则天大施淫威、滥杀无辜的年代，他也没有反过，只不过坚守岗位，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尽可能地减少酷吏们造成的损失。这正是他的聪明之处。他知道，以当时自己之位卑德薄，人微言轻，反之无益，不如保存力量，以待将来。武则天代唐称帝，他也不持反对态度，而是积极合作，主动参与，且多有贡献和建树。在狄仁杰看来，武则天当皇帝这件事，挡是挡不住的。只要她能把国家治理好（武则天确有这个才能），也未必不是天下苍生之福，何必一定要李姓男人来当皇帝呢？因此，与其阻拦武则天，不如帮她当好皇帝，这才真正是对国家、百姓负责。何况，武则天总是要死的。只要能让她在去世后还政于李唐，自己也仍不失为忠臣。为此，就更应该和武则天合作，以便在立嗣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也能为将来政权的交替打下坚实的基础，作好组织上的准备。狄仁杰的这种想法和做法，正体现了他一个杰出政治家的英明睿智和远见卓识。狄仁杰虽已到晚年，却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这时虽已是九旬老人，精力却还十分充沛，头脑也还十分清醒。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有两件事必须抓紧。一件是赶紧立李家的人为太子，另一件是要让尽可能多地可以托付后事的人进入政府，掌握要职。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3月），武则天以治病为名，将庐陵王李显（即被废的中宗）从外地接回神都洛阳，藏在宫中，然后召见狄仁杰。狄仁杰慷慨陈词，力主立李显为太子，武则天却打断了他的话，把李显从幕帐后唤出，很亲切地对狄仁杰说：朕现在就把储君交给你了！又对李显说：快拜谢国老吧，是国老让你复位的。
第二件事狄仁杰做得也很漂亮。武则天要他推荐奇才，他立即就举荐了张柬之。
过了几天，武则天又要狄仁杰荐贤。狄仁杰说，臣已荐过张柬之。武则天说，朕已让他当洛州司马（京都卫戍司令）了。狄仁杰说，当司马无以尽其才。武则天点了点头，任命张柬之当了宰相。此外，姚崇、崔玄祎、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人，也都在他的举荐下担任了要职。
狄仁杰这两着棋对后来的政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现在已经安排妥当，可以含笑瞑目了。他知道只要时机一到，张柬之等人就会发动宫廷政变，复辟大唐王朝。
武则天现在已经钻进了狄仁杰的圈套，但她没有办法。
事实上，武则天最头痛的就是立储问题。她有两个儿子，三个侄子，儿子姓李，侄子姓武，按说选择余地很大，其实立谁都不合适。立儿子为嗣吧，等于把江山还给丈夫李治；立侄子吧，又等于把江山送给哥哥武元爽或武元庆，而这两个人又是她最讨厌的。江山岂能送他们！但，如果不还给丈夫，又不送给哥哥，还能给谁？
狄仁杰进言，他说：请陛下想一想，姑侄和母子，哪一个更亲？陛下如果立儿子为嗣，那么千秋万岁之后，还可以配享太庙，作为帝王之母祭祀无穷。如果立侄子为嗣，臣等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个皇帝会给他姑妈立庙的。这话其他大臣以前也说过，但狄仁杰说得似乎更亲切更实在。最终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
神龙元年，一班既已掌握了政权又已掌握了军权的朝臣趁武则天病重卧床之际，借口其男宠张易之、张昌宗谋反，率羽林军包围武则天所居之迎仙宫，不由分说地砍下那两个男宠的脑袋，提着人头逼她交出大权。领兵的人，是武则天一手提拔的大臣崔玄祎；杀二张者，则为李义府的儿子李湛。此外，还有平时最为亲近的左右羽林军将士五百多人。他们的领头人，就是被狄仁杰称为“文可领袖群臣，武可统帅三军”的宰相张柬之。至此，狄仁杰完成了他还政于李唐的愿望。如果狄仁杰鲁莽行事，不要说还政于李唐，就是独善其身恐怕也不能够做到，所以领导者不仅要善于用力，还要善于用智。
〇智者的决策依据
为了作出正确的决策。管理者必须认真考虑下列决策依据因素：
1.事实依据
事实是指决策对象客观存在的情况，包括决策者对这种情况的客观了解和认识。事实是决策的基本依据。在决策中，只有把决策对象的客观存在情况搞清楚，才能真正找到目标与现状的差距，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否则，如果事实不清楚，或者在对事实的认识和了解中掺进了个人偏见，不管是说得过好还是过坏，都会使决策失去基本依据，造成决策从根本上的失误。这种情况在实际中并不少见。狄仁杰正是看出武则天已成皇上这一既定事实后才作出了选择。
2.价值依据
这里的“价值”是指决策者的价值观，伦理道德和某些心理因素。这些因素虽然都有主观性，但仍然是决策的依据或前提。这是因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和判断都不可避免地要掺进这些主观因素。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对同一事物会有截然两种或多种不同的看法，为什么对同一些方案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或多种选择。
不可忽视价值判断和伦理、心理因素在决策中的影响和作用。但是，我们也要正确认识事实依据与价值依据的关系。这里一个最基本的关系就是价值判断要以事实为基础。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础，就不是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如果价值观离开事实的依据，有时可能作出“好”的决策，却永远也作不出正确的决策。
3.环境、条件依据
所谓环境和条件是指决策对象事实因素和决策者价值因素以外的各种因素，如自然条件、资源条件、社会制度条件以及人们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条件等。在决策中之所以必须考虑这些因素，是因为这些因素对整个决策，包括决策目标的确定、决策方案的选择以及决策方式方法的采用等都起着制约作用。也就是说，在决策中，不但要看决策对象在事实上能够达到的程度，决策者在价值判断上希望达到的程度，还必须要看由各种环境和条件所制约而可能达到的程度。
实际上，决策就是这三者因素的综合，因而是决策中必须考虑的三个基本依据。
2.考察透彻后再下手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孟子·梁惠王上》）
译：称一称，然后才知道轻重；量一量，然后才知道长短。
只会蛮干的人，能把事情变得更复杂，有时复杂得无从下手，无力回天。领导者在行事之前，仔细分析敌我局势的细枝末节，先“权”先“度”，直到心中有数，胜券在握，才进行他的实际行动，从而仗仗旗开得胜……
在众多的战争中，人们似乎见识了很多的闯将、猛将，但对一个富于智慧、深知兵法、文武双全的将军却知之甚少，尤其对诸如左宗棠的文韬武略，我们没有很全面的了解。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1862年2月13日），左宗棠率军进入浙西开化与太平军作战，开辟了浙江战场。浙江是当时太平天国的重要基地。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李世贤兄弟努力发展江浙生产并且在当地布有重兵。李秀成在攻克杭州后，向北进入江苏，两次攻打上海，后来因天京被围，不得不率师回援。浙江的主要军事工作由李世贤负责，他以金华为中心，布下二十万重兵防守浙西、浙中地区，来防止左宗棠的进犯。同时，李世贤布下重兵防守宁波、绍兴，并会同汪海洋和李秀成的部将分别防守杭州、湖州。此外，杨辅清率领太平军的一部分在皖浙交界一带活动。当时在左宗棠准备入浙之前，杨辅清即率太平军进攻徽州，其目的在于以此扰乱朝廷军队，自己进入江西，左宗棠看穿了他的想法，于是派刘典率兵赴婺源，以阻挡杨辅清的攻势。随后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广信进入皖南。左宗棠与杨辅清在皖南展开激战，杨辅清战败被迫撤退。
左宗棠占领开化后，遂于二月又攻下遂安县城。他向清廷提出“依傍徽郡，取道严州”的建议，认为由李世贤设重兵的“金华介衢、严之中，城墙坚固，军队人数众多，如果我军由金华进攻的话，那么严州的太平军必然会由淳、寿一带潜出包抄，对我军来说不利。应当先攻下严州”。但这时李世贤已经率大军从金华进攻衢州，左宗棠迫于形势只好从遂安回兵救援衢州。左宗棠同李世贤军在衢州打了两个多月，李世贤因久攻衢州不下回军金华，以龙游、寿昌、兰溪三县为犄角之势。六月，左宗棠在解衢州之围后，改变了原先拟订“直捣严州，以规省会”的用兵计划，认为“此时杭州的兵力不多，太平军的主力现在都在金华。应该先将龙游、寿昌、兰溪、汤溪等地方攻下，然后分兵严、处蹙之，以取破竹之势”。于是，他制订了“先金华而后严、处”的进攻方略。从左宗棠战略的这一转变来看，当初他因为是兵力不足，所以不敢与李世贤决战于金华，想走捷径从严州进取杭州。而此时他在衢州一带数次打败太平军，并且新招募的士兵也已经到位，再加上军队增加了大炮和战船，使左宗棠军军的实力大为增强。这样，左宗棠决心在金华与李世贤决战，妄图于此歼灭太平军主力，为克复全浙打下基础。从此，左宗棠结束了在衢州一带徘徊半年的局面，把进取金华作为战略重点，展开了金华一线的会战。
左宗棠能把战局及敌我实力分析的如此透彻，组织布局军队如此精辟，实堪称为一代儒将，用兵鬼没神出，战术变幻莫测，确实已摆脱了一般军事指挥者身上形影不离的那种打仗猛，指挥死搬教条。这是在战争中，指挥者所很难做到的。
〇决策前的考察对信息的要求
决策离不开信息，反过来也对信息有一定要求。归纳起来，决策对信息的基本要求是：
（1）准确
准确是信息的生命，也是决策的生命。没有准确的信息，就不会有准确而科学的决策。为此，在决策中一定要收集和运用准确的信息，同时要防止信息在传递和加工中失真。决策者应善于对所收集的消息、资料等进行加工，以便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切忌听风就是雨。为了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必须要选择可靠的信息源，同时要建立信息的监督控制系统，一般说，信息机构与决策机构应当分设，使他们之间能够相互制约，以防领导意志的干扰。
（2）及时
一般说，信息具有时效性。信息越及时、越新颖，对决策越有利。过时的信息，不但对决策不利，还可能造成决策的失误。为了提高信息的及时性，必须保证信息传递线路的畅通。从组织机构来说，就是要尽量减少层次和环节，防止掣肘和扯皮。
（3）适用
所谓“适用”有两层含义：一是有用，即收集和提供的信息，对于决策问题的提出、决策方案的制订和选择以及决策方案的修改和完善等能够起到依据或参考作用，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制订。
二是适量，也就是说提供给决策者使用的信息既不能过少，也不能过多。
信息量过少，决策中的信息不足、依据不充分，自然会影响决策的质量；信息过量，也会对决策的制订形成干扰，并且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增加决策成本，降低决策效率。
信息的有用而适量，主要由信息的提供者来保证。这就要求信息提供者对决策的内容有所了解，根据决策的需要对所收集信息进行加工和筛选。决策者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对信息要有一定的鉴别和取舍能力，关系不大的信息，不要过多收集，可听可不听的意见也不必花费精力去过多征求。必须认识到，决策者的注意力是一种最宝贵的资源，不能无谓地消耗在大量无关的信息上。
3.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第七》）
译：孔子对颜渊说：“用我，我就去干；不用我，就不出头露面。只有我和你才能这样吧！”子路说：“您如果统率三军，将跟谁在一起呢？”孔子说：“赤手空拳去和老虎搏斗，没有船只却要淌水过大河，这样做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是不同他共事的。我要共事的人必须是遇事谨慎认真，善于谋划而能争取成功的人。”
一事当前，需要决策，需要处理，你是什么态度？是意气用事，是轻举妄动，是得过且过，是鲁莽行事，是想当然，还是凭感觉？孔子的态度是，“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它反映了孔子对待事业的敬畏态度和处理问题的危机意识。一说危机，人们就想到胆小怕事，就想到谨小慎微，就想到畏首畏尾，就想到畏缩保守，实际上，这是对危机的误读和错解。“临事而惧”不是害怕而是重视，不是不敢冒风险而是不盲目弄险，如果不现实，硬充好汉，自己就要受害了。
西汉景帝时，窦婴担任大将军之职，是朝廷中百官之首。做这样的高官，巴结他的人很多，窦婴也十分得意。朝中大将灌夫为人耿直，是个典型的武夫，他不仅不去讨好自己的顶头上司，反在私下里说：“人们都是势利眼，太无耻了，正人君子是不会这样的。”
灌夫是个十足的正人君子，他对上不巴结，对下却是恭敬尊重，不敢有一点怠慢。当别人都赞赏他这一点时，有位朋友却表示了忧虑，他说：“在朝廷做官，就要不违朝廷的规矩。现在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你顶撞上司，反而讨好下属，这哪里是晋升之道呢？你不识时务，反以为荣，早晚必惹大祸。”但灌夫对此仍是持反对意见。
后来窦婴被免职，孝景皇后的弟弟田蚡当上了丞相。田蚡是个十足的小人，灌夫十分看不起他。
百官开始巴结田蚡，灌夫却和窦婴来往密切。窦婴十分感动，说：“我得势时，你从不和我交往，现在你不去趋炎附势，可见你为人的君子品德。”
田蚡骄横，对灌夫的耿直早有不满，他时刻想整治灌夫。
一次，在酒宴上灌夫和田蚡发生了冲突，田蚡借机将他关进大牢。窦婴为了救灌夫，四处奔走，也被田蚡诬陷。结果，灌夫和窦婴一起遇害。
这件事以田蚡大胜收场，人们为灌夫、窦婴悲伤的同时，不能不为他们的无智而痛惜。可以说，灌夫和窦婴是死在有勇无谋上，假如他们机智一些，不使蛮力，结局就会完全不同了。在对敌斗争中，勇气要有，智谋更不可缺。和狡诈过人的对手相抗，就要有超过他们的智计才有胜算。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把握，就不要轻易出击，而要耐心筹划。
唐高祖李渊起兵造反时，当时的晋阳县令刘文静积极响应，立下不少功劳。裴寂是刘文静的朋友，刘文静和他无话不谈，还多次向李渊夸奖裴寂的才能。
唐朝建立后，论功行赏，不想刘文静的官职远在裴寂之下。刘文静心中恼怒，于是平日多了许多牢骚。
有人劝刘文静说：你虽有才干，却缺少处事的谋略。你每次都和皇上力争，自认有理便不谦让，皇上会喜欢你吗？而那裴寂却很会做人，他事事都恭颂皇上，讨皇上欢心，难怪他要位居你之上了。
刘文静不服气，说：“我为国尽忠，怎会无故讨好皇上呢？裴寂这样阿谀奉承，是个奸诈小人，我一定要除掉他。”
于是，刘文静面见李渊时，经常指出裴寂的错失，他还动情地说：“亲贤臣远小人，这样国运才能长久，皇上不可再受小人蒙蔽了。裴寂只会讨取皇上欢心，而不干实事，这哪里是忠臣所为呢？”
面对刘文静的进攻，裴寂完全采取了另一种应对方式，他不直接攻击刘文静，反装出一副委屈忍让的样子，说：“刘文静功劳实在太大，他瞧不起我是应该的，我并不恨他。我只是担心，他如此居功自傲，恐怕连皇上都不敬畏了，这就是大患了。”
他说的正是李渊最忌讳的事，李渊马上对刘文静厌恶起来。他开始极力为裴寂辩护，对刘文静总是不留情面地斥责。一次，刘文静和弟弟刘文起饮酒时，忍不住又破口大骂裴寂。一时性起，他竟拔出刀子，砍击屋中木柱。刘文静一位失宠的小妾把他的牢骚话告诉了自己的哥哥，她哥哥为了邀功领赏，竟向朝廷诬告他谋反。裴寂受命审理此案，他趁机劝说李渊杀了刘文静，以绝后患。于是，李渊也不听刘文静申辩，就下令将他处死。刘文静死得虽冤，但他行事莽撞，不讲谋略却是祸首。他完全失去了理智，自乱阵脚，结果让对手抓住了机会，反击得手。这其实也是一种缺少智慧的必然结局。
〇不要喜怒哀乐尽形于色
无论何人，只要在社会上混过一段时间，便多多少少练就察言观色的本事，他们会根据你的喜怒哀乐来调整和你相处的方式，并进而顺着你的喜怒哀乐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你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意志受到了别人的掌控。如果你的喜怒哀乐表达失当，有时会招来无端之祸。
因此，高明的领导者一般都不随便表现这些情绪，以免被人窥破弱点，予人以可乘之机。
越是精于权术的人，城府便越深。
事实上，喜怒哀乐是人的基本情绪，世界上根本没有那种心如止水的人。
没有喜怒哀乐，这种人其实蛮可怕的，因为你不知道他对某件事的反应、对某个人的观察，让人面对他时，有不知如何应对的慌乱。
其实，没有喜怒哀乐的人并不存在，他们只是不把喜怒哀乐表现在脸上罢了。对于领导者来说，在人际交往中，做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要把喜怒哀乐藏在口袋里，别轻易拿出来给别人看。
领导者一旦露出了真情，就容易为人所看穿，以至于受到拨弄，而导致作出错误的决策。
“喜怒不形于色”，亦即尽量压抑个人的感情，而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应付事情，这种性格的人才配做领导者。
这种性格至少有三大优点：
（1）当组织内部遭遇困难时，如果领导者露出不安的表情或慌乱的态度，便会影响到全体下属，一旦根基动摇，就会带来崩溃。这种情况下，如果能保持冷静、若无其事的态度，最能安抚民心。
（2）在对外交涉时，具有从容镇定、成竹在胸的风度。如果把持不住露出感情，如同自亮底牌一般，容易被对方控制，而屈居下风。
（3）在官场上，不轻易表露自己的观点、见解和喜怒哀乐，被称为“深藏不露”，这是古今中外的领导者用以控制下属的一种重要方法。历来聪明的当权者一般都喜欢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藏起来，不让别人窥出自己的底细和实力，这样部下就难以钻空子了，就会对领导感到神秘莫测，就会产生畏惧感，也容易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领导如同在暗处，下属如同在明处，控制起来就比较容易。
4.本末不能倒置
有子曰：“君子各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第一》
译：有子说：“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树立了，治国和为人的原则也就形成了。”
作为一名成熟的领导者处理政事，要能做到有条不紊，先致力于根本，根本的事情解决了，才能解决其他的事情，先将国内事情办好，后对外动武，这个次序不能破。国家的事是基础，没有基础那就什么也办不好；对外扩张建立在国内稳业基础上。用现代话来说就是生存是发展的基础，没有生存，何谈发展？把国内事办好，这是根本问题，国内的事情解决不好，对外动武便是一句空话。
一统天下之后，秦王嬴政首先紧紧抓住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这根主线——在政治上，嬴政自称始皇帝，议帝号令，废除谥法，颁避讳制，并用“五德终始说”来为他的政治统治寻找借口，这些都是在名誉上加强帝王权威的做法，结果是大大地加强了他在百姓中的威望，为建设强大的统治营造适宜的政治氛围。另外，在政治上设郡县制，废分封制，建立起天下统一的政治机构，使国家的管理做到了有序化和规范化，收到相当好的实效。这一过程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嬴政的政治统治日益牢固。
在经济上，随着“使黔首自实田”土地法令的颁布实施，力争做到使农民拥有土地，从而提高和加强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使国家农业保持了稳定与丰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这就保证了政治统治上的稳定与经济上的繁荣，显示了统一之后和平发展的重大意义。
此外在经济上，嬴政还推行了货币统一和度量衡的统一，使经济流通领域的各种障碍得以消除，从而使经济较分裂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文化上，嬴政非常重视推行“统一文字”的工作，推行了许多统一文字的措施。文字的统一有助于加强思想的统一，使全国人的思想都集中到他的统治中来。
由此可见，统一之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所实行的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国内的一切向着恢复发展的方向前进，大大增强了秦王朝的政治实力，也为它对外扩张铺平了道路。后来嬴政北伐匈奴、南平百越胜利的获得，都得益于国内稳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
古人云：攘外必先安内。把国内事务处理好，使国家强大，才能在对外斗争中占领制高点。许多古代的思想家都曾论及借助高位势能的优势，制约处于低位势能对手的这种谋略，这当然是源于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感。譬如诗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居高临下必有利，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等等，无不说明居于优势来制约劣势的有利局面。而把国内事办好，而后对外动武，从军事战略上来看，也就是居高临下。
始皇嬴政努力将国内的事情办好，然后对外动武的谋略，其实就等于这种制造高位优势的策略。他的一统六国的亲身实践早已证明，当一个国家处于低位势时，就要千方百计努力扭转这种不利局面，积极向高位势转化，然后充分利用高位势这一条件战胜对方。这种造势的思想方法不仅适用于军事斗争，而且也适用于政治和外交。
嬴政先搞好国内，然后对外发动战争的例子对后世王朝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其实无论任何时候，先内后外都是国家发展、政权巩固的必由之路。明太祖朱元璋攻取虎踞龙盘之地南京（元朝集庆路）后，采纳江南儒生朱升的建议，奉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韬光养晦战略，逐步发展，继而对外扩张，最终拥有了实力，获得了天下。由此可见，搞好国内建设应是统治者获得的政权之后首位的主要任务。只有把国内经济与政治建设搞好了，才能在对外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〇领导者要善于掌控时局
姜太公对周文王说：“仅屈居于一人之下，然而却高居于万人之上，只有贤能之士能做到。”
于是，周文王努力礼贤下士，结交天下各类人物。他亲近并经常请教的贤士有六人，由人推荐、经过寻求而相见相处的有十人，一经呼唤就会赴而响应的朋友有上千人。由友人而到友人的友人，叫做朋，由朋友而到朋友的朋友，叫做党。由朋党而到朋党的朋党，叫做群。由友及朋，由朋及党，由党及群，用这种办法同天下三分之二以上的贤达之士结交，老百姓也信而服之。所以说：“周文王占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但仍然向商纣王称臣服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千百年来，人们称道周文王的功德，主要基于两条：一是仁厚宽柔，教化万民；二是推演八卦，流传造福后代。实际上，前者讲的是文王具有崇高品德与教养，后者讲的是文王具有卓越的政治科学智慧和才干。
你看，周文王由友及朋，由朋及党，由党及群，形式上只屈居商纣王一人之下，实际上已经把纣王架空了，一旦时机成熟，既可推翻商纣统治，改换王朝旗号（这在文王儿子武王就轻易做到了）。可见周文王对时局发展态势的运筹与决断能力，非一般人可比拟。后人称之为“圣人”，是不过分的。
同周文王的深谋远虑正好相反，项羽本来强大到天下首屈一指，任何人（包括加起来）也不能与之抗衡，但由于作为最高领导的品格修炼不到家，对时局态势变化的运筹与决断常常抓不到要领，最后功败垂成，自毁前程。
5.两利相较取其重
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孟子·告子上》）
译：孟子说：“现在有个人，他的无名指弯曲不能伸直，虽然不很痛也不妨碍做事，如果有人能够把它伸直，就是前往秦国楚国那样远的路也要去，就是因为指头不像别人的一样。指头不像别人的，就知道不好；心不像别人，竟不知道不好，这就叫做分不清轻重。”
领导者要抓住领导过程中的中心环节，要在复杂的工作中找出哪项工作是中心环节，要善于抓住重点，知道当务之急的任务是什么，等中心工作确定之后，应该集中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突击完成，要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和措施，排除干扰，抓紧抓好中心工作。否则“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新疆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它地阔人稀，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清朝从康熙时起就积极经营新疆，并在新疆建立起了有效的统治。由于大清王朝日益走向腐败、黑暗，对新疆人民又实行种族高压政策，加上外国侵略势力的煽动以及太平天国和捻军及回民起义的影响，新疆曾多次掀起大规模的反清浪潮，建立了许多地方割据政权。由于民族矛盾错综复杂，这些被少数民族上层封建主把持的割据政权相互攻城略地、混战不休，给新疆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回族封建主金相印为扩充势力，竟勾结境外浩罕国的阿古柏入侵新疆。阿古柏采取武力强夺和阴谋攫取的手段，几乎控制了整个新疆，对新疆人民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新疆各族人民强烈要求清朝政府出兵平叛，收复被占国土。
当时英、俄政府企图利用阿古柏伪政权，获取更多的权益。它们不顾国际惯例，竟然承认阿古柏伪政权的“合法”性，与之通商，建立“友好”关系。阿古柏也欲借助英俄的势力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成果”。这些侵略者臭味相投，狼狈为奸。被左宗棠打败的劣回头目日彦虎也胁迫大批回民窜至新疆，投靠了阿古柏，使阿古柏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沙俄利用阿古柏入侵造成的有利形势，以中国政府不能控制伊犁、有效地保护俄侨为借口，派兵强占了伊犁，使本来就恶化的西北局势雪上加霜。“屋漏偏逢连天雨”，海疆危机这时如大潮汹涌而来，从而导致了一场激烈的海防、塞防之争。
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的一批督抚大臣，认为“海防”、“塞防”力难兼顾，主张暂弃新疆，移西征之饷于海防。其理由如下：1.新疆与内地的关系不如沿海密切，新疆为肢体之患，而海防为心腹之患；2.当时财政极其困难，陕、甘用兵已使各省财枯赋竭。再用兵新疆，不但胜负难料，仅转运之费较甘肃就要增加几十倍；3.新疆地处僻荒，和平时期内地就要支援其300万两白银的军事费用，所以失之不损；4.新疆国际关系复杂，英俄染指相争，不如暂且由之，以待时机。海防派的看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远在西北边陲的左宗棠得到总理衙门的咨询之后，立即上疏痛陈海防、塞防不可偏废。他认为：第一，新疆是中国西北的屏障，保新疆即保蒙古，保蒙古即拱卫京师。新疆不保，京畿不安；第二，染指新疆的各国其意在通商，并无领土野心，如果得到商业利润必不会轻于发难；第三，海防费用如筹划得当可自行解决，相比之下，塞防所需饷银很少，而且历年欠饷很多，即使放弃西北，也无饷银可移……，放弃新疆等于自撤藩篱。左宗棠力陈要害，不避毁谤，颇有“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气概！清廷也认识到新疆的得失与国家休戚相关，终于决定海防、塞防并举，令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呕心沥血，经过长期艰苦准备之后，在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三月，设指挥部于肃州。四月左宗棠从兰州驰抵肃州，指挥刘锦棠等率领的西征军主力挺进新疆。左宗棠不顾自己69岁的高龄，怀着为国捐躯的英雄气概，抬着棺材，与大军同征，一时使将士感奋，军心悲壮。中国军队的严阵以待，成为收回伊犁的可靠保证。左宗棠不仅是一位叱咤疆场的军事家，对政治、经济、文化也有重大建树。收回新疆以后仅靠军事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马上打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必须逆取而顺守之。他对新疆的建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第一，修浚河渠。新疆多沙漠，水源奇缺。左宗棠令军队在休战期间修渠，雇用民工疏浚，在吐鲁番开凿坎井达185处之多；第二，广兴屯垦。在河渠两旁广辟耕地，军民垦地达6.7万亩，这既可部分满足军需，又利于人民的安居乐业；第三，改良桑蚕，清丈土地。新疆桑树虽多，但过去不养蚕抽丝，而是取桑葚代粮。左宗棠派出专家教民喂蚕、缫丝，对改善民生效益极大。左宗棠在新疆卓有成效的建设，为建立行省创造了物质基础。公元1884年11月，清政府宣布在新疆设行省，以刘锦棠为新疆第一任巡抚。行省的设立，对于开发新疆、巩固西北边防意义深远。左宗棠知轻重，分析形势，突出工作要点，为祖国领土的完整作出了贡献。
〇处理工作要分清轻重缓急
假如领导者仔细地自我反省，就不难发现，领导者大概都依据下列各种误区准则决定事情的优先次序：
（1）先做喜欢做的事，然后再做不喜欢做的事情；
（2）先做熟悉的事情，然后再做不熟悉的事情；
（3）先做容易做的事情，然后再做难做的事情；
（4）先做只需花费少量时间即可做好的事情，然后再做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才能做好的事情；
（5）先处理资料齐全的事，然后再处理资料不齐全的事；
（6）先做已排定时间的事，然后再做未经排定时间的事；
（7）先做经过筹划的事情，然后再做未经筹划的事；
（8）先做自己的事，然后再做别人的事；
（9）先做紧迫的事，然后再做不紧要的事；
（10）先做有趣的事，然后再做枯燥的事；
（11）先做易于完成的整件事或易于告一段落的事，然后再做难以完成的整件事或难以告一段落的事；
（12）先做自己所尊敬的人或与自己有密切的利害关系的人所拜托的事，然后再做自己所不尊敬的人或与自己没有密切的利害关系的人所拜托的事；
（13）先做已发生的事，后做未发生的事。
以上准则，大致上都不符合有效的时间管理的要求。实际上，科学有效的方法是：按事情的“重要程度”编排行事的优先次序。所谓“重要程度”，即指对实现目标的贡献大小。对实现目标越有贡献的事越重要，它们越应获得优先处理；对实现目标越无意义的事情，越不重要，它们越是应延后处理。
在上述的十三种决定优先顺序的误区准则中，对领导者最具支配力的当属第九种，“先做紧迫的事，再做不紧迫的事”，换句话说就是按事情的“缓急程度”决定行事的优先次序，实际这是极为违反客观规律的做事方式。
固然事情的“缓急程度”是任何一位领导者所不容忽视的，但是在考虑事情的“缓急程度”之前，应先衡量它的“重要程度”。相信你对“按轻重缓急办事”这句话早已熟悉。从时间管理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管理者在编排行事的优先顺序时，所考虑的是事情的“缓急”，而非事情的“轻重”，难怪他们经常把每日待理的事区分为三个层次处理：①今天“必须”做的事（即最为紧迫的事）；②今天“应该”做的事（即较不紧迫的事）；③今天“可以”做的事（即不紧迫的事）。
6.有所不为才能有所必为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
译：孟子说：“人有所不去做的事情，才能做成更重要的事情。”
在取舍之间如何作出正确的选择。古人云：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正确的作出选择才能有所作为。因为即使是再伟大的领导者其精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是什么事情都得而兼之，所谓“舍得，舍得”，有所得则必有所舍，所以领导者在处理事务时也应掌握好舍与得的关系。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必为。
左宗棠在三次落榜后，绝意于科场，发誓再不参加科举考试，绝不是意气用事，而是在人生路口上作出的新选择。但是，值得说明的是，这种选择并不是以消极的或者反动的方式进行的。
因为，在人的一生中，当你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人生理想后，为了不走弯路，早日达到目标，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然要依据理想实现的进程和现实的发展变化，对自己的人生航向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说，既是人对自己的反省，也是一个社会的人应该具有的良好素质和品格。从这一意义上说，左宗棠在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重新进行的关键性选择，不但对他自己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社会来说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里需要的就是常人所不具备的能力和魄力。
但是，做到这一点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意义。比如，当社会也为自己的重新选择提供了某些新选择的愿望和意向相当或者相同时，人的重新选择就容易得多，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时势造英雄。时势一般指时代形势处于变化多端，社会环境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实际上等于给一切具有英雄气质的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并且成为英雄的机遇，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需要英雄而且必将产生英雄的时代。如，曹操的脱颖而出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时代需要和他个人的努力相一致的结果。但是，如果社会并没有为英雄的产生提供条件，或者社会正处于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这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也自然会处于相对平稳状态，这时英雄的产生就比较困难。特别是当一个人的选择与时代的要求和同时代人的选择相左时，这种选择不但不会为时代所容纳和承认，同时也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要想成功就比较困难。左宗棠无疑属于后者。左宗棠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科举是人们唯一走向成功的通道。这一通道不但是时代给人们选择好了的，同时也是人们的唯一的选择和需求。也正是如此，左宗棠的父辈自始至终给他灌输的都是科举之道。但是，左宗棠并没有按照时代和家庭给他规划好的路线走下去，当他明白无误地看到自己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的后果，特别是当他看出这条路的弊端时，他便义无反顾地对他的人生进行了重新选择。实践证明，左宗棠的选择不但显示出他过人的胆识和魄力，而且也说明，人的价值的实现途径是多样的，关键是你能否正确地对待自己，客观地估价自己。一个人只有正确而客观地对待和估价自己，他才能够面对现实对自己的人生之路作出正确的选择。
当然，当人对自己的人生之路进行重新选择时，还应该具有超前意识，也就是说，这种选择应该是以对社会的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和准确把握为前提，而不应是盲目的，这样，你才能保证重新选择的正确性。如左宗棠，如果不是对大清朝前景的准确把握，如果不是他冷静而敏锐地看出“经世有用之学”对大清朝重振雄风的作用，他也许会作另外的选择。
〇知轻重，学会选择
领导者的所有领导活动无一不与利益有关系。我们可以说，领导者就是处在一个利益圈之中。领导者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利益的诱惑，领导者在获利的同时也会有所损害，领导者处理的一切问题，都涉及到利害得失问题，处理好这个问题对于领导者的前途和成就至关重要。在比较选择和权衡的过程中，领导者应该遵循“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的原则。
减少损失，获取最大利益，是每一位决策者的主观愿望，然而利与害的关系总是紧密关联的。所以孙子讲，“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此，领导者在制订计划，采取措施时一定要考虑有利和有害两方面，在利思害，在害思利，方可减少领导工作中的盲目性。
“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看起来简单易行，然而在领导工作的实践中，却很难把握。有些领导者往往因贪图蝇头小利而贻误大事。高明的领导者，胸中时时都装有种种利益的砝码，时时都要掂量得失的分量，衡量利害。决心和计划不被小利所诱惑，也不为小害所影响，一方面能把握全局，多看几步棋，善于权衡利弊，趋利避害，不因小利而受大害，不为争吃一兵一卒而丢失全盘，另一方面，为掌握主动权，学会放弃，学会“丢卒保车”。
7.劝谏也要讲究方式方法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
译：孟子对齐宣王说：“王有个臣僚将妻儿托付给朋友照顾，而自己到楚国游览去了，等到他回来，（看到）他的妻儿在受冻挨饿，他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和他的朋友断绝交往。”（孟子）说：“司法长官不能治理好士人，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撤掉他。”（孟子）说：“国家治理不好，该怎么办呢？”齐宣王（听后）向左右张望，把话题扯到其他事情上去了。
身为臣子，对帝王的过失就应及时指出，及时劝谏，上利国家，下利于民，可是封建帝王集大权于一身，完全凭借自己感情用事，臣子稍有不慎极有可能因此招来杀身之祸，孟子劝谏时体现了其高明的方法，使齐宣王自知不对，又入情入理。作为忠臣要敢于指出帝王的过失，但是也要注意方法，要忠之有道，忠之有术，忠之有效。
对于劝谏，孔子的学生子游有一种意见，他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对于国君一再劝谏，必然会招来侮辱；对于朋友一再批评，必然会被疏远。）这是一种点到为止的为官之道。对国君的过错，同流合污是奸臣，装聋作哑是懦夫，据理力争是傻瓜，只有点到为止，才是真正的聪明人。他点了，百姓会说他是正直大臣；他不强谏，不会遭到国君的反感。既保住了官位，又落下个好名声。其实这样的意思，孔子也说过：“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可中国政坛上有那么些人，大约是受到“文死谏，武死战”的影响，有时好得理不让人，连皇帝也不让，结果自己倒了大霉。
在明朝的皇帝中，明武宗朱厚照也算得是个“出类拔萃”的了，他十五岁继位，在位十六年，可以说没干过一件好事。
他有一个最大的喜好，就是出巡。他在位十六年间，倒有七年是在外间巡游中度过的。第一次巡游是从正德十二年（1517年）到十四年，地点是居庸关外的宣化一带，所到之处，闹得个鸡飞狗跳，人仰马翻，天怒人怨。可刚刚回京不几天，在近侍江彬的撺掇下，他又要去江南。这一来，引来满朝大臣的一致反对，纷纷上书劝阻，有的奏疏中写得十分尖锐：“陛下登基以来，祖宗法纪一坏于刘瑾，再坏于佞幸，又坏于边帅。”当时上书的上自内阁近臣，北京、南京中枢各机构，甚至连御医也单独奏上一本，人数多达数百人。
这些大臣，自然都是怀着忠悃之情。可却有点不看对象，像明武宗这样的人，根本就是顽童恶少，不通于理，不近于情，岂是几封奏疏所能说动的？果然，他不止不听劝谏，反而滥施淫威，下令将兵部侍郎黄巩等人锁拿上枷，押入锦衣卫，命翰林修撰舒芬等一百零七人在午门外跪罚五天。他以为用这种严厉的手段，一定会将大臣们吓回去，岂料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认为自己负有平反冤狱的责任，连忙上书请求宽免黄巩等人。武宗更加愤怒，下令将周叙等人一并逮入狱中毒打一顿，然后和黄巩等一起披枷带锁在午门前罚跪五天。这一来，激起了更大的抗议，工部主事林文辂等三人再次上疏，更有甚者，金吾卫指挥张英竟然在端门前以佩刀自刭，以死谏阻，当即被江彬下令杖打而死。
明朝有一种惩治大臣的残酷手段，即“廷杖”，就是在皇宫大殿之上，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以木棒打大臣的屁股。这个损招是朱元璋首倡，后来在明朝竟成为一种制度。这一次，明武宗也使出了这个手段，将所有上疏的大臣，一律处以刑杖，多则六十杖，少则三十，有十余人硬是被活活打死。如果在此时以孔子的“事君数，斯辱矣”、“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的话来约束自己，也许会少吃些苦头。
〇巧妙掌握劝说方式
作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总要与其他人发生各种关系，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说话是少不了的。
当我们与人谈话时，不要一开始就讨论意见不同的问题，要以意见相同的话题作为开头，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一直讲些对方同意的见解，这就是巧妙的“处世术”，有关领导更需要注意运用这方面的艺术手法。
一个有技巧的人会让对方在开始时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而回答一连串肯定的答案。这样会使他的心情松弛，就好比撞球，只能依着球杆的力量前进，而无法倒退。
当一个人说“不”的时候，他全身的神经、肌肉系统都会处于紧张状态，而欲采取抵制态度来防卫外力的干扰。但是一个人说“是”、“对”的时候，却是处于松弛状态，心情也是比较愉快的。所以，我们愈能使对方说“对”，就愈能达到说服的目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大多数人却忽视了它的重要。好像事实上要与人唱反调才能显示自己的独特，才能显示出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也许你会为此而沾沾自喜，但这对你不会有任何好处的。
中国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一再昭示：为人处世要懂得温文柔和。所以如果你想要说服他人，那么，你必须这样去做：
先从观点一致的问题谈起，使他同意你的看法而连连称是，待其放松戒备后，再引导他逐步接受你的要求，以达到说服的目的。
多数的人，要使别人同意他自己的观点时，往往会不厌其烦地大谈特谈。聪明的领导者却总是让对方说，说出他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如果你不同意他，你也许会很想打断他。但不要那样，那样做很危险。当他有许多话急着说出来的时候，他是不会理你的。因此你要耐心地听着，抱着一种开放的心胸。要做得诚恳，让他的想法得以倾诉。
为什么要提倡这种观点呢？这是因为当别人优于我们，超越我们时，可以给他一种优越感。但是当我们处在压过他们，凌驾他们之上时，就会令他们产生不服输的念头。
这就要求我们须有谦虚的态度，鼓励别人畅谈他们的观点，自己不要喋喋不休地自吹自擂。每个人都有相同的需求，都希望别人重视自己、关心自己，为什么不肯牺牲一点点，而投其所好呢？
给他人说话的机会，使之能畅所欲言，充分地表达出自己的心声。
因此，领导者如果希望人们接受他的思想方式，就应该学会其中谈话的技巧。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都喜欢为自己做的事找个动听的理由。因此，如果要改变别人，就要挑起他的高贵动机。
事实上，你所遇见的每一个人也包括你本人在内，总是把自己看得很高，认为自己具有高贵的品质。
因此说，一个人去做一件事，通常是为了两种原因：一种真正的原因，另一种则是听来很动听的原因。
每个人本身都曾想到那个真正的原因。你用不着强调它。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心底里都是理想主义者，总喜欢想到那个好听的动机。因此，为了改变人们，领导者可以试着运用这一法则。
8.不在其位就不要谋其政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
译：孔子说：“不在那个位置上，就不去考虑那职位上的事。”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实质要义乃是在其位、谋其政。做领导要明白自己处在什么位置，清楚自己的职责范围，当做则做，忠于职守，尽心尽力；不当做最好不去做，不枉费心力。在其位不谋其政，或无力谋其政，结果一定是既害人，也害己。不在其位而欲谋其政，逾矩越位，也不一定可以做好。只有各司其职，才能保证各尽其责，才能使整个组织正常运转。
领导艺术是门大学问，如何当一个好的领导者，很有讲究，如何达到“治之至”很有门道。《吕氏春秋·李贤》提出两个方法：宓子贱和巫马期先后治理单父，宓子贱治理时每天在堂上静坐弹琴，没见他做什么，把单父就治理得相当不错。巫马期则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昼夜不闲，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单父也治理得不错。两个人两种治法，一则事不躬亲，一则事必躬亲。两种方法孰优孰劣，古人也有评论：事不躬亲是“古之能为君者”之法，它“系于论人，而佚于官事”，是“得其经也”；事必躬亲是“不能为君者”之法，它“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是“不知要故也”。前者是使用人才，任人而治，后者是使用力气，伤力而治。使用人才，当然可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以治；使用力气则不然，弊生事精，劳手足，烦教诏，必然辛苦。
古人的这套说法今天仍有意义，其道理仍没过时。凡有上级与下级、用人者与被用者关系存在的地方，就有领导与被领导，统御与被统御的关系，作为领导者就要有效地实施事不躬亲的领导艺术。
唐代名相封德彝与狄仁杰认为君与臣、相与诸僚都各有职分，应各司其职，不该互相超越。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一次上朝，御史大夫杜淹上奏请曰：“诸司文案恐有稽失，请令御史就司检校。”请求查验各部门文件、档案的纰漏。太宗便询问宰相封德彝。封德彝答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果有愆违，御史自应纠举；若遍历诸司，太为烦碎。”认为御史的职责在于纠劾百官的违法乱纪行为及官场流弊，而检查文件、档案则超出了监察官御史的职责范围，所以他不同意杜淹的要求。杜淹听完封德彝的话，一时默然不语。太宗却追问道：“何故不复论执？”杜淹如实答道：“天下之务，当尽至公，善则从之。德彝所言，真得大体，臣诚心服，不敢遂非。”听到臣下的议论后，太宗高兴地说：“公等各能如是，朕复何忧！”
武则天称帝后，专制朝政，大小之事皆出己手，即使太学生有事告假，也要经武则天批准。狄仁杰便寻机劝告她，他说：“人君唯生杀柄不以假人，至簿书期会，宜责有司。尚书省决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徒，况天子乎？学徒取告，丞、簿职耳，若为报可，则胄子数千，凡几诏耶？为定令示之而已。”也就是说，至高无上的君皇，只须牢牢掌握生杀定夺之柄，其他方面则可委任责成各有司衙门；至于宰相，只要协助君主出谋划策，把握大政也就可以了；至于学子请假、簿书期会之类的常事，应归有司僚臣。
“宰相主臣”，即督率群臣，总理大政，这种为政作风有利于对国家全局作出合理的统筹安排，有利于发挥百官群僚的集体才智，使得君王、宰相、百僚均各居其位，各谋其政，各司其职，使得整个组织运作自如，有节有制、井然有序。
〇领导者不宜事必躬亲
领导者应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而不应该去做下属们可以做的事。
如何分配好手中的权力，是古往今来任何领导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领导者分配权力过程中的首要问题，并不在于究竟是多分一点好，还是多留一点好；而是要首先搞清楚具体应该分什么权力，留什么权力。关于这个问题，宜用“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来加以解决。
哪些是“大权”？哪些是“小权”？对这个问题，不同领导者在实际工作中往往认识不一致，而且掌握起来也不容易。有的人可能把“大权”当成了“小权”，走上放任的道路；有人则可能把“小权”也看成“大权”，走上了专权的道路。
划分“大权”和“小权”是一个相对的过程，主要是相对于领导者所处的位置而言。划定大权和小权的时候，首先要把权力囊括的范围确定下来才行。组织中的领导者，其大权和小权的划分差距是很大的。
从涉及的范围来考虑，关系全局的权力，当然就是大权，仅仅关系某一个局部的权力，一般不能说是大权。
从权限的角度来考虑，下级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上级来解决，这应该是大权。如果下级自己能够解决，或者下级自己解决更好，一般都不能算是大权。
从权力的性质来考虑，一般一个组织的权力有三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决策权，一个层次是运行权，一个层次是执行权。
所谓大权实际上主要是指决策权，还有就是运行中的关键问题的把关性权力，具有“不可替代性”。人们常说，领导要把握力向，把握大局。这样的权力是要独揽的，而其他的权力则要分散：分散其实也是独揽的条件。什么权都抓，往往什么权都抓不住，决策权应该是一个组织最高领导机构和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这是大权。
运行权是这个组织中层机构或中层领导的权力，其中带有垄断性的，可能是大权，但大部分照章办事的正常运行的权力，对最高领导人来说是小权。执行权是基层干部或人员的权力，对中层领导来说，关键性的操作可能是大权，但一般的日常操作则是小权，对最高领导来说，这些当然更是小权了。
对一个组织的发展而言，最重要的是决策。所以领导人一定要抓住、用好大权，不要忙于琐碎事务，而忘记自己最重要的决策任务。
集权和分权还有一层重要意义，就是领导者能够正确处理领导团队内各个成员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
在集权与放权上，领导者的问题有三种：
第一种是有本事，但不放手，这样的人虽然集权过多，但总还是可以干一些事情的；
第二种是自己没有本事，但比较放手，这样的领导虽然放权过多，但由于发挥下级和副手的积极性，也还是能干一些事情的；
第三种是自己没本事，但对他人还不放手，这样的领导最糟糕了，因为他干不了活，还不让别人干活。
因此，作为领导者，你需要冷静地思考自己的权力结构配置问题。
什么是领导的权力？就是别的成员不便行使、不好行使、不能行使的权力。简而言之，领导要努力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情，尽量不做别人可以做、能够做、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领导不努力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团队就会散下来，因为没有人去统筹全局；如果领导尽做别人应该做、可以做的事情，这个团队也会散下来，因为其他成员会觉得无事可做而消极起来。
另外，“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也是一个领导者的工作方法和作风问题。在这层意义上来说，集权和放权是主要领导者如何发挥副手和下级的积极性问题。集权而不专权，放权而不放任，才是最好的选择。
9.有病不能乱投医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第九》）
译：孔子说：“到严寒的季节，才知道松柏树是最后凋零的。”
此处孔子以松柏喻指世间一切人等，无论是领导者还是平民百姓，只有历经考验，才能认识其人格的高低，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通过慎重考察之后，明了其人格品格才可放心与之交往，否则在自己身处险境之时，落井下石的人也许就是自己的某些朋友。
身为领导者，身边总少不了朋友，可在你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朋友当中你最先想到谁？哪怕这时候有一两位伸出援助之手的朋友也是一个莫大的幸福。历史上，重义轻利，把友谊看得极为神圣的人大有人在，这也是整个社会构建道德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不能否认的是，还有另外一种人，仅仅把朋友当做可供利用的资源，一旦人家失势找上他时，他立即换上另一副面孔。东晋大将王敦因谋反被杀，他的侄子王应想去投奔江州刺史王彬；王应的父亲王含想去投奔荆州刺史王舒。王含问王应：“大将军以前和王彬关系怎么样，而你却想去归附他？”王应说：“这正是应当去的原因。王彬在人家强盛时，能够提出不问意见，这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到了看见人家有难时，就一定会产生怜悯之情。荆州刺史王舒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从来不敢做出格的事，我看投奔他没用。”王含不听从他的意见，于是两人就一起投奔王舒，王舒果然把王含父子沉入长江。
当初王彬听说王应要来，已秘密地准备了船只等待他们；他们最终没能来，王彬深引为憾事。实际上一个人是不是可以相交成为朋友，不可以等到大事当前再去判断，而应在平常的小事中就注意观察，这样可以防止临时抱佛脚。
春秋战国时期的蔺相如曾是赵国宦官缪贤的一名舍人，缪贤曾因犯法获罪，打算逃往燕国躲避。相如问他：“您为什么选择燕国呢？”缪贤说：“我曾跟随大王在边境与燕王相会，燕王曾握着我的手，表示愿意和我结为朋友。所以我想燕王一定会接纳我的。”相如劝阻说：“我看未必啊。赵国比燕国强大，您当时又是赵王的红人，所以燕王才愿意和您结交。如今您在赵国获罪，逃往燕国是为了躲避处罚。燕国惧怕赵国，势必不敢收留，他甚至会把你抓起来送回赵国的。你不如向赵王负荆请罪，也许有幸获免。”缪贤觉得有理，就照相如所说的办，向赵王请罪，果然得到了赵王的赦免。
缪贤以为燕王是真的想和自己交朋友，他显然没有考虑自己背后的一些隐性因素，比如自己当时的地位、对燕王的有用性，等等。可是现在他成了赵国的罪人，地位已经变了，交朋友的价值也就失去了，他贸然到燕国去，当然很危险了。蔺相如看问题可真是一针见血啊。
王舒、燕王在友与利的选择上都看重后者，在他们眼里，情义二字不值分文，而且会成为自己的障碍，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他只是必欲除友而后快了。
利益是一块试金石，山盟海誓不可信，利益面前见分晓。有的人私心重，交友时碰到这样的人，千万别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免得让这样的关系毁了自己。
〇不可轻信的几种人
领导者要有一双察人的慧眼，这样在自己危难之时，才知道要投奔谁。一般来说，下面几种人不可轻信。
自吹狂——这种人很喜欢夸赞自己的能力，如果你愿意听，他可能就会成为万能的人。事实上，这种人的能力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心虚，所以靠吹嘘来壮声势，好比胆小鬼走夜路要吹口哨一样。真有能力的人反而不吹嘘了，因为他有自信，也不怕别人不相信，甚至他还不屑向你说明他的能力呢！所以对“自吹狂”，一切的一切，先打对折再说。
支票机——这种人喜欢开支票，任何事情他都可以答应，不只是如此，他还可以主动承诺为你做任何事，可是每一张支票都是“空头支票”，无法兑现。这种人有的是开支票开成习惯，并非恶意，也非有意，但这种习惯会造成他不把承诺当一回事，对这种人，你的态度要有所保留，免得大失所望。
漏风嘴——这种人喜欢到处串门子，串门子还不打紧，还喜欢讲“我告诉你，可是你不可以告诉别人”的“秘密”。如果他也向你传播某人的“秘密”，你当然不可再告诉别人，但要有所警觉，这正是“漏风嘴”，动不动就走漏口风。对这种人，你的态度要有所保留，他就算不是“坏人”，也会因为一张嘴巴而弄坏很多事情！你如果告诉他秘密，那么很快，你的秘密将不再是秘密！
铜牙槽——这种人的特色是嘴巴很硬，不是说他平常说话很硬，而是死不认账，明明事实摆在面前，他还要强辩，像有一副铜牙槽那般。对这种人，你的态度也要有所保留，因为他有可能瞒下了更大的错误，而且，这种人也不会勇于承担错误，你若对他毫无保留，有一天倒霉的会是你自己。
天天醉——这种人好饮，而且每饮必醉，甚至每醉必发酒疯。这种人有个性上的缺陷，有无法控制情绪的缺点，会误事，也会误自己！因此，你对他的态度要小心，因为他的能力再好，终有一天会误事！
不孝子——这种人连父母都可以不要，甚至虐待父母，那么他对别人也可以如此。对这种人，你要小心，因为他的无情可以创造大事业，但也会毁灭别人。
10.要能把大道理说浅白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第九》）
译：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我实在是没有知识呀！有乡下人来问我，我心中空空，只是从他所疑问的正反两个方面来盘问他，尽量问到使他自己能开悟通晓。”
这种循循然善诱人的态度，其实，也正是把解决疑难的钥匙交给并教会求问的人，真可说是善教者了！领导者要想澄清事实、改变上级领导的成见，不能用硬辩争论的说话方式，那样的话只能碰个头破血流。善于说服的人总是先顺其意，于时机成熟时再亮出自己的真实主张，这样以顺着别人思路的方式入手，达到把他引导至自己的思路上的目的。
齐威王能够虚心听取各种批评和建议，善于识别忠奸，赏功罚罪，积极发展生产，一时被楚、魏、赵、韩、燕五国公推为霸主。
国家一强，讲奉承话的人就多了。齐威王听得有点飘飘然，对于那些不同的意见可就有点听不进去了。当时的相国名叫邹忌，看到齐威王刚取得一点成绩，就骄傲起来了，很是着急，就想找个机会把这毛病及早给他指出来。
一天早晨，邹忌起来穿好衣服，戴上帽子，拿镜子照了照，看到自己模样蛮不错：匀称的身材，端正的脸膛，白净的皮肤，心里挺得意，就问他妻子：“我跟城北徐公比，谁漂亮呀？”妻子笑着说：“当然是您漂亮啦，徐公哪儿比得上您啊！”徐公是当时齐国有名的美男子。邹忌不相信妻子的话，又问侍妾：“你看，我跟徐公比起来，哪个漂亮啊？”侍妾回答说：“徐公哪能跟您比啊！您比他好看多啦！”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位客人，邹忌又去问他：“人家说我比徐公还漂亮，您看是这样吗？”客人说：“一点不错，您比徐公可漂亮多了！”第二天，徐公来拜访。邹忌把徐公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一番，感到自己的确不如徐公漂亮，偷偷照照镜子，再看看徐公，更觉得自己比徐公差远了！
晚上，邹忌躺在床上心里折腾开了：“我明明不如徐公长得好，为什么妻子、侍妾和客人硬说我比他漂亮呢？”想来想上，最后悟出来一番道理。
第二天一早，他就上朝去了，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说给威王听。威王听了哈哈大笑起来，问：“为什么他们都硬说你比徐公漂亮呢？”邹忌说：“我昨儿夜里想了好久才明白过来：妻子说我美，因为她对我有偏爱；侍妾说我美，因为她怕我不高兴；客人说我美，那是因为他有事情求我。他们都是为了讨好我啊！”威王点点头说：“你说得很对，听了别人的好话，得考虑考虑，不然就很容易受蒙蔽，分不清是非。”
邹忌接着转入正题，严肃地说：“大王，我看您受的蒙蔽比我还深呢。”威王把脸一沉，问：“你这话什么意思？”邹忌不慌不忙地说：“大王，这个意思很明白。我妻子、侍妾、客人，为了讨好我而蒙蔽了我。如今，齐国有上千里地方，一百多个城镇，王宫里的美女、侍从莫不偏爱大王；朝廷上的大臣莫不害怕大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大王。他们为了巴结大王，在您跟前尽说些好听话。由此看来，大王受到的蒙蔽是很深的啊！”
威王恍然大悟地说：“啊，先生说得实在好极了！”他愉快地采纳了意见，宣布全国的人随时都可以向他进言。
邹忌正是采用了类比的方法，由自己与徐公比美这件事，巧妙地引到纳谏的正题上来，使齐威王得以顿悟。
领导者说服上级领导，如果用开门见山、一针见血的方式，一方面地位尊卑的差别不允许这样做，另一方面直言快语也不容易使人接受。而以小喻大，从生动形象的具体事情说开去，听者就会自然地领会你的意图，接受你要阐明的道理。
〇用技巧劝说上司改正缺点和错误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上司绝非圣人。他也有自己的缺点，也会在工作中出现各种各样的失误。作为下属要正确对待上司的这些缺点和过失。本着对事业负责的态度，提出批评，这也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要达到既使上级领导改正缺点，又不伤上下级感情的目的，就要讲究批评的技巧，把握批评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否则将会是事与愿违。
（1）对上司的错误要具体分析
任何人都不是完人，也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如何去纠正对方的错误，却是一件难事，而要不要去纠正自己上司的过错，是一件很不好处理的事情。如果听之任之，不去指出，很可能会给组织以及自己本身带来不利的损失，也很可能会事后遭到上司的责怪，认为这种下属不行，不具备当参谋的能力；如果给予纠正，又往往会伤害上司的自尊心，也可能给上司造成一种狂妄自大的印象。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这里，首先影响你判断和决定自己行为的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你和上司的关系如何？是较为熟悉和知己的关系，还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或泛泛之交？是长期相处，还仅仅是短时间的来往？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第二，你对上司的工作作风与个人性格的了解。他是一个专断的人，还是一个比较民主的人？他平时对别人的建议与意见的态度如何？他是一个性格豁达的人，还是一个心胸比较狭窄，爱记仇，并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人？等等。这也是决定行为取向的重要尺度。
第三，视上司所犯的错误的性质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而言。如果只是一般工作方式和个人性格，或生活上的小事情，大可不必多言，随它去好了；而假如是关系到组织利益的重要事情，而且与上司本人及组织都有关，则应该子以纠正。
（2）通过暗示让上司自己发现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
当我们发现上司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时，不能急于“曝光”。而要通过某些象征性的符号、表情和动作等让上司感到自己可能是出现了某种错误，从而发现并改正。这对上司来说也是一种极好地表现自己的机会，也是一个更好地树立自己威信、体现自己能力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在自己知道上司有了纰漏之后，主动地上前告诉他，并予以纠正，这无异于剥夺了对方自我发现、自己改正的主动权和机会。这样，他能高兴吗？
（3）下属对上司的批评要讲究具体方式
一般来说，上司对下属的批评指责可以公开一些，直接一些，显露一些；而下属对上司的批评则应当讲究方式、方法、地点、场合及时机。这样做不光是工作的需要，也是维护上司威信和尊严的需要。
要尽量以间接方式而不是以直接方式去进行批评，比如用借古喻今，以物喻人，借景抒情的方式，不直接针对所议之事，用比喻和暗示的方式表达批评意思。对于那些容易发生冲突或过分让上级领导失面子的事情，采用这种方式，效果较好。
而如果你发现了上司的缺点后，对上司进行批评时（特别是当上司不是一个开明的上司时），不讲方式、方法、地点、场合及时机，就有可能让上司多了一块心病而加以提防，甚至内心十分反感。处在这种角色上，你的晋升可以说是没有多大的指望了。
11.看对人，做对事
子曰：“可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译：孔子说：“可以同他交谈而没有同他谈，这是失去人材；不可以同他交谈而同他交谈，这是浪费语言。聪明的人，既不失去人材，也不浪费语言。”
政治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群体的事业；从政的人不可能是独来独往的大侠，他需要有盟友，助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盟友的从政者将一事无成。这就给政坛上的诸公带来一个难题，谁可以成为与之联手的盟友？可以成为盟友而没有成为盟友的，这叫“失人”；不可以成为盟友而谬托知己，这叫“失言”。失人，诚然可惜，而失言则更可怕。对牛弹琴，那是浪费语言；而对狼弹琴，则会被狼吃掉。那不是浪费语言，而是自掘坟墓。你将一个狼式的人物视为知己，倾心交谈，他却搞小汇报，将你出卖，这才是失言的真正悲哀。
王安石被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但，他却不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的改革有许多失误，其中最重要的失误便是用人。
王安石用人最大的失误是他重用了吕惠卿。吕惠卿得以进入朝廷的决策机关，完全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他向宋神宗推荐说：“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独惠卿而已。”简直就是千古一人。他对吕惠卿的重用非同一般，他变法的绝大部分主张措施，都是与吕惠卿谋划，文件材料也出自吕惠卿之手。两人关系至为密切，以至当时有人将王安石比为孔子，而将吕惠卿比作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渊。可对吕惠卿的人品，当时许多人已有着透彻的认识，司马光对宋神宗说：“惠卿险巧非佳士，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俱惠卿所为也。”连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都看出吕惠卿奸佞的本质，曾劝哥哥“远佞人”。
可这些话王安石一点也听不进去，他将吕惠卿视为自己最为得力的左膀右臂，一刻也离不开。当他由于变法遇到了难于克服的重重阻力，不得不辞职时，他所推荐的接班人便是吕惠卿。当时有人便预料到，一旦吕惠卿得志，一定会背叛王安石。果然，他一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后，唯恐王安石东山再起，妨碍了他的前程，便竭尽全力倾陷王安石，或者建议将王安石调出朝廷，出任地方官，或者制造冤假错案，将王安石的弟弟牵连进来，以阻止王安石复职。
然而，吕惠卿未能得逞，仅仅过了十个月，王安石便复职了。重新相逢政坛，当年这一对情同父子、义如师生的人，如今反目成仇，水火不容，吕惠卿被驱出朝廷。于是这个小人，便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对王安石进行倾陷，甚至不惜使用告密这种极其卑劣的手段。当年他们交往密切时，往来书信，无话不谈，毫无避讳。看来，王安石这个人并无城府，而吕惠卿却老谋深算，他将王安石的这些书信全都保留下来，现在这些信派上用场了。王安石在一封信有一句话：“这件事先不要让皇上知道。”他将这封信掐头去尾，只摘出这句话，上奏皇帝。这句话如果上纲上线，就有欺君之罪，王安石因此而得罪，又一次被免除宰相之职，从此脱离了政坛，隐居于南京的半山园。晚年，他经常在自己的书房里，反复写着“福建子”三个字，因为吕惠卿是福建人，“盖恨为惠卿所陷，恨为惠卿所误也”。
吕惠卿的这一手，虽然扳倒了王安石，可从此也将他自己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苏辙在一封奏疏中斥责这种行为道：“此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曾不愧耻。”他的这种作为，连他的同党都觉得可怕。后来宋哲宗执政以后，变法派又得了势，他的同党章悖为宰相，他谋求复职，遭到昔日同伙的一致反对，章悖写信给他说：“若朝论中有九人以为不可，悖犹可着力，今十人则以为不可，悖无如之何。”这个人臭到什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比起后世的告密卖友者来说，吕惠卿可又是小巫见大巫了。他出卖王安石的不过是一句话；而后世政治运动中，有人在出卖“有卵翼之恩，父师之义”的前辈时，竟将数年往来书信，汇编成册，全部上交。宋神宗看来并不赞许这种做法，他虽因此而罢黜了王安石，却未见他对吕惠卿有任何褒奖。而后世的最高掌权者公然号召、诱导、提倡这种出卖，甚至作为一种国策，使人不由得不再一次感叹世风之日下，人心之浅薄。所以领导者还要有识透人的一双慧眼，看对人，才能做对事。
〇不要被小人欺骗
常有那么一帮人，专以“拍马屁”为生，而且他们还具有相当技巧，拍起马屁来不显山、不露水，让你浑然不觉，不知不觉中上了他的当，最终受害的还是你自己。
的确有不少被奉承得昏了头脑的领导，把升迁的制度变成了党派之分，谁对他毕恭毕敬、阿谀奉承，就等于佩服他，因而他就对这种人恩宠有加，大加赞赏和关爱。无疑，这种“领导人风范”更助长了阿谀之风的盛行。
但是，明智的领导则不会这样做，他不会中这个圈套，也许他反而会对喜欢拍马屁奉承的那些下属感到十分鄙视和厌恶。
而你自己，首先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哪些是实事求是的评价之辞，哪些又是阿谀奉承之辞；在阿谀奉承之中，哪些人是出于真心而稍稍过分地赞美几句，哪些人又是企图通过奉承领导而达到自己的某种企图；哪些奉承之辞中含有可吸取的内容，哪些奉承话是凭空捏造、子虚乌有等等，诸如此类。
领导者对付阿谀奉承者，以下三方面权作参考。
对待专门溜须拍马、奉承领导而毫无其他能力可言的人，方法最简单，请君走人就是了。
对于能力一般而有些奉承爱好的员工，最好给他找个合适的位子，让他闲呆着算了。
这类人不好简单辞掉，因为他还有一定能力。可也不能委以重任，因为他不仅能力平庸，还爱溜须拍马，委以重任的话，迟早会坏了大事。在组织中要做到人尽其才，不光指有效地利用人才，也指使用这些能力一般而又有某些毛病的人。而且，这类人有的时候还为数不少，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对于这类人应批评教育并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要耐心，不能急于求成，因为他们的毛病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改正起来也一定不容易。在这个时候，你要格外注重策略，注意态度，争取从根本上扭转他们的认识，改正他的毛病。
对于那些确有较强能力却也喜好溜须拍马的人，你一定要小心对待，因为这些人可是些巨量型“炸弹”，弄不好会造成极大的麻烦。
对待这种人，首先你要依据他们实际能力而委以相应的职务。起码在他们的眼中，你不能成为不识才的领导者。这影响着他们干工作的热情，而且也带动着一批人。
也许有些较有能力的人，他们看不到这类人的阿谀奉承，而只看到了他们的才华，并同时盯着你的行动。如果你不能给有奉承喜好的这类人以相应职务，其他那些持观望态度的有能力者就会离你而去。尽管这些人看问题不够全面，但他们确实走了，无可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