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在实施控制时，既要施之以恩、施之以德，感化影响、说服指导，从而赢得部属的信赖；又要施之以威、施之以权，使部属有敬畏之感。权力是领导者施威的保障，制度是区分领导者与部属差别的规范。领导者在运用权力的同时，更要注重制度的建设，并用制度规范部属行为，以此强化自己的个人权威，在权威下实施领导工作就会更为随意和轻松。
1.用礼行君臣之道
孟子曰：“无礼仪，则上下乱。”（《孟子·尽心下》）
译：孟子说：“没有礼仪制度，那上下关系就会混乱。”
作为一名领导者必定要正确处理好君臣关系，让下属明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做对当奖，做错则罚，如此上下级关系才能和谐，国家也才能安定团结。礼作为一种规范，可以用来明确君臣之间的差别，有了这种差别，君的威严得以体现，而臣的“本分”之事也得以明确。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制定了一系列礼仪制度，他不仅要求自己的名号要和别人不一样，甚至是印章、用具、衣饰、车马也要与众不同，要超过以往所有的国君，只有这样，才能制造出有利于统治的等级制度，有利于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在规定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后，秦始皇又规定了专用的器物。按他的观点，如果平民用的器物都和他相同，根本分不出高低贵贱，怎可显示始皇帝的威仪，而天下人又怎会尊重他呢？于是，嬴政在规定自己专用的属物之上也不无霸气。
首先，他将“玉玺”规定为皇帝专用，玉玺也就是玉刻制的印章。在秦之前，平民百姓都可以以金玉为空，上面有龙虎兽钮，根本不存在等级之分。而始皇嬴政规定，玉单为皇帝所独有，臣民自此就不得以玉治印，也不得称之为玺了。
按照嬴政崇尚的水德之法则，他为自己准备了“乘舆六玺”。即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一块“传国玉玺”，这块玉玺稀世珍有，是始皇帝换得的一块蓝田美玉，并由李斯刻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世之宝。可惜的是这块玉玺至今仍下落不明，否则一定是无价之宝了。很显然，当时这样的无价之宝，平民百姓是根本无法得到的，更不用说拥有了，这就说明嬴政是从根本上就规定了他与平民的天壤之别。在自己的大印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字样，完全是为表示他的皇权是上天授予的，是神授之物。既然是神授之物，就得有特别的专崇，由于“玺”字与“死”同音，嬴政干脆将玺改为宝，并下令不准臣民的印章也称为宝。
除了宝印之外，嬴政对服饰、车马等的要求也与众不同。在春秋战国诸侯混战之时，由于礼法崩溃，周天子地位日渐低下，诸侯和卿大夫“竞修奇丽之服，饰以舆马文络玉缨象镰金鞍以相夸”。嬴政攻灭六国之后，自然不容许这种混乱无序的现象再继续下去，于是他制定了严格的服饰制度以分尊卑，标识等级，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至高无上。
其实，嬴政自当皇帝之后，所带的通天冠就与众不同。此冠高九寸，正竖，顶少斜，直下，以铁为卷梁，前有卷筒。这种冠及其他皇帝的服装，臣民们绝对不能穿，否则，等待的必是极刑无疑。另外，皇帝的一切服饰佩挂，臣民们也不得仿造，甚至是冠帽前所垂的流苏数都不能和皇帝的一样。
除了服饰不得与皇帝相同之外，臣民的住宅规模、门前狮子装饰物，等等，一切家居用品，都不得与皇帝相同。否则也只有一个死。所以，正是从秦始皇开始，天子的一切吃、喝、器皿等制式都变成了法律，存在于国法之中，平常人稍有疏忽而仿之，都将被绳之以法。
在车马的配置上，嬴政追求的仍是超然于臣民之上。嬴政一生曾经五次巡游天下，他出游时，仅属车队伍就有八十一乘。其中皇帝坐的车由六匹马所驾，饰以美艳绝伦的金装饰，叫金银车。而皇帝的属车则都是皂盖朱里，车顶及其他部位全部绘上色泽艳丽的变形蒙龙凤，卷云纹，而车子的小部件则镶以按花金银为饰，豪华气派无人能比。
从目前出土的秦始皇所用御铜车马来看，嬴政的车属可谓豪华之极，内部物品简直可以与一辆现在的名牌汽车相媲美。皇帝所用车辆不但要和常人不同，连驾车的马匹都有被修整得十分漂亮的马鬃。在外侧右骏马的头上，还有一种带璎珞的饰物，叫做左囊，它既能够为御官指示前进的方向，方便向左转弯，又可为始皇帝的车驾增添气势。嬴政把自己的一切都弄成最尊贵的等级，未必不是下臣们的安排，但要指出的是，他正是通过这种等级差别来显示君王之威仪，从而来维护国法所规定的种种等级制度和特权制度都得以有效实施，由此可以说，他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在于以身垂范。可以说，从成为始皇帝的第一天起，始皇嬴政制定了自己的特定称谓，制定了尊君朝仪，严格了避讳制，废除谥法，规定了天子服饰、车马、器物等级。这一系列的举措其实就是政治作为，都在证明，秦始皇想达到一个天下人都“尊君”、“畏君”的目的，他要远远高居于众人之上，要间隔出他与千百万常人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来，给自己确立一个超人的地位。在无人敢仰视的尊严之中寻找一个新生出的大帝国的治理之路。
〇把“身份”从人堆里凸显出来
领导跟下属在一起时，要适当表现自己的“身份”。在公共场合里与下属相处，别人应该一眼就能瞧出谁是下属，谁是上司。如果你不能表现出这一点，给人的印象就可能正好相反，那么你这个领导就是失败的。
虽然你不必过于矜持，但要让你的下属起码意识到，你是上司。这样，即使是活泼、轻佻的下属也不至于去拍你的肩膀，或拿你的缺点肆意开玩笑。他在你面前会小心谨慎，会看你的脸色行事。
领导要保持自己的威严，在无形中造成下属对你的尊敬之意，会为你的工作开展创造条件，下属会处处——至少在表面上尊重你的意见，当他们执行任务有困难时，会与你商量，而不会自作主张，自行其是。
领导要注意自己的讲话方式。在私下里跟下属讲话要亲切自然，不能让下属过于紧张，以使更好地让对方领会自己的意见。但是在公开场合讲话，譬如面对许多下属演讲，作报告，要威严有力，有震慑力，但不管在哪种情况下，领导讲话都要一是一，二是二，坚决果断，切忌含糊不清。
跟下属交谈，即使下属一方处于主动，上司听取对方谈话，也切忌唯唯诺诺，被对方左右。如果对方意见与自己意见相左，可以明确给予否定，如果意识到下属意见的确是对组织对自己有利的，也不要急于表态。
多思考少说话，也可以用“让我仔细考虑一下”或“容我们研究、商量一下”等语句来结束谈话。这样，在回去之后，下属不会沾沾自喜，而会更加谨慎，领导也可以利用时间从容仔细考虑是取是舍，这在无形中增加了领导的权威，总比草率决定为好。
行为是无声的语言。很多下属与上司直接交谈、交往的机会不是很多，他们了解你往往是远远地看到你的一举一动，或通过其他一些材料，下属们会根据每一个较小的事情来判断你。
当你显示自己的身份时，每一个细节都会映入下属的脑中。每一个细节都是向下属们传达了你自身的一份信息。
行为有时比语言更重要，领导的身份权威很多往往不是由语言，而是由行为动作表现出来的，聪明的领导尤其如此。
2.各施其职，各行其道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第十二》）
译：齐景公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齐景公说：“好啊！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即使有粮食，我能吃得着吗？”
君像个君样，臣像个臣样，意即君臣各行其道，因为就具体的人生而论，一个人在世界上存在的过程，也是他在社会舞台上从事社会某一职分、扮演某一角色的过程。正鉴于此，明确他在社会舞台上所扮演的职分和角色内涵，知道他怎样恰到好处地成功演出，这就是具有通晓积分的智慧。
秦王嬴政在君臣关系上表现出了由他而始的传统智慧，这种智慧可以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君执圆，臣处方。”在君臣关系上，君主遵循大自然的运行规律自然而然运转，甚至何时日月星辰、何时雷电风云都由君主一手掌握，意即他执掌全国号令，将号令当做生命；臣下要像万物期承阳光雨露那样按时令节气自然生长发育，臣下还要端平正直，执行号令，雷厉风行。按照他的理论，只有君臣上下各安执分，各守本职，官僚机器才能得以正常运转，君王才能有序地治理国家，使国家昌盛。否则，职分颠倒，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就会乾坤颠倒，导致混乱局面出现。这种理论今天看来当然是十分平常，甚或是陈旧的，说的好听点是质朴的，然而能最初认识到并加以总结，却殊非人杰莫为。
嬴政让君臣通晓职分的内容包括：君主设立官职要公正无私、不让有罪的臣子有隐私蒙蔽其上、不把自己的子孙安排在高位而让坦荡正直的臣下担负重任。平心而论，这三个主要方面，即在当今社会，真正做到也是很难的。
关于设立官职公正无私——在这一点上嬴政绝不含糊。在他一统天下之时，为了充分发挥人才的智谋，嬴政在使用人才上做到了量才而用。如任李斯为客卿，拜尉缭为都尉等，让他们到国家的核心权力机构中来，参与战争的重大决策。而对身边那帮亲近的臣子，虽然君臣关系亲密，却没有因私而得到重用。可见嬴政统治时期，在设立官职、任用官员上十分公正。
及至一统天下之后，国家的核心权力机构仍在由嬴政领导的一批有才之士的手中控制，如宰相王绾、李斯等，均为才华卓著之士。这也表明了作为一国之主的嬴政在设立官职上的公正和无私。设立官职能够做到公正无私，就能保证国家机器的廉洁与高效运转，就能形成一个朝气蓬勃的政治集团，从秦一统天下后的情况看，的确如此。
人君钓得天下，有三种权衡操在手中；倘若以厚禄等礼贤士，就操有使贤士尽之智能的权衡；以重赏鼓励士兵，就操有便士兵趋难赴死的权衡；以高爵授予臣僚，就操有使臣僚尽忠执守的权衡。从统一后政治管理的情况看，秦皇嬴政就操有这样的权衡：他一方面对贤才委以重职，授予高爵，另一方面又严格地控制他们，绝不让他们蒙蔽皇帝，犯上作乱。有了这样清醒的政治头脑，在他的统治下，秦廷上下的确没有人敢擅越职权，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当然，也更没有人敢按独立意志和人格、兴趣及愿望去行动。
始皇嬴政通晓职分的第三个方面，体现在他与以往和后世的君王不同，即从不把子孙安排在高位。嬴政把太子以下的皇子们放在与普通平民相等的位置上，这点比历代君主都要崇高。始皇嬴政深悉君臣之道，身在帝位，便谋帝政，仅在这一点上就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帝王。始皇嬴政约束下臣，天下之事都由他来决断，绝不允许任何官僚超出本分而胡作非为。这一方面他的作为又与儒家思想相合，对于他加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这当然大有好处。
一个人应该精诚地恪守专一，诚信地保持中道。作为帝王，当然应该恪守作为帝王的游戏规则，没规矩哪能成方圆？有鉴于此，始皇嬴政在帝位上始终恪尽职守，从不越轨。他认为，立国之本，在于天下人包括他都能恪尽职守。只有天下人都能恪尽职守，一个君主才能治好国家、成就大事。作为君主是如此，作为平民百姓亦是如此。古代史官周任有言：“陈力就列，不能则止。”这里说的还是传统道德，就是说为官为民者都应该恪守本分，对于自己不能做到的事不要去勉强，要安于本职工作，切勿越轨。
始皇嬴政要求人臣通晓职分，在于教育他们安分守己，不做无谓的事。在封建专制社会，人们的职分变动的机遇极少，自以为有才未必有才，想当官做不成官，不想升迁偏偏升迁的事是正常存在。官少而民多，僧多而粥少，处在这种专制体制中，“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无论古与今，一个人的事业成功与否，一部分要靠努力，更重要的是与客观环境相适应。
嬴政注重人的职分的确立，为此他在朝中明确立下了君臣之规，而且严格要求君守君道，臣守臣道。这既打碎了许多不安分守己之人的白日美梦，削弱了社会上的许多不安定因素，有助于巩固中央集权统治，更为后代君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封建君臣的社会活动规则。
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秦王朝的大一统帝国，就是在严格的运行规则中创建并不断加强的。就成功的君臣之道来说，嬴政可谓历代君主之第一人。
〇制定规则时注重纪律约束
成为有纪委的工作团队的一部分，成员会感到舒畅，因为在那样的团队中，工作目标明确、工作行为清楚、对待成员态度公正。管理者也能因培养了有纪律的工作团队而获益，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中，工作业绩和行为表现问题相对较少，而职业道德和工作效率却要高得多。
尽管“纪律”一词常带有消极含义，一支有纪律的工作团队可实在是组织的一件财产。管理者该不断检查自己对成员强调纪律的态度，努力实施正确的而不是惩罚性的纪律约束。要提高成员的纪律性意味着通过培训、督导和规范成员，使他们在工作中呈现适当的良好行为。要建立一种有效的、公正的成员纪律约束制度，该有一套明确的规则，一套针对违反规则行为的有效惩罚办法，还要有一批训练有素的主管人员，他们须对相关问题有正确的理解。
（1）宣布工作场所纪律。成员要做到符合组织行为和工作表现标准，就必须知道这些标准是什么。
对新成员应先给一份成员手册，其中包括他们要遵守的规章纪律。对成员进行忠心培训时，主管应当向他们解释规章纪律及必须遵守的理由，以及违反了规章纪律时会有什么特别后果。
要全面讲清有关规章和设立规章的理由，最好在每个方面都强调一下要求，明确解释一下什么是违反规章、违章发生时会有什么纪律的惩罚。
（2）建立严格的纪律约束制度。严格的纪律制度须给其成员足够的时间和帮助，以纠正他们的行为。只有在各种纠正措施都已用遍而成员仍拒绝遵守某项规章时才可实行惩罚措施。严格的纪律制度必须增加成员和成员的沟通，保证使受罚成员得到公平待遇。与此同时，严格的纪律制度会有助于你解决问题、保留成员、积累必要的资料，使你的个人决定更加公正。
一般地说，严格的纪律制度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包括询问、口头警告、书面警告、严厉训斥、暂停工作和开除。这意味着对细小过错或第一次犯错，其上司可用询问和督导方式以帮助成员改正不当行为。在许多情况下，这一方法在促使成员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组织的工作规章上是成功的。如果发生的问题未能得到纠正，主管可以进行到纪律约束程序的第二步——给成员一个口头警告，在警告中，主管可以指出成员未能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的问题，重申一下改正的必要性，警告他再不服从规章将招致更严肃的纪律约束行动。如果成员的不当行为仍一如既往，或者成员最初的违纪行为就很严重，那么纪律约束的下一步就该是书面警告了。书面警告可以告诉违纪成员违反了哪条纪律、组织希望他的行为有怎样的改变、如果不服从下一步会有怎样的后果等。严厉训斥的任务通常由更高层管理人员来担任，这是一份正式通告，成员于是又会收到一份有关其问题和组织期望其改正行为的书面通告，上面会有一个严厉的警告，即如果问题再不得到纠正，他就有可能被开除。
严格的纪律制度应鼓励领导者与违纪成员一同努力，以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从组织这一方面来说，这一制度必须得到公正的执行，这就是说，也须给组织充分的机会来纠正不良行为，同时须给予足够的警告促使其明白下一步的纪律处分是什么。
（3）培训主管掌握纪律约束的方法。要培养有纪律的工作团队，主管往往是关键，因为他与组织接触最多，是组织中的第一线权威。主管也是最了解违纪是怎么回事的人，并且是负责纪律约束过程的每一步的人。他如何处理问题会影响到违纪者是得到行为纠正还是得到惩罚。而受过良好培训的主管对实现严格纪律至关重要，所以发展主管用纪律管束雇员方面的技能是管理者的一大责任。一个称职的主管起码应具备以下技能：能够为下属提供有效帮助；看问题客观全面，不带成见或偏见；行为必须前后一致，有一贯性；善于与人谈话，善于与人沟通。
3.注重制度建设好成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
译：孟子说：“天下清明太平，便去实行所信奉的道；天下混乱黑暗，就为道而献身；没有听说过牺牲道去迁就人的。”
未有以道而殉乎人者，如果把这里的道理解成制度的话，意思即是人必须服从于制度，而不能让制度迁就人。这是成事必不可少的原则，也是领导者必须注重的。作为领导者，应当注重制度建设。体制建好了，也才有了做事业的根本。
隋文帝杨坚在建国伊始便注重体制的建设：在中央，设置三师、三公、五省、六部、二台、九寺、十二府。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三师官衔为正一品，在名义上是皇帝的老师，与皇帝坐而论道，但不置官署，没有什么实权，仅是赐予德高望重大臣的荣誉官衔。三公为太尉、司徒、司空，也是正一品，三公虽置僚属，有参议国家大事的权力，但一般不设；即使设置，也不单设，而是给某些重臣的加官。五省，为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秘书省和内侍省。秘书省管理图书历法，内侍省是宦官机构，这二省在政权中不占重要地位，真正的权力中枢是内史、门下、尚书三省。内史省协助皇帝决策军国大政，门下省负责审核大政方针，认为不妥的，可以驳回，尚书省主持日常政务，在尚书省之下，设吏、礼、兵、都官（后改刑部）、度支（后改民部）、工六部，分掌具体事务。二台为御史台、都水台。御史台职司监察，都水台掌管舟楫、河渠。九寺为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分司各项事务。十二府为军事机构，各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
完善法律，制定、颁布了《开皇律》：这部新律是苏威、牛弘等人修订的。苏威是武功（今属陕西）人，牛弘是安定（今甘肃泾川北）人。两人都博闻强记，精通律令。开皇三年（583年），杨坚把制定新律的重任交给他们，他们广泛、汲取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立法经验，结合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完成了一代法典《开皇律》。
在赋役上，分租、调、力役：一夫一妇每年纳粟三石，叫做“租”；种桑养蚕地区每年交绢缎一匹、绵二两，种麻织布地区每年交布一端、麻三斤，叫做“调”。成年男子每年服役一个月，叫做“力役”。开皇三年（583年），成年的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服役时间从一个月减为20天，调绢从一匹减为二丈。到开皇十年，规定成年男子的力役，从50岁以后可以交纳布帛代替，称为“庸”。
在经济上，继续推行均田制：每个成年男子（18～60岁）给露田80亩，永业田20亩；成年女子给露田40亩。露田死后归还政府，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奴婢也像平民一样分田，亲王的奴隶受田限300人，一般地主不得超过60人。每头耕牛给露田60亩，限4牛。自亲王至都督，给永业田100顷至40亩不等。京官自一品至九品，给职分田自五顷至一顷不等，作为俸禄。
在户籍管理上，推行“大索貌阅”、“输籍定样”：“大索貌阅”即根据户籍上登记的年龄和本人的体貌相核对，检验是否谎报年龄，诈老诈小。“输籍定样”是根据各户资产划分户等，根据户等制定税额，写成定簿。每年五月，县令派人核查，重新制定“定簿”。
这些措施、制度的推行，强化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不仅如此，杨坚时厘定的体制，承上启下，对后世中国封建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中央的三省六部制，地方的州县二级制，刑法上的《开皇律》，经济上的均田制，对唐代及其以后的封建皇朝都有重大影响。
杨坚登基的时候，地方上有州201个，郡508个，县1124个。每个州管辖的郡，仅2个或3个；每个郡也只管辖2个或3个县。州、郡、县都分九等，一般都有两套职官，一套是由吏部直接任命的，州除刺史外，还有长史、司马等；另一套是由刺史聘任的，如州都、祭酒从事等。郡也是这样，除太守、丞由中央任命外，还有一大批由太守聘任的僚佐。县也是如此。这样，州、郡、县官员十分庞大，如第一等州额定官员多达323人。造成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开皇三年（583年），杨坚下令裁省郡一级行政单位，实行州、县二级制，又合并了一些州县，并下令废除州县长官聘任的僚佐。这样，既节省了开支，又简化了政令推行的程序。由于杨坚注重制度的建设，使各项事物都有了制度上的保证，隋朝开国初年出现了太平盛世的局面。
〇建立一个好制度
制度是领导者做好工作的一根标杆，没有好制度，一切都会形同虚设。
18世纪末，英国人来到澳洲，随即宣布澳洲为它的领地。但是怎么开发这个辽阔的大陆呢？当时英国没有人愿意到荒凉的澳洲去。英国政府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把犯人统统发配到澳洲去。一些私人船主承包了运送犯人的工作。最初，政府以上船的人数支付船主费用，船主为了牟取暴利，尽可能多装人，却把生活标准降到最低，所以犯人的死亡率很高。英国政府因此遭受了巨大的经济和人力资源损失。英国政府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一位议员想到了制度，那些私人船主利用了制度的漏洞，因为制度的缺陷在于政府付给船主的报酬是以上船人数来计算的！假如倒过来，政府以到澳洲上岸的人数来计算报酬呢？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不论你在英国上船装多少人，到澳洲上岸时再清点人数支付报酬。一段时间以后，英国政府又做了一个调查，发现犯人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了，有些运送几百人的船经过几个月的航行竟然没有一人死亡。犯人还是同样的犯人，船主还是那些船主，制度的改变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在任何组织里，都需要规章制度。一套好的规章制度，甚至要比多用几个管理人员还顶用。
无论制定什么样的规章制度，事前都要详细了解实际形态、整理分析各类问题，再制定规则，这样才有意义。若徒具冠冕堂皇的条文，而与现实情形背道而驰，则无异于一纸空文。
因此，在规则之外，还要另定一项处罚违规者的条文，以约束他人遵守。
规则制定的目的是对一些职责不明的事项，定出一个明确的标准。因此，它时间性很强，同时也是为适应时代环境而定出来的，绝非是千古不变的定律。再好的规章制度也是从出台的那一天就开始老化，因为一个组织和它的成员是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变化的。作为一套规章制度，必须适应这个变化，才能发挥好作用。当时代、环境发生了变化，规则本身也必须随之变化。
因此，作为一个管理者，必须时刻注意本组织的规则，发现不切实际或不合情理的要及时纠正，不断改革，这一点很重要。可以这样说，一个好的规章制度，必然是不断发展、不断改革着的。这样的规则是活的规则，只有活的规则才有意义。
总之，规章制度的建立、制定，是随着生产的发展、组织的进步不断改变的，而不应该一成不变。一个有经验的领导者要善于用规则管理下属。
4.规范礼仪，辅佐朝政
子曰：“能让礼让为国乎，何有？”（《论语·里仁第四》）
译：孔子说：“如果能以礼让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
“礼”是用来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种准则。这种约束是潜在的、柔性的，注重以氛围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现代社会中我们把此称之为文化，与制度的刚性约束相比，礼（文化）强调的是一种认同感。如果组织内的成员都能认同这种文化，就会自觉地遵守，这对领导者来说其领导工作也会更加轻松，命令也会更容易执行。所以，领导者在注重制度建设的同时，还要辅之以礼（文化），则善之善者。
楚汉之争结束后，天下一统，汉高祖执掌天下，叔孙通也当上掌管典礼之职。可是，当时不论王侯还是将军，多为游侠群盗之辈，对礼仪、法统一窍不通。例如，就发生过以下这种情形：汉高祖待在洛阳南宫的某一天，从走廊上不经意地看到廊下多位将军，正三五成群聚在一处谈论某事。高祖询问军师张良，张良言道：“您不知道吗？那是阴谋造反之举。”
“天下虽安定不久，何来此事？”
“自从陛下登基之后，获得封侯荣耀的，皆是陛下素来喜爱、中意之人。平日遭陛下厌恶之士，不免忧心责罚之日的到来。陛下眼下所见之人，都在评论各人的功绩。只是，纵使一视同仁施赏赐，则举尽天下土地，也不够分封。故而他们怀疑圣上会漏了封赏，或是以上犯下的过失为借口，施予责罚。在这种疑心生暗鬼的情形下，因而密谋造反。”
“那该怎么办呢？”
“众人都知道陛下最厌恶的人是谁？”
“当然是雍齿。有时我真想不如杀了他，可是，他又立有战功，以致一直让我犹豫不决。”
“那么，请陛下尽速将雍齿封侯。”
就在高祖设宴封雍齿为“什方侯”的同时，亦火速对全体臣下论功行赏，群臣欢声雷动。
“连雍齿都能封侯，那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说简单似乎很简单，总之，人心惶惶所引起的集会，就在刹那间平息了。可是，这些人终非是单靠赏赐就能打发的。
当时，汉朝为安抚民心，将秦朝繁苛的法令彻底简单化。这么一来，又使得礼法荡然无存。群臣在饮酒之中，互相夸耀战功，醉酒喧哗，甚至最后还出现拔刀劈砍宫殿廷柱的情形。即使是汉高祖，对这些现象也是一筹莫展。
叔孙通揣测到高祖的心理，上奏言道：“一般说来，儒者对夺取天下大业毫无功劳。可是，他们却是最适合稳固陛下江山的人选。希望陛下能允许我召集鲁地的学者和我的学生，一起为朝廷制定礼法。”
汉高祖问：“有何礼法？”
对曰：“昔时五帝制定各式不同的乐声，夏、商、周三朝的礼法也不尽相同。所谓的礼法，必须因应时代、风俗，既可繁复又可简略。我会参考古代与秦朝的礼仪，制定出一套新礼法的。”
高祖同意了。
叔孙通前往鲁地，寻访了三十多名儒者和出仕宫廷的饱学之士，再加上百余名弟子，花了月余的时间修定礼法，整理成册后奏请高祖检视。
“很好，这样的话我也做得到。”
高祖裁定完毕后，立即召集群臣进行讲习。
就这样，在公元前200年的长乐宫内，举行了正月朝贺之礼。公侯、将军、宫官按照等级列位于西侧，丞相以下的文官则列坐于东侧。皇上一出宫，则由王侯以下顺次引导向圣上走去，晋呈贺辞。朝拜之后，尚有法酒之礼。在杯巡九回后，掌礼之人会下令“停酒”。不遵从者，会被毫不宽容地逐出场外。
仪礼结束后，虽转地举行酒宴，却无一人胆敢放情狂欢。
高祖衷心慨叹道：“太了不起了，我到今天才真正尝到做皇帝的过瘾之处。”
〇制定工作信条，培养下属的纪律性
作为领导者，对于管理原则要有坚定的信念和一套明确的方法，并本着确定的经营方针去施行，否则无法开展工作。所谓信念，就是指要有工作信条。
制定管理人的工作信条，一定要注意其具体可行性，使下属便于了解接收。譬如有的组织在工作信条中罗列有大批的“尊重他人”、“多花点心力”之类的抽象项目，这就不好。
再如以下信条：
“要做有原则性的工作。”
“要有服务社会的精神。”
“为自己创造既文明又有吸引力的工作环境。”
“保持心胸开阔、精力充沛。”
“培养互助友爱情操。”
像上面的信条，有些太空洞，有的则趋向极端。从这些信条中，可以看出你自己的个性。除此之外，这些信条也有着组织所处时代和环境的明显烙印。
信条的制定工作一定要由领导者亲自来做。若随随便便将古今中外的贤人君子、英雄豪杰的座右铭搬过来，然后对自己的下属说：“这是我定下的信条。”那是不行的。
总之，制定工作信条要通过实践总结和归纳，做到具体可行，让信条发挥其巨大的管理功效，成为你的辅佐和臂膀，譬如以下信条：
“认真工作，一丝不苟。”
“坚决服从组织领导。”
“热心工作，热爱组织，不做有损组织的事。”
“与公司共荣辱，团结、勤奋、务实、从自己做起。”
……
5.打击党争，加强皇权
“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上》）
译：“天上没有两个太阳，人间没有两个天子。”
一山难容二虎，一国难容二君；领导者应当具备一定的集权意识。有些领导者放权而不收权，就会与下属脱节，更不知实情，从而让自己处于“真空”状态。相反，领导者善于收放结合，才能让下属始终不离大方向。在一个组织中，不仅有比较重大的工作任务，必然还有许多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作为领导者，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去总揽一切事务，必须把一部分工作或绝大多数的事务交给别人去办理。交给别人工作任务，就要同时授予相应的工作权力，不然，工作任务就很难完成。但是集权是必要的，这样可以及时归纳、总结、决策，防止只放不收、出现疏漏。因此，领导者处于组织的中心地位，在权力的运用和对下级的管理统御上，应做到大权集中，小权分散。
领导者集权是指组织中的一切事务的决策权均集中在领导者手中，下属的一切行为措施必须按照领导指令、决定去办。分权则是指下属在其管理的范围内的一切措施均有自主决定权，不必请命于领导者，而领导者对其下属权限内的事项也不随便加以干涉。这是两种极端的情况，实际上是二者兼而有之。集权若发挥得好，有如下优点：政令统一，标准一致，力量集中，有利于统筹全局。集权如果发挥得不好，也有极大缺点：只能照顾一般不能顾及个别，领导者会滋长专制独裁，下属则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分权如果发挥得好，有以下优点：能较好地发展个性和特长，较灵活地应付局势的变化，下属可积极主动地工作，领导者也容易避免独裁。分权如果发挥得不好，会产生以下弊病：不利于统一协调指挥，难以形成合力，容易滋长本位主义。清帝康熙十分注重打击党争，加强皇权，鳌拜专权时期，康熙皇帝曾深受其苦。亲掌政权之后，康熙皇帝颇为系统地学习了儒家经典和各种历史著作，认识进一步提高。在他看来，大臣结党乱政，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治乱安危，因而，早在三藩叛乱期间，他即多次向臣下极论朋党之害，并反复告诫臣下不得欺罔君上，另立中心，结党营私。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以康熙皇帝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就在康熙皇帝反复告诫臣下不得结党营私之际，在他身边，以明珠和索额图为首的两支朋党势力已经开始形成。
康熙二十六年，久旱不雨，禾苗干枯，康熙皇帝命日讲起居注官德勒格打卦问卜，得“央卦”。德勒格在解释卦辞时，乘机揭露了索额图、明珠植党营私之事。不久，索额图家人又叩阍告变。康熙皇帝派人搜查索额图党羽江潢居处，搜得索额图写给江潢的许多秘密书信。至此，索额图结党情况全都暴露。康熙皇帝立即下诏，将索额图革职。与此同时，对于明珠，康熙皇帝亦加以密切注意。有一次，康熙皇帝率朝臣谒陵，于成龙随驾。途中，于成龙向康熙皇帝揭露了明珠、余国柱结党营私、朋比为奸之事。康熙皇帝将于成龙的话询问高士奇，高士奇亦详细陈述了明珠结党之事。不久，山西道御史陈紫芝上疏参奏上任方一年的湖广巡抚张汧贪污行贿受贿案，矛头所向，直指其后台大学士明珠。同时，科道官提出河务问题，也牵涉到明珠。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又有御史郭诱直接参劾明珠、余国柱结党营私之罪，从而把揭露明珠结党营私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郭诱在疏中逐一开列了明珠、余国柱背公结党、纳贿营私之罪。其主要者计有七项：一是操纵阁中票拟，轻重任意。二是对待皇帝的诘责，轻慢地不加省改。三是假托圣旨，市恩立威。若皇帝称颂某大臣贤能，明珠就向该大臣说：“由我力荐。”若皇帝指斥某大臣不善，明珠就对该大臣说：“皇上不高兴，吾将从容挽救。”任意添油加醋，借皇帝谕旨卖人情，以笼络朝臣，借机挟取货贿，拉帮结派。四是结连党羽，把持会议会推，操纵官吏之升降。五是公然卖官鬻爵，多端取贿，贪婪无厌。六是控制言官，使之不得参劾。七是借事排挤陷害异己，闻者骇惧。
康熙皇帝读罢郭诱的奏疏，大怒，遂革明珠、勒德洪大学士之职，交予领侍卫内大臣酌用；革大学士余国柱之职；令大学士李之芳休致回籍。当时内阁共五名大学士，除王熙外，全部撤换。
康熙皇帝除了对已形成的朋党加以打击外，还对未形成的朋党从制度层面加以防范。如：严禁官员交结在内近侍人员；督抚司道官员赴任时不得谒见在京各官；京内外官员不得彼此馈送；凡结盟兄弟者，着即正法；外任州县官必须距原籍五百里外；凡王、阿哥差人赐属下外任官物件，该督抚即应奏闻；提拔知县，停止督抚保举，以免督抚以此示恩，拉党结派等。
康熙皇帝打击朋党的真正原因，主观动机是加强皇权。当然，由于拉党结派者往往只顾集团利益，而“不以朝廷事务紧要、民生关系重大为念”，而且各党争斗，“附己者即为引进，忤己者即加陷害”，不利于统治阶级的内部团结，所以康熙皇帝打击朋党的谋略客观上有利于国计民生，有利于减少统治阶级的内耗。也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〇要珍惜手中的权力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获得权力的机会，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拥有权力的感觉，也不是每一个有权力的人都能够珍惜所拥有的权力。
珍惜权力就是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权力，不要对权力视做儿戏，但更重要的是不能轻言放弃权力。
对于一个领导者，切勿轻易放弃自己的实权，否则一旦失去，再想索回，为时已太迟了。
领导者授出一定的责任和权力后，必须保留自己必要的权力和责任，防止放弃职权。总的说来，领导者要握有指导权、检查权、监督权和修改权。
这几方面的权力是从广义上讲的，是广泛适用的。但具体说来，对于不同性质的任务、不同形势环境和不同的授权对象，领导者保留的权力内容不尽相同。
但一般说来，第一，领导者应该保留对该系统工作任务的最后决策权。即当该系统工作最后目标达成发生意见分歧、莫衷一是的时候，领导者要能够正确综合全局，权衡利弊，当机立断，作最后决策。
第二，领导者要把握对直接下属和关键部门的人事任免权，即组织人事权。有了这一点，就能保证保留对直接下属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权。协调理顺下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其他下属所不能替代的。
领导者授权并不是放弃领导，而是为了加强领导，对领导来说，把权力放下去，并不是坐享其成，大功告成。而是要加强监督和控制，建立有效的反馈系统，一旦发现问题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及时给予解决。对影响目标的局部现象应立即协调，对进行中出现的错误应迅速予以纠正，对不称职的下级可将权力收回另授予其他下级。至于收与授的时机，则应由领导随机处置，切不可朝令夕改，更不能迁就行事，以免影响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