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别样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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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 把人物写活

文学既然是人学,就要写人。生活中的人是立体的,具有多面性,但大都有一个主导的性格方面,并都打着时代的烙印。没有哪一个人是平面的,单一的。就是神经病人,也知道吃喝,而且也有时代特征。文化大革命中,我就看到过几个神经病人,他们在街头义务宣传“就是好”和“语录”,有的甚至在胸前的肉上别一枚像章,唾沫四溅地高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之类。虽然声嘶力竭,颠三倒四,却很少不符合当时的气氛。可见,一个人只要生活在人群中,生活在社会上,就不可避免地受周围环境和那个时代的影响。就说大脑吧,随着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的智力水平是普遍地提高了。这本来是好事,是一种进步。但不幸逢上前些年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这种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引入了畸形发展。例如愚笨的人学会了耍小聪明,聪明的人反显得大智若愚;卑鄙的人也能做些堂而皇之的事,诚实的人有时反要骗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总之,人们的精神世界,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状况。

我们在表现这一段社会生活的时候,如果把人物都写得那么简简单单,那么单一透明,就很难令人信服了。我在拙作《“狐仙”择偶记》中,就力图把其中的几个人物,写成具有时代特征的活生生的人。主人公黑嫂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青年妇女,是一位在生活的教科书面前不断成熟起来的人物。没有出嫁前,她“原是个天真活泼的共青团员”“学雷锋做好事”“干什么都是热热火火的”。但她把生活看得太纯净了。十八岁介绍对象时,让漂漂亮亮、能说会道的小伙子玉泉迷住了。不料,新婚宴席上,一场闹剧暴露了丈夫卑下的灵魂,头一夜就闹翻了,在后来的相处中,她越来越感到玉泉不是一个本分的庄稼人。文化大革命开始,玉泉造反武斗,一命身亡,撇下老母、妻子和遗腹女。对玉泉假如仅用“这是他应得的下场”一句话来了结此案,是欠公允和准确的。人非圣贤,孰能无错?丈夫玉泉在入党问题上虽有不良动机,如果在正常情况下,是完全可能经过教育转变过来的。但文化大革命却为他这种不良思想的发展和恶性膨胀,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因此,他的悲剧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特征。

血的教训,使黑嫂在爱情问题上成熟起来了。她开始重新设计未来的丈夫:“男人嘛,她想象着,应当是强壮有力的,能够保护自己的女人;应当本分正直,没有非分的要求;应当顶天立地,不要弯着腰生活;应当……”按照这个标准,她审视着周围的光棍汉子们,结果都没有一个人打动她的心。

最后几经曲折,经过十多年的观察和相处,终于选中了老弯做丈夫,使自己的爱情有了圆满的归宿。这篇小说,用一个“择”字贯穿始终,意在表现黑嫂在爱情问题上执着的追求和严肃的态度,以及对生活的信心。她有一句话:“命,命,我倒要看看,这命是方的还是圆的!”因此是否可以说,这种对命运不屈不挠的进击者的姿态,是黑嫂性格中最主要的一面。

这样一个无依无靠,年轻貌美的寡妇,尽管在精神上是个强者,但在力量上毕竟是个弱者。母女三人,以她为舵手,驾着生活的小船,要在风波浪尖中到达彼岸,又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情!且不说丈夫看病欠下的债务,一老一少的拖累,家庭生活的窘迫,长夜的难熬,仅就一群光棍汉子的追求,也够她招架的了!小伙子们有的向她献媚讨好,有的借各种机会讨她的小便宜,还有的欺她无人,悄悄追到家里耍流氓。对这样一个难以应付的局面,怎么办呢?黑嫂区别不同情况,巧于周旋,机智勇敢地保护了自己。在感到实在支持不下去时,她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毅然以一个家庭主妇的身份,一天数次地出入于左邻大队支书老石家,从而给外界造成一个假象,似乎她要做“候补太太了”。此举很快引来许多流言蜚语,以至白眼咒骂。这使黑嫂发抖,战栗、流泪,但她却咬着牙没有分辩。而是忍辱负重,不惜用牺牲自己名誉的巨大代价,保住自身实质上的清白,换得一份救济粮款,以维持全家艰难的生活。老石对她抱有非分的幻想,黑嫂是早就知道的。但她确信“对付一只螳螂,比对付一群黄蜂要容易些”,到底利用权势者的力量,震住了那些围着她胡来的光棍汉子们。在这之前还有一个细节。有一次,黑嫂在僻静处被人拦住无法摆脱,于是装出神秘的样子,悄声说:“这儿不行!晚上在河边上等我。”把小伙子骗走了。事后,她当然不会去赴约。于是有人指责说,这个细节表现了黑嫂的“轻浮”,既不尊重自已,又不尊重别人。我以为,这里首先要弄清楚,黑嫂面临的是一种流氓行为,而且在“逃脱不了时”,才施以“骗”术。这里除了机智,哪里有一点“轻浮”可言呢?至于那位想入非非的小伙子白等一夜,饱尝风霜之苦,是由于他不“尊重”别人而自讨苦吃,实在不值得同情。黑嫂在这件事上的“骗”,和前面提到的屈身于大队支书家里,给人以假象,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是生活使然,命运使然,是一个弱者独特的抗争。这些行为也许算不得英雄行为,但却表现了黑嫂的大智大勇和驾驭生活的能力。如果没有这些细节,“狐仙”便不成其为“狐仙”了。

黑嫂性格的另一个方面是善良。在她身上,既有中国劳动妇女传统的美德,又有新中国年轻一代崭新的精神面貌。丈夫死后,她并没有因为要追求自己美好的爱情,或者原来就讨厌丈夫,而抛弃双目失明的婆婆和幼女。她把追求爱情和对家庭的责任感熔为一体,决意带着一老一少坐堂招夫。而且常常忍着自己的痛苦,在婆婆和女儿面前装猫变狗,变着法儿让她们高兴。即使在自己受辱的情况下,也是泪水往肚里吞,不让老人家在失去儿子后,再增加哪怕一点点精神刺激。她的善良还表现在对待光棍汉子们的态度上。

在一个偏远落后的小村子里,物质贫乏,精神空虚,小伙子当婚不婚,是那一时期特殊的产物。这些小伙子围着黑嫂打转,有时做点冒失事,并不能说明他们就是坏人。黑嫂正是在生活中痛切地感到了他们的苦恼和难处,才常常怀着博大的同情心怜悯他们,原谅他们。只要不出格,哪个“讨点小便宜”,“黑嫂都可以佯装不知,把这些看作无意间的举动”。即使对支书老石,黑嫂也对他不幸的处境表示深切的同情。他虽然曾对她施以轻薄,但她却照样真诚地尽到邻里之谊,帮他料理家务,为他的孩子们缝衣做鞋,为他的病女人煎汤熬药。这种帮助,直到自己重新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之后,还一直延续着。最后,终于把“老石两口子都感动哭了”。

以上几个方面,共同织成了黑嫂的立体性格:坚韧不拔,柔中寓刚,机智聪明,热情善良,而这种性格正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形成的。作品是否完成了这个意图,我不敢说,但在愿望上,我是力图这样写的。

《“狐仙”择偶记》曾经引起过争论,这篇小说当然还有不足之处。但通过它的创作实践,我深切地感到,要想写出活生生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来,一要高屋建瓴,准确地把握时代特点,以及这个时代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二要深深地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从生活中提炼人物。否则,从概念和想当然出发,不仅不能写出活的人物,而且也不能认识和无权评价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