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期被誉为“红色教授”的杨秀峰，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出国留学之前的1928年8月，杨秀峰就在天津市教育局担任科长，9月又转任河北省教育厅第三科科长。建国以后，杨秀峰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时候，还兼任河北师范学院院长。
在30年代的大学课堂上，杨秀峰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讲起课来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富有逻辑性，又善于联系实际，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他讲授的历史、地理等课程，材料丰富，分析精辟，循循善诱，学生既能看到历史舞台上各种人物的表演，又像是在多娇的山川中驰骋，饱览秀丽的风光，了解祖国各地的矿藏。他讲的课很受爱国学生的欢迎，常常是教室里坐满了学生，窗外也站满了听众。学生们听得入迷，竟然担心下课钟声响起，总想着能多听一会儿他讲课。他的学术造诣受到学界的好评，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曾撰文推荐过他。
杨秀峰既是教授，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战线卓越领导人，建立了新中国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合格的建设人才，适应了当时各项建设事业的需要。
卸任河北省主席之后，杨秀峰出任国家高教部第一任党组书记、副部长，后来又担任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在他主持、领导教育工作的十余年间，正是我国国民经济建设恢复时期。一方面国家需要大批人才，另一方面我国教育的状况十分落后。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培养大批国家急需人才，他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亲自布置、组织制定教育法规和教育发展计划，调整高等学校的院系和专业结构、配备干部、编写教学大纲。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旧中国的教育基础薄弱，情况复杂，教育改革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1957年，党中央、国务院为了解决高等学校分布不合理的状况和实施开发大西北的战略计划，决定将上海交通大学迁往西安，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布置这项战略任务，并责成杨秀峰具体主持内迁工作。这一决定在上海交大引起很大反响，许多人表示了不同意见，甚至抵制学校内迁。内迁涉及教职员工及家属随迁，以及校舍归属等复杂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很大。为了将内迁工作做好，杨秀峰全面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宣讲上海交大内迁的战略意义，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同时开展调查研究，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解决内迁中的实际问题，与上海市委及学校领导共同研究搬迁方案，使这项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杨秀峰不但酷爱教育事业，而且对于办好教育具有前瞻性思维。50年代末，他提出要加强我国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与教学。1960年他又建议尽早把我国需要的尖端科学技术专业设置起来，并要特别注意发展基础学科专业。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大专院校克服困难，相继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
杨秀峰离开河北省政府主席职位后，连续做了13年的高教部长、教育部部长。这13年正是新中国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奠基时期。作为教育重大变革的亲历者，杨秀峰努力研究中外教育经验，以求实、稳妥的态度处理教育改革难题，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发展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此，薄一波曾经这样评价说，“文革”前我国教育事业的每一阶段，都有杨秀峰的脚印，我国教育事业的每一成果，都有他浇注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