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中旬，天津即将解放之时，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华北局就提前派出城工部工作人员，前往天津了解情况，掌握信息。时任华北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于11月份由石家庄前往胜芳开展社会调查，为接管天津进行准备。
1949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天津，天津市军管会宣告成立，黄克诚任主任，谭政、黄敬任副主任。不久，黄克诚奉命率领部队南下，继续执行解放全中国的战略任务，中共中央任命黄敬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主持天津的工作。
天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用武力解放的，天津的人民政权是用鲜血换来的，天津市人民政府是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
天津解放这一天，是华北地区较为寒冷的日子。这天凌晨，工业重镇天津的街道上静悄悄的，偶尔有响着铃铛的黄包车呼啸而去。从延安养病之后，黄敬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经办事处主任，不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多年的革命生涯，已经把黄敬锻炼成为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黄敬奉命带领市政府先遣队从胜芳出发，先乘卡车、后步行，在硝烟弥漫中进入天津。
天津刚刚回到人民的怀抱，黄敬便带领干部进入市区，所行之处，仍能看到硝烟弥漫，城门和马路边散落着敌军的尸体，我军士兵押着一队队俘虏走过。
黄敬等入城之后，天津市人民政府的第一号布告已经张贴在位于霸县胜芳镇的市政府门外，宣布华北人民政府委任黄敬为天津市长，张友渔为副市长，随即就职。宣告载明：“值兹军事管制时期，肃清蒋傅残匪，建立革命社会秩序为首要之任务，仰各界人民严格遵守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各安生业，不得自相惊扰为要。此布，市长黄敬、副市长张友渔。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布告标志着国民党对天津的反动统治已经结束，人民政府成立并开始行使权力，天津属于人民了！1949年1月15日下午3时，一份名为《天津市区光荣解放，革命秩序迅速建立》的号外，从报童的手中传遍天津的大街小巷。
按照预定计划，黄敬指示首先接管国民党在天津的警察机关，搜捕战犯、特务，恢复社会秩序。原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是“军统”分子，在天津解放前夕，我地下党组织通过关系，先做了他的工作。所以，天津解放后，他没有逃跑，也没有进行顽抗，而是下令全部警察系统坚守岗位，保护好全部档案、资料和物资等，作好向解放军移交的一切准备，解放军的接管干部进入市警察局之后，他便立即作了交代和移交。
入城后的第3天，黄敬指示军管会有关人员，召集旧警察局全体人员，宣传中共政策，宣布接管办法。到1月21日，搜捕战犯、特务的工作即已基本完成，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天津市军管会在短期内就破获了重要特务组织40多个，逮捕首要特务分子306人。
天津市人民公安机关建立以后，黄敬指出：“人民政府的公安部门，所从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公安工作，是依靠大多数人来统治和惩治少数人的，这与反动阶级的警察迥然不同。”他要求天津市的公安机关人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严格区分敌我界限，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坚定的阶级立场，同时还要熟悉业务、服从命令、执行政策，经常与基层群众保持联系，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
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向古都北平进发时，曾意味深长地把进军北平比喻为“进京赶考”，并称“我们绝不做李自成。”刚刚接管天津的黄敬也曾说：“敌人使我们长期与本阶级脱离，我们进入大城市是归队。”“进城后要先与工人阶级见面。”
进入天津以后，黄敬首先深入群众，全面了解天津的社会及民生状况。一连数日，他不辞疲倦地亲自召开与天津群众见面的工人座谈会。每到一地开会，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党中央告诉我们，进城后先找工人同志谈谈，如何把城市管好。”
黄敬看到，由于中共天津市委各级领导干部，认真贯彻党的城市政策，加上过去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做了大量诸如上层统战、护厂护校、收集情报、调查研究等工作，使天津市的接管工作有条不紊地顺利完成。天津解放的第一天就接通了电话，第二天全市通了水、电，第三天电车就通车，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天津市经济生活的恢复和发展非常迅速，到1949年底，公营工业的生产就已经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日本统治时期的最高水平；私营企业发展速度虽较公营工业为慢，但也恢复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私营工业由原来的9837户增加到12311户，职工人数增加了18.9%。
黄敬担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时，年仅37岁，是一位年轻的“老革命”，他凭着对天津人民深厚的阶级感情、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毅力，在接管天津过程中，创造了奇迹般的业绩。
黄敬作为天津首任书记和市长，只有短短的3年多时间，这段时间是天津史册上不同寻常的时期。黄敬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在接管城市、恢复和发展生产、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团结教育知识分子、培养干部、进行城市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成绩，给天津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在天津提起黄敬来，人民仍然深情地称赞他是“天津人民的好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