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同在回忆录中说：“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书法与革命融为一体。在许多关键时刻，我的书法特长帮助了我的革命活动，而我参加革命斗争又给我的书法艺术深刻启迪和巨大影响。我的人生可谓是革命加书法的人生。”
1921年舒同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受“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思潮的影响，与进步同学一起探求救国救民和改造家乡的良策。舒同与饶漱石、李井泉等同学都是江西同乡，有着共同的生活感受，他们一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积极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刻揭露当时社会的专制腐败，表现了热血青年追求真理、向往民主自由的美好愿望。在校期间，舒同发表进步文章，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所谓“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虚伪性，表现出为国为民追求真理、伸张正义的革命精神。
1925年春，为支持北伐军，舒同等人在东乡成立了“兵差办事处”。为召开欢迎北伐军大会，舒同连夜赶写了百余条宣传革命真理的标语口号。大家都称赞舒同的字写得好，舒同第一次认识到书法的社会功能，就像他所说的：“写字也能为革命服务”。
1926年舒同从学校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东乡县支部书记和中共东乡县委书记、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东乡县党部常委，领导东乡县的革命运动，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舒同由于有幼年私塾的底子，1930年9月参加红军时，算是军队中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了，他利用自己能文善写的特长，经常在《红星报》等报纸上撰稿，鼓舞士气。他撰写了多篇优秀文章，大力宣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激发广大指战员排除万难、奋勇杀敌的战斗热情。长征路上，舒同利用自己的书法特长，积极在沿途路上刷写标语，宣传革命道理，动员穷苦人当红军，无论是在数次反“围剿”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舒同以麻绳为笔，红泥作墨，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书法才能，在军中有“红军书法家”之称。
抗日战争时期，舒同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兼《抗敌报》社社长，后来中共晋察冀省委将《抗敌报》作为省委的机关报。舒同经常在《抗敌报》上发表文章，鼓动群众，宣传抗日。1939年9月17日的《抗敌报》，刊登了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舒同回复日军指挥官的《致东根清一郎书》，以极大的民族气概批驳了日军的侵略谬论，指出“日本军阀法西斯蒂，不特是中国国民之公敌，实亦日本国民之公敌也”，并表明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此信于1991年在《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引起历史学界的关注，被认为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份备忘录”、“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对话”，这篇文章便出自舒同之手。
毛泽东是著名的书法家和诗人，书法喜爱怀素的狂草，诗词则喜欢李（白）杜（甫），他也很欣赏舒同的文章和书法，在漫长的军旅生涯和革命斗争中，两人经常切磋书法与诗词。舒同对毛泽东的书法非常钦佩，在他出版的《舒同书法集》中，超过一半的作品是书写毛主席的诗词，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在红一方面军召开的反‘围剿’誓师大会上，毛主席亲自把一整套‘诱敌深入’作战方针的内容，书写成对联贴在主席台两边。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游击战里操胜券！’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的手迹，那端庄有力的笔法，那奔放洒脱的风格，深深地感染着我。”后来毛泽东在论及乾隆的书法时，曾经对舒同说：“乾隆的字到处都有，有筋无骨，我不喜欢。乾隆时期，提倡赵书，代表人物是张照、弘历，书法功底较深，气格不高。那个时期成型的馆阁体，评价不一，有人就认为是钻进了书法的死胡同。”毛泽东的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他的书法修养及风格追求，使舒同在研习书法方面大长见识，并为他以后研究书法指明了方向。
其实，早在江西苏区时，毛泽东就曾送给舒同两个“雅号”，一个是“马背书法家”，另一个是“党内一支笔”。舒同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是在漳州战役之后。打扫战场时，毛泽东握着舒同的手说：“早就知道你了，在《红星报》上看过你的文章。”舒同参加红军后，一直在团、师搞宣传工作。随红1军团长征到陕北时，一路上书写大幅标语，弄得身上全是石灰，衣服上也烧了好多洞。在行军途中，没有纸笔，舒同就捡了树枝在地上划拉；骑在马上，也用手指头在裤腿上划拉。有一次被毛泽东看到了，就笑着说：“舒同，你成了马背书法家喽！”从此，“马背书法家”的美名就传开了。
从江西苏区开始，舒同就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虚心向毛泽东请教书法和诗词，毛泽东总是热情地与他一起切磋探讨。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不管工作多忙，只要见到舒同，不是论书法，就是谈诗词。延安时期，向毛泽东求字者络绎不绝，毛泽东说，舒同是“党内一支笔”，你们去找他题吧。于是延安许多地方都留下了舒同的墨迹，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校牌及其“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训。舒同也在多个场合介绍过，“抗日军政大学”校名和这八字校训就是奉毛泽东之命题写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多次请舒同代他题字，北京农业展览馆建成后，有关方面请毛泽东题写馆名，此时舒同在山东任省委书记，毛泽东说：“不要老是我来写”，并批示“请山东的舒同同志题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舒同随第三野战军进驻上海，协助陈毅领导接收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总编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仍一如既往，保持着战争年代“马背学堂”时期的那种刻苦练字精神，书写不辍，为上海写了无数的门牌匾额，在上海留下了许多墨迹，如：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精品，特别是其所书“上海站”，已成为城市的标志。不仅在上海，北京后海的“宋庆龄故居”门匾，湖北武汉蛇山的“黄鹤楼”牌匾，均出自舒同的手笔。山东、陕西、江西……大江南北，到处都可以欣赏到舒同的佳作，即使是普通百姓家里，不少人也珍藏着舒同的墨宝。